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徘徊在主權與國族之間:大罷工與城市公民的反抗

2020/11/8 — 14:37

【文:李敏剛】

〈社運中的工會〉專欄編按:

新工會的一項重要主張,就是以全民罷工癱瘓城市,讓抗爭者重奪政治談判權。熟悉中歐政治的作者李敏剛看見,德國革命家盧森堡對19世紀初反帝制的沙俄罷工的看法,幾乎可完全用於描述去年的香港:大罷工必然是以全民覺醒為背景,與其他抗爭手段靈活配合的一場革命。

有別於守護核心價值或國族主權論者,李敏剛引用了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家 David Harvey「城市權」的概念,指出香港過去一年的運動的基礎,是香港人民面對本地金融地產精英與中共長年結盟,受盡金融邏輯和中國主權邏輯的雙重輾壓,最終不堪反抗下形成的「城市公民的共同體」。人民以城市為戰場,阻截這城市的經濟秩序、要求城市停擺,背後追求的就是要重奪這個城市的管治權。

 「在三十年的議會鬥爭和工會鬥爭中不能人為地使德國無產階級得到的那種『訓練』,俄國無產階級卻在一年來的革命中得到了。」 —— 羅莎.盧森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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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8月5日是反修例運動的一個高潮。當天,港九新界各地合共七區都有反抗者們築起街壘堵路,是運動至當時最大規模的一次。七區大對抗的背景,是反抗運動第一次策劃的「大三罷」:那一天,有35萬的打工仔,或者說香港十分一的勞動人口,用種種方法和形式(如集體請病假)罷工罷課罷市,然後參與就近的反修例集會和遊行,再在警察的壓制之下開展武力抗命。

由雨傘運動到去年六月起的一連串街頭對抗,無論自覺與否,在很多抗爭者心頭裡其實是這樣的一個策略想像:反抗的勝利,關鍵是要讓城市停擺,因為這才是人民可以真正傷害到這個城市的建制的方法。由佔領到堵路,罷工至此終於進入人們的反抗劇目之中。也在這時開始,反抗者們開始嘗試組織工會:因為在香港,有法例保障、名正言順的罷工只能由工會發動。於是這就開始了第一波的新工會組織運動,到後來抗爭者們又以工會可以在立法會功能組別中投票這一點,更加強了在抗爭的脈絡下發展工會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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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思考反修例運動時,值得重視但似乎未有充份討論的一點:人們對籌組新工會的熱情,來自大罷工;而大罷工之所以吸引抗爭者,是其足以使城市停擺的策略性威力;大罷工是與街壘堵路等其他策略在同一層次的反抗手段,視乎情況可以交替使用,甚至是互為條件的;而這些因反抗運動而生的工會,又會有溢出反抗運動的職場抗爭,或至少工人互助行為。

為反修例而發動的大罷工至今尚未成功過;但讓我們不要忘記,由堵塞機場開始,到「黎明行動」旨在阻斷交通幹道,以至後來的中文大學、城市大學、理工大學攻防戰,人們都是以製造「三罷」來使城市停擺為目標,或至少是作為初衷。這篇文章旨在為反修例運動脈絡下這些扣連新工會、大罷工、公民抗命、爭奪城市的勾勒,提供一些理論背景,希望有助刺激出思考香港反抗運動未來的不同圖像。

革命、工會與大罷工

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羅莎.盧森堡是反修例運動中意外地被忽視的思想資源。她的《群眾罷工、黨和工會》是她為1905年沙俄的大罷工 —— 事實上是一次功敗垂成的革命 —— 而寫成的小冊子,不少章節幾乎可以原封不動用來描述去年的香港。她在小冊子中尖銳批評當時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和工會,認為他們把大罷工視為可以由黨部和工會幹部事前仔細規劃、先籌備好罷工基金、資源人手充足才按部就班發動的階級行動,是完全錯誤理解大罷工或群眾罷工的本質。她指出,大罷工一定不可能事先規劃,反而一定是以革命為背景的。

只有因為革命的客觀條件已經存在 —— 即原來的社會政治秩序已經搖搖欲墜 —— 本來純粹限於一個地區甚至一間工廠的小衝突,才會觸發大量群眾加入到真正有威懾力的罷工抗爭;反過來,只有在革命的街頭運動中成功衝擊到原來秩序的群眾,才會有信心在職場發動對資本家真正有威懾力的罷工。因此大罷工必然伴隨著遊行、集會、嚴重擾亂城市的運轉使其停擺、公民抗命、和警察甚至軍隊衝突;大罷工也不是一次的「核彈」選項、最後手段,而是連綿不斷靈活多變、由街頭轉到工廠,又會由工廠回到街頭的;事實上,她說,大罷工就是革命本身。

在盧森堡眼中,只有有助於推動革命發展的工會,才是真正代表到群眾利益的工會,而這樣的工會才有真正重要的政治意義。換句話說,工會的正確組織形態,應該以令工人對現有社會秩序感到幻滅、讓他們有敢於衝擊社會秩序的覺悟、並在革命爆發時以促進而不是設限街頭抗爭為目標。我們不必全盤接受她分析背後的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前設(事實上,她在小冊子中,「群眾」「無產階級」「工人」近乎是同義詞)。但放到她的分析架構,香港的新工會的爆發動力和它們的「三罷」背景的邏輯,便變得明朗起來。

反修例運動首先是一場做成香港這個城市的管治秩序正當性徹底坍塌的反抗運動,這既是街頭公民抗命的後果,也是其前提。因為每一次的衝突都加深了這個正當性危機,人們愈來愈不願接受現有的秩序和其邏輯,投身到反抗運動的人就會愈多,亦愈有理由。這彷彿便是盧森堡所說的革命,或至少是近乎其客觀條件。所以大罷工 —— 或者「三罷」 —— 的呼求才會不斷迴盪。這既使人們願意去投入新工會,也使人們即使在新工會在一時三刻未能完成這個使命時,繼續嘗試下去,去使城市停擺:抗爭由工會轉回去到街頭,又由街頭轉進到公共交通、大學、商場、甚至是連儂牆、「黃店」和區議會,由文宣再到「懲罰(幫襯黃店)」到「裝修(破壞背叛抗爭者的城市空間)」到「火魔法」。如果用盧森堡的理論視野來看香港,工人運動便不應被視為割裂於整個反修例運動之外。反之,它的動力和應有的角色與可能性,只有將其視為反抗運動的有機部分才能被充分把握。

不可忽略的城市性格(註)

但這亦帶到一個更深一層的問題:反修例運動本身,又應該如何被理解?或更重要的是,從工人或工人運動的角度,應該如何理解這場運動?這場近乎革命的運動,和工人運動的接點是甚麼?這裡值得重視的是,使城市停擺的策略想像一直存在,也就是說,抗爭的人民其實十分清楚這個城市的根本命脈是甚麼:它的經濟運轉。換句話說,從一開始,反抗者們就認清了,這首先是一場爭奪城市空間的管治的反抗;是住在城市的居民,因為他們的政治自覺,而透過以公共和集體的方式阻截城市的運作,來追求並申張他們控制城市的權利。

這種對是次運動主體的理解並不常見。很多論者、甚至不少抗爭者的自我理解,都認為反修例運動首先是一場捍衛香港核心價值之戰。這並沒有錯:運動「缺一不可」的「五大訴求」,尤其是最後的「雙普選」,呼喚的都是自由、民主、法治這些價值的落實。但運動的持續性,似乎更多是仰賴於某種共同體意識的覺醒,人們並不僅僅為了正確的價值而出來,同仇敵慨並不是因為抽象的違反權利和不公義,而是當權者傷及的,是「手足」、是「(愛)香港(的)人」。

但這又是不是在說,其實這場運動,是一場方興未艾的國族獨立運動,是一個形成中的香港國族在爭取她在政治主權上的獨立地位?這個說法也有一定的道理:「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是來自梁天琦和本土民主前線的口號,他們追求的正是香港獨立;「願榮光歸香港」、「香港人,反抗!」這些歌曲和口號,都明白顯示抗爭者執著的、甚至願意為之犧性的,是香港或作為香港人的尊嚴;實際上在抗爭者之中鼓吹香港作為一個國族(而以公民自由作為其核心價值),因此有應該有獨立的主權者,亦大不乏人。

但國族獨立論者,雖然比核心價值論者更準確捕捉到抗爭運動發展到這一刻的情感符號,它卻忽略了政治經濟學上的對香港處境的進一步分析,因此仍有偏差。而這個偏差,似乎最適宜用「城市公民的共同體」的視角來補足。無論是否合適被視為國族也好,香港人的身份首先是以香港這個城市的生活經驗來定義。而香港的社會經濟文化底蘊,人們在其中生活的不滿與不安,應該放到香港本身是一個充滿主權矛盾的資本主義大都會的背景之下來理解。

香港的城市生活與性格,與它的經濟角色分不開。地理學者 David Harvey在他詮釋社會運動中的「城市權」(Right to the City) 的研究和倡議中指出,透過房地產和大型基建來吸收過剩的資本投資,是大城市在現代資本主義結構上最重要的功能。這在香港也是如此:自九十年代開始,香港房地產和大型基建,就和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活躍的金融市場緊密扣連在一起,後者為前者提供融資的平台,而前者也為投資乃至炒賣提供了載體。金融地產業成為了香港經濟的核心支柱,它們的財富累積與擴張,也反過來也成為了支配城市空間分配和生活世界的邏輯。

但這並非支配香港人命運的惟一力量。香港人還得面對北邊正在問鼎世界霸權的主權者的支配邏輯。香港的金融經濟對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的重要,不難理解。香港作為已經融入歐美市場經濟秩序的體系,其實對中國而言有重要的白手套角色:在不影響國家主權對國內經濟、尤其金融資本的掌控之下,中國的資本可以香港公司的名義繞過關卡,引入資金和技術。但白手套的另一面,就是漏洞:對中共而言,香港也可以是重要的資本和情報外流、尤其是外流到爭霸對象美國的地方,因此自然成為國家安全的關注點。主權者既要利用香港的金融邏輯,但兩者又有在國家安全上不可避免的矛盾。

這樣一來,香港的金融地產資本家是否對中共忠誠,自然就是北方的主權邏輯眼底下的重要問題。本地的金融地產資本精英一直是中共的同盟:由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他們率先用人才和資本換取大陸的低成本勞動力和地租,到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在過渡期接受中共統戰,以向中共輸誠換取保持甚至擴大在香港的政治上和經濟上的主導地位。一國兩制的核心精神「馬照跑舞照跳」要維持的「港人信心」,其實就是他們的信心,中共保證將香港最有利他們的社會經濟結構延續下來。兩套邏輯的矛盾,就透過政治結盟 —— 主權者以共同壟斷城市的管治權來換取金融地產資本家的忠誠,暫時消解了。

在主權與國族之外:反抗的城市權

九七年主權移交以來,雙方似乎合作無間:在「共產黨」和「地產黨」的共謀下,香港的民主化不僅沒有寸進,香港的經濟不平等所引起的社會抗爭,都被一一敉平:每一次的罷工、每一次的鄉村收地抗爭、每一次的社區重建抗爭,都在推土機和官府的夾擊之下敗陣,特區政府和背後的中共,從來沒有在幫人民還是幫地產商之間猶豫過一秒。

香港的樓價與地租因為地產商對土地資源的寡頭壟斷、因政府的土地房屋政策基於政治結盟而向地產商傾斜,一直居高不下。金融地產都吸去了本來可以發展其他產業和生產的資金,更全面塑造了城市人的生活面貌:舊區被拆建起了大商場和高尚住宅,公共服務如交通和市場和社區設施,都變成由資本主導 —— 甚至本身就是金融地產資本:且看港鐵和領展。而活在其中的人,尤其是沒有錢參與資本投資、高端消費(如買房子)的,就被邊緣化,過著人浮於事、營營役役、對自已生活的空間真正所謂 no stakes —— 沒有任何發言權的生活。

香港人面對金融邏輯和主權邏輯的雙重輾壓,最終不堪反抗,我認為這是反抗的人民作為共同體更清晰的基礎,也更能理解抗爭運動至今的能量和爆發力。抗爭者只用尋常百姓在城市都找得到的物品,以巷戰、堵路、在街道快速轉移,和全副武裝的政權周旋。城市本身就是他們反抗的武器。抗爭也逐漸重組城市的肌理:連儂牆文宣貼滿天橋、隧道等公共空間;黃色經濟圈是對與中共和港府勾結共謀的大型資本,在消費方面的對抗;一連串的對那些商場、港鐵、還有親中親警的商戶的破壞,則是這種對抗的暴力一面;去年十一月,支持抗爭的候選人在區議會大勝,就即時有革新區政、推倒社區大白象工程、開展社會營造 —— 譬如設立更多公共空間 —— 的倡議。

不難看到,這場抗爭運動追求的,是一個會充分回應居民意願、保障公民自由和權利、宜居且體現社會正義的城市,爭取的是香港人作為共同體的身份和利益,能夠被反映到城市的治理之中。讓城市停擺,背後追求的是這樣的一個理想。人們反抗的基礎,國族與否,就是香港在這個脈絡之下的城市公民的共同身份。而抗爭的人民從一開始就很清楚,只有有效地阻截干擾到這個城市的金融地產資本經濟秩序,重奪城市的管治才有可能。

城市權中的工人運動

如果反修例運動的澎湃社會動員能量,是來自城市管治體系的正當性盡失、來自城市公民的政治自覺,來自他們為奪回城市的治理而抗爭,那麼,工人運動在這場大反抗運動的角色、應該如何發展組織,也應該用爭奪城市權的角度來思考。盧森堡的分析扣緊的是1905年沙俄的大革命。但我們也不應忘記,被馬克思視為在他生前最近似設想中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是1871 年的巴黎公社:工人自發組成的政治和生產自治委員會,控制了巴黎,對抗來自法國保守勢力和外來的普魯士勾結的鎮壓。就近一點的例子,則有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也是工人起來組織的罷工委員會和工廠生產自治委員會,實際控制了首都布達佩斯,乃至可以在蘇聯紅軍攻入布達佩斯之後,還持續以罷工抵抗了一個月之久。

正如盧森堡所指出,革命並不是一時一地一次的勝利,而是連綿不斷或大或小或職場或政治上的抗爭,以革命的意識扣連起來;我們也不必想像,以工人和工會為基礎的反抗想像一定如此大場面或悲壯。這裡想指出的是,實質上在不同崗位默默地掌控住城市運轉的打工仔們,只等待革命意識一到,城市本身正是他們反抗最有力也最天然的武器;歷史上,他們在抵抗暴政時,曾經展現過強大的韌力。反修例運動之後的新工會和工人運動,因此也應該要以為香港的公民奪取城市的實質控制為目標,它們事實上可以是抗爭繼續走下去至為重要的依靠。讓我強調這裡的「新」的重要:香港已回不去從前,一切已經不再如常,工會行動與目的的邊界也一樣。這正是盧森堡的洞見,對香港的反抗運動最重要的啟示所在。

註:接下來兩節的論點取材自筆者的兩篇文章:〈反抗的城市,希望的星光〉,刊於香港《壹週刊》網上「區區論壇」,2019年10月7 日;〈在自由與獨立之間:追尋城市的權利〉,刊於端傳媒,2019年11 月6日。

(作者介紹:李敏剛,匈牙利中歐大學政治科學系博士,研究政治理論、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研究主業以外,關注中歐政治、國際政治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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