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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反修例運動反思中港矛盾 中央治港方針與未來的抗爭路

2020/2/27 — 14:57

【文:鄭晧貽】

經過風雨飄搖的數月,相信無人會對「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八字感到陌生,而激烈的警民衝突畫面更加在每一位香港人心中留下深深的烙印。有不少傳媒評論員將反修例示威命名為一場「政治風波」,但在我而言,它更是一場龍捲風。相比過往的社會運動,它在國際輿論的地位,持久度以至不同政治背景人士的參與程度都是前所未見。即使一向討厭政治,甚至不問世事的一群也感到不能置身事外。片刻間,似乎藍黃之間的綠色地帶已不復存在,而社會更變得非黑即白。有不少香港人總愛聚焦於被破懷的燈柱、玻璃、堵塞的道路這類表面傷痕,而忽略最致命的內傷。修訂《逃犯條例》所引發的反政府示威,不論其型式屬「勇武」或「和理非」,對於中港關係,特區政府政治能量的的影響固然不容忽視,但最令人擔憂的是,它激發了一整代年輕人對於政府的憎恨,對於執法者的仇恨,以及對整套社會制度的極度不信任。所謂「民無信不立」,若民眾對於政府和建制精英班子缺乏一定程度的基本信任,再完善的議會監察制度,再完整的司法體系也絕不能力挽狂瀾。以現階段來說,「勇武派」的實力還未足以造就一場真正的「革命」,街頭的暴力亦終會停下,而港鐵入閘機也會有修復的一天。可是,三十年過去,當這一群在街頭抗爭,對政府充滿怨恨的年輕人成為社會的中流砥柱,特區政府的施政即將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而中港關係的惡化更加不堪設想。那麼,香港該如何才能走出困局,重見光明?

從中港歷史脈絡解構社會深層次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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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須理解,香港與內地省市存在極大差異,根本不可以相同手段管治。自19世紀中(即約一百七十年前),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開始,我們已經與中國走上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在港英政府的管治下,香港建立了一套以保障資本,資訊流通,個人權利和表達自由為核心的「資本主義」制度。同時,我們亦傳承了英國以普通法為基礎的獨立法治體制。其後,七十年代的民生改革,廉政公署的成立更加成功遏止政府架構裏以治為人詬病的貪腐文化。直到今年,香港能夠晉身「亞州四小龍」,成為國際金融,航運中心在很大程度上亦是受惠於我們的制度優勢。與此同時,公平、公義、自由等「普世價值」已隨之深深植根於每一位香港人的心中,不能輕易被動搖。

相反,20世紀的中國一直處於紛亂的時代。清末時期,鴉片戰爭和甲午戰爭的外部侵略已使中國人民感到喪權辱國。戰亂過後,市民不但要在軍閥割據下委屈求存,而且後來更須抵受大躍進,文化革命之苦。在毛澤東離世之時,中國百姓的生活絕對可稱得上三餐不繼,民不聊生。正當市民都處於近乎絕望的低谷時,鄧小平「改革開放」經濟政策的成功就如從天而降的甘露,為百姓雪中送炭,替中國重燃希望。因此,市民對中國共產黨的信賴,對社會穩定的重視,對一個強勢政府的接受程度和香港人絕對不可同日而語。再者,在如此獨特的社會背景和政治氛圍下,共產黨才能夠在無甚大反對聲音下操控主流媒體,教育,繼而引導輿論。一言以蔽之,內地人對黨的信賴和愛國情懷是源於一個充滿內憂外患的共同歷史背景下萌生的契機,然後再經所謂 「愛國愛黨」教育多年洗禮而成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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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中港兩地歷史進程的不同,人民核心觀點的差異,要做到完全融合是幾乎不可能的。事實上。97回歸前夕,八十年代的移民潮就是源於對可能失去港英政府年代香港獨特生活方式的恐懼。後來,在‘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承諾下,香港人才放心下來。經過一輪驚濤駭浪,香港終於在1997年順利回歸。雖然當時一切歌舞昇平,但制度差異,港人對中國共產黨的恐懼早已為今天的困局埋下伏線。可是,所謂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事情發展至今天一發不可收拾的地步亦非一朝一夕之事。其實回歸後的十年,中央政府甚少干預香港政府的政策方針,而兩地亦一直保持良好的關係。隨着中國內地持續富強,進步,香港人對於其國民身分認同更於2008年創歷史新高。但好景不常,自習近平2013年上任國家主席後,北京對香港政策明顯有收緊的跡象。831框架對港人實現普選的限制,人大釋法,國歌法,一地兩檢等政策都一一碰到港人的深層恐懼。雖然當中有部分來自泛民陣營的批評並非完全客觀,合理,但同時政府的處理手法確實強差人意。論法律,在「一國」的大原則產生的行政主導,分權式憲制框架下,基本法的確賦予行政長官與全國人大常委會極大權力。譬如,人大常委會可根據第158條對人也基本法條文作出解釋,甚至可根據第18條宣布香港進入戰爭狀態,繼而在香港實施全國性法律。但因香港未擁有完善的民主政制,手執公權力的特區政府不但缺乏選舉壓力的鞭策,而且更加欠缺廣泛認受性。而正因如此,當權者如何謹慎運用其酌情權變得更為關鍵。

運用權力的智慧

在多元,自由的社會當中,維持和諧,穩定的關鍵手段從來都不是嚴刑峻法。相反,政府必須展示其願意虛心聆聽,在適當時會因應民意作出讓步。而更重要的是,在面對中港利益衝突時亦會不時站在香港人的一方,堅決維護香港核心價值。很不幸地,特區政府近年的執政態度給予市民的主觀感覺確實與此背道而馳。以2014年人大831決定所引發的雨傘革命為例,當時的社會雖然撕裂,但仇中情緒,港獨思潮的蔓延,市民對於激烈抗爭的接受程度和今天根本是天淵之別。可惜,中央拒絕與泛民陣營就831決定作出妥協,而梁振英政府更加以強硬姿態壓下街頭的示威和試圖打擊當時完全不成氣候的港獨言論。後來,人大釋法,在極大反對聲音下強行通過的「一地兩檢」法案,DQ民選自決派議員等更加使重視公民權利,響往民主自由的市民感到既失望又憤怒。雖然事情背後難免涉及兩地政府複雜的政治磋商,但觀感上,種種現象確實容易令市民感到一但牽涉領土完整,維護國家尊嚴,安全等議題,特區政府就只會站在北京的一方,不惜出賣港人核心利益。到了2019年的《逃犯條例》修訂,這種憤怒,失望更加演變成仇恨,絕望和無力感。就是這樣,才會有市民視「反送中」為"Endgame", 而所謂攬炒論,「私了」文化亦因此而在社區中蔓延。

當然,其中亦有部分議員,媒體扭曲對社會事件的解讀,而不論藍黃陣營,假消息的傳播亦不容忽視。但歸根究柢,是政府執政手段的不當激發香港的「深層次矛盾」而導致民怨四起才能讓謠言、假消息能夠在人心惶惶的社會當中乘虛而入。展望未來,中央和特區政府可從英國近年的政治局勢變化中學習,甚至參考英國政府處理社會撕裂和分離主義的手法。就如前首相卡梅倫在其最新著作“For the Record” (2019) 中所述,要讓蘇格蘭人於兩次(分別1998年和2014年)獨立公投中選擇留下,靠的不是以高壓手法打擊提出獨立的市民,或者以經濟手段作出威脅,而是下放更多權力給蘇格蘭議會,以展示英國政府對於蘇格蘭自治權的認同,和兩地歷史文化差異的尊重。在「後物質主義」的世代,不論經濟利益如何龐大,贏取民心的關鍵永遠在於讓市民感到其意願得到當權者的重視-蘇格蘭獨立如是,脫歐如是,香港如是。既然強硬的手段在香港這個自由社會當中起不了作用,中央就必須懂得放下自在。

往後的抗爭路

但不論結果如何,即使前路崎嶇,香港人亦要一起以正面態度,務實地面對日後的挑戰,努力走下去。以中國目前的國力、軍備和資源,勇武抗爭對內地而言仍是以卵擊石。不論你接受與否,在香港未能獨立成國前,香港與中國內地依然是命運共同體,須互相依賴。正如兩國間的博弈一般,咄咄相逼只會引致對方狗急跳牆。面對國家安全,領土完整的威脅,革命式的抗爭到了某種程度必會逼迫中央政府不惜一切經濟代價以死相搏,甚至結束一國兩制。這也是為何即使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成為各界共識,中央仍然採取強硬態度,力挺警隊的原因之一。總而言之,香港人唯有在「一國兩制」的概念內,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手段不時向特區政府施壓,爭取國際關注,而適當時必須依靠一些中間派替我們作處妥協。這樣做,才能在保障大部分港人的利益和力保自由權利不失之間取得有效平衡。

(作者自我簡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經濟系(一級榮譽)畢業生;現居英國就讀BPP法律學院的法律深造文憑(Graduate Diploma in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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