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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世紀大賭局看未來 — 中美冷戰下,香港往何處去?(下)

2020/7/14 — 20:03

中國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 6 月 22 日表示,要做好準備,大大增強抵禦金融被人家脫鉤的能力,口徑跟中共中聯部原副部長周力相一致。外人看來,政治表態居多。人民幣國際化吹噓多年,雷聲大雨點小,現在又憑甚麼擺脫美元制肘?

香港做賭注,賭「美元體系」會衰落

兩年前,中美開始貿易戰,吉林大學經濟學院、金融學院院長李曉教授一篇畢業禮講辭在網上瘋傳,明確指出,中國崛起的性質是「美元體系內的地位提升」。只因中國處在「美元體系」當中,不僅使其擁有大量美國國債,基礎貨幣發行也對美元產生嚴重依賴。是故李曉勸國人不要盲目自大,一廂情願以為美國隨著中國冒起而衰落。他認為,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不是取代美元,「美元體系」短期內無法被替代,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是減少中國在「美元體系」中的風險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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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移勢易,過去一年香港爆發史無前例的抗爭,「中國融資靠香港」的講法街知巷聞,令中共芒刺在背,受著「攬炒」威脅。初時是十五十六,遂撤回修訂,謀定而後動。研判過全局後,戰狼下定決心,不理後果有幾爆炸性,誓要清除心腹大患,不容外力長期瞄準自己「死穴」出招。

摒棄舊有秩序和玩法,借香港向美國開刀,甚或晒冷,拿「國際金融中心」的創匯功能,跟亡我之心不死者對賭 — 這顯然是要進行戰略目標的範式轉移,由李曉所強調的「美元體系內的地位提升」,切換成減少依賴美元,全方位挑戰美元,加快促成「美國衰落」— 只要美帝無法徵收「鑄幣稅」,無法靠印銀紙和債券替債務融資(「可參考阮穎嫻的〈美元霸權優勢難破〉),其國家的經濟將陷入極大危機中。最終會否誘發大型戰爭,屬後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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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島大學財富管理研究院院長易憲容教授在去年十月號《信報月刊》的文章〈未來數十年,深圳難取代香港〉,提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模式不可能融入現代社會的經濟文明」,因中國不具備「現代金融市場所需的信用體系及法律和司法制度……」由此可知,中國的有識之士也很明白香港的重要性。但領導人有萬里長征的意志和決心,甚麼現代金融市場所需體系和制度,有甚麼大不了,何須依足西方那一套?中國的公司章程加入黨委,加入黨的條文,公司最高的權力機構由董事局變成黨委,不是一樣為市場所接受?維護國家安全,拆除香港的法治防火牆,又有何不可?當然,從美英的角度出發,像 38 條那樣置全世界於港區國安法的指掌中,無異於向其下戰書。

坊間不少評論指,除了無法獲得尖端科技,中國企業開拓海外市場,需大量美元周轉(四大國有內銀的美元計價負債便高達 1.1 萬億美元);若香港這個中國企業向外舉美元債的重要管道被打殘,中企很可能陷入債務危機,進而火燒連環船,加劇搖搖欲墜的中國經濟之滑坡效應。中國權貴精英的集體利益受損,加上本人及其親屬有機會被美帝拿來祭旗,資產被凍結,又會轉化為向中央迫宮的壓力,使習繼續執政的大計現變數。近期習加緊整頓和清洗政法系統,要「刮骨療毒」,正反映黨內異己的反撲力量不弱,要趕在二十大前掌控全局。

戰狼出手前的三重考慮

那習近平為何要揀 2020 這多災多難的年份出重招呢?再戒急用忍一會,利用香港的融資、走資和白手套功能,儲夠實力再和美國決高下,不是更有把握嗎?在貿易談判桌上,中共對美帝多番忍讓,華為公主遭扣押,亦無阻中國買美國貨 — 中國最近才訂購有記錄以來數量第二多的美國玉米 — 為何偏偏在香港問題上按捺不住,冒險踩老虎尾?

第一,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松田康博曾指出,中國是「德治國家」,也是「人治國家」,習近平把自己、黨和國家等同起來,不容許受批評,國內外都一樣。因為,有人批評它,他就沒有德望。「共產黨的正當性主要靠經濟表現。因為它有好的 performance 才能繼續管治。經濟成長一下跌,動亂就易發生。」但誰也知道中國的經濟差到極,早復工又如何,根本無訂單。其實 2019 年初,中國經濟學者向松祚已警告,中國經濟下行風險極高。向松祚分析,中國過去十年企業高速擴張、資產擴張,主要靠的是銀行貸款、發債和影子銀行。中國債務總額當時已突破 600 萬億人民幣。經過疫症摧殘,全球經濟停擺,情況更加惡劣。是故中國才會放棄設定今年的經濟增長目標,李克強也要在網購時代打「地攤經濟」這張牌。

形勢險惡,習近平為求繼續執政,在有生之年實現中國夢,以戰狼的性格,自然以攻為守。一方面,港區國安法有送中 2.0 之效,神不知鬼不覺,便可處置背景與肖建華相類似的猛人;另一方面,樹立一個強大的共同敵人,有助轉移公眾視線,把目光集中在外部勢力之上,同仇敵愾,加強黨內團結,便減少注意和針對內部施政的種種失誤。這令集大權於一身,又重視威望的領導人有更大誘因採用冒進的策略。

第二,武肺製造百年一遇的黑天鵝,撼動蘇聯解體後的世界秩序。中國疫情下危機重重,其他國家何嘗不是?所謂有危便有機,全球經濟盛極而衰,難免加大洗牌效應,疫情反彈又比預期來得早、來得急勁,對賭徒來說,變數如此多,正造就一個押重注、用槓桿原理撼動和改變世界的好時機。自由社會要顧及公民之種種權利,執政者看在選票份上,無法用專制國家的鐵腕政策和極端手段對付異議者。戰狼無新聞自由,信息不流通,就算大難臨頭,只要不讓人民知道問題的嚴重性,管治失控而爆煲的風險便可壓至最低。

結合高科技的精密計算,中國有正常國家所無的維穩和抗逆能力,正如當日武漢封城,或近期洩洪保大壩,大量平民百姓遭殃,換來全國過渡難關。就算中美交鋒,「殺敵三千,自損一萬」,政府也有辦法把損失集中轉嫁至人民身上。何況中國維穩也並非鐵板一塊,年初李文亮醫生之死引發民眾井噴式憤慨之情,以及武漢「感恩教育」臨急腰斬和變調,都反映維穩機器設有回饋民意的警報系統,一旦民眾對政府的不滿達至上限,超出機器本身的負荷能力,便會啟動「洩洪」機制,做針對性回應,避免局勢失控。只要未觸及警戒線,壓力未爆煲,中國向頭號敵人「開戰」所造成的損害再大,都處於「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可控範圍內,不足以構成阻力,使超英趕美的偉大事業卻步 — 當然,凡事總有意外。

第三,香港抗爭一石擊起千重浪,使中共產生火燒後欄的不安,隨時危害中共統治的恐懼。須知道,中共奉行「穩定壓倒一切」的管治原則,反送中一役的震撼,卻影響世界輿論,改變歷史軌跡,使中共處於無法掌控大局的被動位置。此外,去年區選慘敗,記憶猶新,中共不容許再敗一仗,連立法會的控制權也丢失。除了傳統的選舉部署和打壓方式,要萬無一失,中共必須有更厲害的殺著,港版國安法正好大派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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