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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罷工公投及國安法:本土工運反思及構想

2020/12/6 — 14:25

【文:香港創建及工程人員總會成員劉俊平、眾工會義工】

〈社運中的工會〉專欄編按:

香港的工人運動長期積弱,工會常被視為建制派「福利聯誼會」的代名詞。來自新工會香港創建及工程人員總會(創建工會)的劉俊平,回顧港、台、韓的工運史,說明這是政權一直刻意忽視、甚至打壓工會而來的現象,也是自主工會錯失了在經濟結構轉型的過程中自我改革的結果。

若要復興工運,創建工會認為新工會需向大眾展示明確的定位,建立由下而上、以行業為基礎的公民社會網絡。文章提出,工會應致力在企業、勞權及政策討論層面,展示工會的行業代表性;同時需積極以傳統、單向及互動的媒體,對抗國家與資本對公民社會的打壓,為民主政治建構公共領域。

(文章由專欄編輯稍作刪減修飾。)

一場反修例運動,在短短一年間令香港的政治和社會形態,都產生了巨變。政權撕破了偽善的外皮,活生生地將其威權本質裸露於香港人及全世界面前。在此同時,香港人像經歷了自我探索的一年,認清楚自己的能力、創意、堅毅和理念。不同的抗爭手法出現在日程表上,新工會浪潮在罷工行動、反送中示威中油然而生。工運在香港長期被忽略,除了本身香港人對自身勞工權益的忽略外,在行業問題上亦鮮有討論,可說是落後於國際主流。在工會罷工公投後、以及通過國安法後,筆者希望能探討工運的未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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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三小龍:工會式微的歷史因由

在台灣,2014 年 3 月及 2017 年 10 月分別發生了兩場本應由工會帶領的運動:反《勞動基準法修例》及反《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運動。兩場運動固然牽涉甚廣,但最切實影響到人民的,是當中有關勞工權益及相關議題的條款。然而,在兩場運動中,工會的角色及影響力都微乎其微,最終皆變成以學生為中心的運動。工會在勞工運動上失語,轉由青年及學生領導的原因是什麼?工會在東亞各國(尤其是香港),政治制度及工會相關法例不成熟,政權都傾向刻意忽視,甚至打壓工會。究竟如何可令工會運動復興,重新確立論述和凝聚力,使新工會運動能成為一股持續的政治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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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東亞國家如韓國、台灣和香港的近代工運歷史,三地在上世紀 80 年代前,工會組織在冷戰思維下,均被當權者視為敵對共產主義國家的滲透組織,繼而受到政權的直接打壓,令到早期工會運動受到制度性的歧視。以韓國為例,在朴正熙執政年代,當權者高舉資本家為民族英雄,繼而以國家之名,暴力打壓及驅趕工運活躍分子,甚至把他們列入禁止僱用名單,70 年代韓國的東一公司女工工運便是一例(註)。在台灣,國民黨政權遷台不久就開始實施戒嚴,進行威權管治,並為政黨及工會的運作劃上了紅線,例如只允許「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一個受國民黨黨部控制的工會——運作。因此,勞工爭取權益變得難若登天,更遑論為社運帶來動員力。

回顧香港,在六七左派工會暴動後,港英政府在政策上刻意架空工會組織,讓政府直接介入勞工權益,法例上集中於個人權益,無需經工會作橋樑,導致本港工人大多只尋求政府制度內的勞工處作協助單位,不知有工會存在,也不知遇到勞資糾紛時除了依循制度外,能向誰求助。工會成為了一個可有可無的存在,甚至在大眾心目中成為福利會、聯誼會之流。各地政權皆曾試圖以國家行政手段,矮化勞工組織,以保政權穩定。

「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政權的打壓往往會引發更大的社會動盪。韓國因為勞工運動被開除的工人,成為了職業工運家,他們推動更大型的工運,並組織跨企業工會組織,要求修改勞動法、廢除黑名單。與此同時,基層工會活躍分子日益增多,組織能力亦不斷加強。其後在 80 年代中,工運活躍分子藉着漢城(即現在的首爾)奧運及亞運下政治鬆動的契機,建立了許多獨立工會及工運網絡,在 80 年代後期,隨著跨企業工會變得更加廣泛,工會組織更趨向政治化及社運化。在全斗煥宣布了政治自由化計劃後,1987 年 7 月至 9 月間,韓國發生了 3,000 多宗勞工相關運動,是自 1960 年以來的總和,約有 120 萬名工人參與,值得一提的是,幾乎每一個大型行業的工運都是由企業員工完全自發,並無計劃、亦沒有自主工會等組織。在及後一年間,更成立了 4,000 多個工會,有 70 萬工人加入,很多公司所控制的「建制、親資方、傀儡」工會被自主工會取代,有不少工會成功爭取改善工作環境、加薪等待遇,最後亦間接推動韓國第一次總統直選。在台灣,在戒嚴前後興起的「自主工運」亦成功衝破舊有的勞資關係,推動了台灣勞動法的修訂、其他工會及勞工議題等等,實踐「工人支持工會,工會改造社會」及「工運社會化、工業民主化」。

為什麼看似強大的工會運動,卻在九十年代開始解體及失語?韓國的盧泰愚政府、台灣的李登輝政府,皆繼承了國家鎮壓工會的傳統。盧泰愚在 1989 年鎮壓了多場重工業及產業工人罷工,拒絕承認「全國勞工運動團體協議會」(「全勞協」)的合法地位,並監禁了協會的領導人,以及使用行政手段威迫團體成員,令到全勞協成立一年內失掉了一半的成員。台灣的李登輝政府亦在 90 年代初,積極召開各種專案會議,排除企業外部干預勞資爭議、貫徹公權力等,令到當時大量活躍的工會從此衰落,大批工會幹部成員被解僱及起訴。

除了政權的直接打壓令工會組織萎縮,筆者認為韓國、台灣及香港的工會錯失了跟從經濟轉型下,因應勞動結構大幅度變動而進行改革的時機,亦沒有重構工會的定位。傳統工會源於回應資本家剝削勞工的情況,旨在團結工人,協助改善薪酬及工作環境待遇,並在工業革命後,由於製造工業的勞動密集性質,而得到充分發展。然而,在工資上漲、產業鏈自動化及經濟結構轉型的情況下,工廠向低成本國家轉移,傳統工會失去了成長的契機,以致勢力大減。與此同時,企業社會責任概念抬頭,部分勞工待遇得到正視和改善,令到勞工群眾失去參與工會運動的迫切性。另一方面,部份勞工階層轉型為服務業工人或技術性白領等等,令傳統的直接工業行動效果大減。以罷工為例,工人罷工對企業營運的影響越來越分散,難以企業停轉來威脅資方讓步。

破舊立新:以工會建設公民社會網絡

香港經濟主要依賴貿易、物流、金融服務業及其他專業服務等等,約有9成勞動人口從事服務性行業,發展方向長期為資本家及商業原則所主導,勞工權益一向不太被重視。若出現勞資糾紛,資本家多與工人直接對談,或由政府機構從中介入;除了空服員、巴士、地盤及飲食等傳統勞動行業外,職工會的存在及角色一向從缺。

2019 年,香港修例中運動催生了數十個以行業為基礎的新工會,以廣泛的全民工業行動為起步點。但隨着反送中運動進入冷靜期,加上疫情重創全球經濟下,各工會亦必須回應行業相關的勞工議題。工會若然只蕭規曹隨,以傳統工廠式工會發展,必然事倍功半,難以吸引勞工參與,更遑論團結工人。即使新工會浪潮下,不同行業工會相繼成立,除非在短時間內有重大切身危機(如醫護人員要求全面封關,以降低疫情在港爆發風險),否則現時無法得到預期的號召力。

市民並不了解工會在罷工以外的用處;新工會若要復興工會運動,必定需要先找尋自己的定位,重新確立工會作為企業和勞工之間的橋樑,令工會成為勞工權益上的代言人。就其功能而言,工會應該與地區組織一樣,作為公民社會的底層組織,從下而上建立從業員間的社群網絡,補足公民社會的動員能力。故此,筆者認為社會各界應藉著新工會浪潮,重新定義香港工會,建立以行業為基礎的公民社會網絡。

筆者認為,工會正正彌補了地區組織的不足。區議會作為公民社會的最底層,事實上只是沒有實權的諮詢性議會,令到地區民主發展即使登上了公眾議程,也往往難以發展出一套完整的論述,而且因選區過小、或成員橫跨不同經濟階層,令社區組織能引起的迴響有限。同時,非建制地區組織當中,不乏政黨的衛星組織、或依賴區議員薪金運作者,令到地區基層組織往往被選舉政治牽動,可因其「東主」選舉失利而陷入停止運作。相反,工會在香港的選舉政治上,沒有太多直接參與的角色,加上資金來源主要為會費,其運作及決策必須緊貼會員的共同利益和取向。

在此背景下,配合網絡技術的發展,理想的新工會浪潮應脫離選舉政治,以一種以眾籌形式運行,以行業為本的組織,建立沒有選舉政治壓力、選區地域規範的組織。

建議方向:如何確立工會地位

在香港的商業環境,加上職工會條例的規範下,工會並沒有太大的權力。若新工會只像傳統工會一樣每天拉着旗幟靜坐、罷工和抗議,必定無法成功建立與企業間的關係。有見及此,新職工會應先接觸學行業中的龍頭企業、或同意新工會理念的企業,建立良好溝通渠道,讓本港的資本家習慣與確立新工會的存在,習慣以之為員工的代表,進而開始成為從業員與企業間的溝通管道。

同時,新工會可先從教育會員入手,使他們關注日常被忽略的勞工權益,例如過多超時工作,或不合理的勞工合約等,從日常細小的勞工權益問題展示工會的功能,令工會會員及業界從業員明白,若欲向僱主反映勞工問題、改善自身勞工待遇,工會是一個良好的匿名平台與渠道。只有透過實際的行動和示範,香港的新工會才能在工會從缺的環境下,重新確立工會的角色,進而吸引從業員參與工會,增加工會在業內的代表性。

以工程及建築業為例,其發展大多操控在政府內部的技術官僚、資本家手中,令行業發展傾斜向發展商及建築商,行業從業員作為工程及建築發展的持份者,以及香港公民的雙重身份下,其意見並沒有得到太大的重視。新工會應藉着其凝聚行業的優勢,以從業員的利益角度,與政府及資本家進行發展談判和規劃,從而讓工會發展更加長遠及可持續。

除以工會身分外,理念相近的從業員亦應積極參與業界其他代表協會或學會,以得到充分的影響力。以工會運動為例,台灣大同企業工人工會在國民黨戒嚴時期,形象不切實際,甚少成功爭取勞工權益或協助企業發展,在自主工運發展前後,持與「自主工運」相近理念的人士逐漸影響工會,令工會能夠主動向大企業、甚至政府商討勞工問題。

新工會亦應以保障結社權,勞工權及公民權利為目標,以團結工人、及作為企業與從業員間的橋樑為手段,擴大行業影響力。1970 年 11 月 13 日,當時22歲的裁縫全泰壹在漢城西南部服裝工業區的工業行動中自焚,在韓國工運播下了抵抗和反叛的種子,成為工人階級意識覺醒的強大象徵,從而把政治鬥爭範圍擴展到勞工問題、經濟平等問題。今天香港的醫管局員工陣線在疫情議題上,從自身的勞工權益,擴展至廣大社會議題。但願作為工會復興的第一步,這種勞工運動與社會運動連結的例子,並非曇花一現,而是相傳世代之薪火的起點。

此外,新工會亦可從其他軟性手法吸納會員,團結行業從業員。以下,筆者將以網絡公共領域為重點例子,探討可以什麼手段,長遠經營工會運動發展。

網絡世代:建構公共領域

工會為公民社會提供的,正正是德國哲學家哈貝斯(Jürgen Habermas)所指的「公共領域」——即「政府之外,作為民主政治之基本條件的公民,自由討論公共事務、參與政治的活動空間」。公共領域並沒有空間限制,可以是從前的英國的咖啡室、巴黎的髮型屋,現在香港的連登討論區、中國的知乎網站等等,不論是實際存在的地點、網絡世界、電視、書籍、還是媒體等等,都可以是一個交流訊息、討論社會議題的空間領域,也被視為民主政治的基礎。

哈貝斯曾提到,一旦政府操控媒體作政治宣傳或打壓,將扼殺公共領域培養的創造力及批判思維,動搖現代民主社會基礎。香港現時大部份媒體,已被中共完全或部份控制,工會作為從業員的中心,正可建立以行業為中心的公共領域。新工會大多為行業工會,會員大多有類近社會背景,沒有物理上的地區限制,較接近近年所說的「無大台」工社運組織,以互動社交媒體的橫向組織力量(horizontal organising)為基礎。工會間並無突出的政治人物,亦沒有出現像傳統政黨或外國一些老牌工會常見的、由上而下的建制架構,反而與會員有著大量直接的雙向互動。筆者認為若要建立全面的公民社會,新工會可從三方面著手,建立業界公共領域:

一)網絡世代前 (Pre-Internet)

「網絡前世代」的方法即所謂「傳統」人與人及印刷媒介等等。雖然我們身在網絡資訊泛濫的年代,但傳統方法亦不可或缺,以接觸一些網絡以外的受眾,及讓從業員與工會幹事有親身交流意見的機會。組織者可仿效地區組織,建立地區報訊(例如《元朗社區報》),向從業員及公眾提供業界資訊及工會動態。這能一方面連繫網路以外的讀者,衝破網絡同溫層;另一方面發表行業願景及理論論述等,深化對宏觀議題的討論。此外,工會可在從業員集中的地區,擺設街站、派發傳單或張貼海報,讓工會資訊傳至大眾的日常生活。

二)網絡 1.0

「網絡 1.0」即早期網絡單向傳播方式的發放平台,例如網頁、telegram channel、Facebook page、YouTube Channel 等等。這種單向性的傳播媒介,可以在網絡世界以最方便、快捷及便宜的方法,讓工會建立資訊發放平台。雖然互動性不足,但單向廣播平台可建立權威性的媒介,也對政府及資方造成壓力。例如在反送中運動中興起的 telegram channel「氣象巴打」、「民間記者會」等皆有動輒十數萬的追隨者,其內容亦獲廣泛流傳。部份新晉區議員亦以社交媒體專頁,發佈每日社區資訊及日常工作,從而增加透明度及受眾歸屬感。

若「網絡世代前」的傳統方法建立工會雛形,「網絡 1.0」便是以工會議題重新拉近群眾。「工會」及「勞工權益」這類聽起來像舊世代的詞彙,其實極需要這種平台,讓公眾了解工會運作及動向,洗脫工運「老悈悈,硬弸弸」的形象。香港在專業工種蓬勃發展下,工會角色更不明顯,很多從業員覺得並沒有參與工會的需要。新工會浪潮普遍以專業及傳統中產界別,例如會計、工程、醫護等等為重,即使目標是爭取僱員權益,若果只是蕭規曹隨,在資方辦公室外喊喊口號,在工會內討論馬克思主義思想能如何團結工人,必定無法將新工會浪潮再進一步推向公眾。

時移勢易,工會不能繼續只扮演在媒體前,發表技術性講話的角色,而需要投身社交平台文化,運用軟性推銷及親民的手法,把工會經營成一個受會員及大眾喜愛的角色。21 世紀的我們,習慣被科技公司開發的演算法程式,推往不同的興趣群組,難以接收同溫層以外的資訊。社交平台難免令日常資訊碎片化、議題小眾化、意見極端化,然而新工會也需藉此途徑,重新將議題帶回公眾視覺。

三)網絡2.0

「網絡 2.0」即參與式網絡,即各個不同的社群平台,透過轉載、分享及不同形式的串連,令不同地區與語系的社群平台間,能以資料共享、共同創建、訊息交流等方式,連結成更緊密的公共領域。近年,由網絡帶動的社運行動模式隨之興起,例如最近的台灣太陽花學運、香港雨傘革命及反送中運動、全球 Black Lives Matters (黑人人權運動)等。對於網絡在社會運動中的爆發力、渲染力和傳播力,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詳、且活在其中,筆者在此不用多說。惟這些力量往往有如曇花一現,只在社運發展最熾熱的時候發揮作用,當社運逐漸冷卻後,這種圈子卻難以轉型,成為更深入且緊密的公民社會網絡,或長遠而健康的公共領域。

筆者認為,新工會必須建立會員間的互動平台,例如建立會員專屬的討論群組(telegram, whatsapp group)等等,開放讓工會會員們討論任何議題,讓會員網絡能深入日常生活中,加強會員間的向心力及凝聚力。工會也能使用一些視像會面軟件,定時進行會員間的政策討論和意見交流等。

工會達一定人數規模後,可嘗試再細分更多以會員為基礎的迷你「討論/社交圈子」(discussion sphere),以工種、公司、興趣、上班地區等,把相近背景的會員分類,讓有共同經歷及話題的會員,能有更緊密的聯繫。例如,建立一個機場上班的工程人員 telegram group,讓在同一上班地點者討論共同的特定話題,從而建立一個迷你網絡、甚至實體群組;即使他們不是核心成員,亦能為工會帶來團結性。

除此之外,工會亦可與學生群組互動,開設不同專業的導師(mentoring)群組,讓學生與現實從業員透過網絡,進行互動的指導計劃,促成會內不同年齡層之間的連結,以作薪火相傳。其他社交平台互動亦十分重要。例如拍攝短片、舉行直播等,令工會更加親民,大眾更易理解工會背後的理念。以上手法,相信一定能有助工會慢慢蘊釀以行業為基礎的凝聚力,並在社運或工業行動動員時起關鍵作用。

總結:為種子撐保護傘

「主權在民」除了「一人一票」之外,更重要的是公民意識的覺醒和社會參與。香港「二次回歸」後,傳統廣播媒介被打壓,公民議政空間極速萎縮;中共以大數據、網軍及資金優勢,支配傳統紙張及廣播媒體,亦迅速攻佔網絡議政空間。面對強權打壓,新工會應善用其法人地位,發展可信賴的公民平台,以多角度保持市民議政熱度,成為公民心目中一個工、社運議政平台的選擇。上世紀的工運模式早已過時,工會的理念亦不能一成不變,只有積極回應時代的變遷,才能重新激活香港工會議題,為公民社會尋找新的出路,為看似窮途未路的種子撐起保護傘,靜待黎明時再次綻放。

筆者並不希望妄作「大台」,只是希望分享自己作為工會運動參與者的想法和願景。最後筆者想用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一段著名的說話作結:「有了這個信念,我們將能一起工作、一起祈禱、一起鬥爭、一起坐牢、一起維護自由;因為我們知道,終有一天,我們是會自由的。」(With this faith we will be able to work together, to pray together, to struggle together, to go to jail together, to stand up for freedom together, knowing that we will be free one day.)黑夜來到,「齊上齊落」不能只流於口號,即使需要化整為零時,自由的香港人也能憑著信念,在黑夜的地上、地下、街頭或獄中,找到大家。

註:

1972 年,韓國東一公司的紡織女工們爭奪工會控制權、以自己的代表取代腐敗的工會官僚的鬥爭,因而飽受老闆與政府的侮辱與阻撓、防暴警察的鎮壓。公司組織傀儡工會並挑動暴力對抗,利用性別歧視意識,動員男工破壞女工所領導的獨立工會。東一女工爭取復職的鬥爭延續數年,並在 1978 年領導跨企業的工人團結鬥爭,標誌著1980 年代勞工運動新模式的出現。來源:破土,〈韓國工人階級的成長與抗爭簡史〉,獨立媒體,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38174 

(作者簡介:香港創建及工程人員總會 (反修例運動期間成立的建築及工程界工會)成員劉俊平、眾工會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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