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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儒家淺談中共與反送中

2020/3/22 — 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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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Paradoxical_pe,中五學生】

在中國短短一百多年的近代史裡,孔夫子所創立的儒家學說在學術發展中可謂是一波三折。

古往今來,在經歷了三千多年的歲月洗禮後,儒家學說還能在中國屹立不倒,反映儒家教育中有萬世師表孔夫子其不容置疑的個人魅力所在。上世紀初,新文化運動就有「打倒孔家店」一說。一眨眼數十年後,儒家又經歷了一場政治風暴、文化浩劫的掃蕩,山東曲阜孔廟前「萬世師表」的牌匾被紅衛兵推到,「批林批孔」在全國聲勢四起,中共一夕便全盤否定了儒家三千多年的存在意義。中國與儒家均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人道危機,就像一趟攪渾了的水,人民思想大洗牌,在危機下人人自危。受儒家教育熏陶下成長的華夏兒女失去了「禮儀之邦」的人味,不再受孔孟之道的束縛,呲牙咧嘴地張開了醜陋而可鄙的嘴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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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儒家快要沉寂在神州大地的土壤裡,中共又把它重新挖地三尺發揚光大,賦予了儒家教育魅力一個新生命—在它重新詮釋後,儒家以「孔子學院」的面貌強勢歸來,重見天日全球鋪天蓋地都是它的所在地,從前儒家在孔子的賦予卑微的形象不復存在。在當今光怪陸離的社會下,成為中共中央充滿銅臭味的掙錢工具和再·教育營的海外分校。在中國,儒家不再是先秦到晚清獨領風騷的清流,成為了後殖民主義萌芽的人血饅頭。

在無硝煙的戰場裡,我們都需要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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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儒家學術下的教育觀看似已經銷聲匿跡,但其實還一直流淌在一群思想未被污染的真·華夏兒女的血液裡,在沉默中爆發,給中華人民一個當頭棒喝,準備喚醒沉睡已久的中國,中國人民已在復甦當中,渾濁的水經過多年的沉澱後逐漸清澈見底……

是香港人,承傳了光復儒家教育,光復中華的使命。

儒家有云:「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香港人摒棄了一直信俸的「中環價值」,放下了手中總是做不完的工作,從辦公室座椅中站了起來,開始了捍衛普世價值—自由與人權,更是擔起了讓使塵封已久儒家光芒再現的任務。

自小,我們便受到了儒家教育觀潛移默化的影響。喇沙中學有「克己復禮」的校訓,香港中學生人人手執一篇名為《論仁論孝論君子》的範文。在香港教育,儒家教育觀深入植入香港教育的血液裡的彰顯,莫過於人人都可享有 12 年免費教育的

政策。在學校裡,人人可以享受平等的教育,真正提現了有教無類的儒家教育理念。而當中啟發式的教育,更在通識教育中完美體現。

孔子是最早提出啟發式教學,也就是能夠在當今香港的通識教育中展現得最淋漓盡致的一大儒家教育觀的特點。他曾說過:「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意謂教師應該在學生認真思考,並已達到一定程度時恰到好處地進行啟發和開導。這恰恰就是通識教育中啟發學生對時事的敏感度繼而引發思考的方式,有如當頭棒喝,啟發了當代香港年輕人勇於繼承儒家中「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精神。

猶記得《梁惠王下》中梁惠王與孟子的一段對話: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

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曰:「臣弒其君可乎?」

對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一段簡短的對話,驅使了香港人繼承了亞聖的遺志。

為了反抗猛於虎的苟政,兩百萬的香港人寫下了攜手抗暴的歷史,成功遏止了中共在香港插下飄飄紅旗,入侵我們的法治,為中國人民反抗暴政作一舉隅。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在至聖的流落下來的循循教誨下,我們學懂了一個人若果每天想的都是個人私利,就不能成為一個正人君子。於是,一眾香港的年輕人為反對逃犯修訂條例挺身而出的,這一群人,是不計較個人得失的市民,有受盡催淚彈、橡膠子彈、布袋彈洗禮的群眾,有無懼兇猛警棍追打的年青人,有不幸以身殉港的義士梁淩傑,有在暴警前以死相勸的城姐,還有其他數之不盡、催人淚下的故事。他們為香港奮不顧身擔起維護香港未來的重任,表現出堅定不屈的意志,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這一切,與香港傀儡政府終日為盤算個人利益而奉迎上意,公然與民為敵,倒行逆施,形成了極大的反差。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所謂勇者無懼,就是「兩強相遇勇者勝」,當我們為了捍衛仁德,內心自然會有足夠勇敢,自然就有一種勇往直前的力量,不再懼怕。香港年輕人的信念就是, 一旦惡法硬闖通過,以往所珍愛的法治香港將不復存在,面對悍警全副武裝,仍然堅持和平非暴力示威,不會強佔道德高地,縱使捱打,吃盡催淚煙,嚐透橡膠子彈,他們也坦言無畏,他們的勇敢曝露了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本質上已淪喪為警察城市,警察使用過份暴力令全城怒吼,對暴警的謾罵與苛責聲掩蓋了那些昧著良心支持他們胡作非為的妖言。無能的香港政府回歸以來 20 多年佯裝的三權分立聲譽盡毀,終致北京不得不叫停以緩和局勢,為中國人展示了邪不勝正的大道。香港人在這場看不到盡頭的公民抗命中,儘管冒著與暴政玉石俱焚的風險,依然勇於追求公義,昂然高舉的正義旗幟,博得香港社會大眾及國際社會的同情,令逃犯修訂條例得以正式撤回,打破了為政者往後任意玩弄權術的美夢,力挽狂瀾於既倒。

猶記得梁啟超曾說過:「我同胞處此大地,有此山河,豈能目睹此強暴之欺凌我,壓迫我,奴隸我,牛馬我,而不作萬死一生之呼救乎?夫至於國家存亡,土地割裂,問題吃緊之時,而其民猶不能下一大決心,作最後之憤救者,則是二十世紀之賤種耶!」由是觀之,香港人在擠迫的自由空間裡僅余的反對逃犯修訂條例這場風波,透見香港人心不死, 並寫下香港民主發展的重要一頁, 當中暗含的儒家精神讓港人變得美麗,盡顯人性的光輝,事件正在發酵當中,其對日後中國內地以至全球社會所起的啟蒙作用暫未可逆料。

現在的天空依舊是一片朦朧,我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在無色的硝煙四散後,我們自能為儒家在中國重新找得一席無可取代的地位,儒家瑰寶得以千秋萬代地傳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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