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從政府譴責公投看公民參與政治的權利如何被壓縮

2020/6/14 — 11:06

「公眾享有社會治理的參與權與享有社會權利是不同的。在一個富裕的專制國家,公眾可能享有良好的社會保障和較高的生活標準,但當他們被排除在選舉、立法、公共決策和社會自治之外時,他們並不享有對社會治理的參與權。然而當法律規定了公眾可以參與社會治理中的公共事務(如諮詢、建議、聽證等),而這種權利被侵犯或忽略的時候,往往也無法通過司法程序加以救濟。」—武小川《公眾參與社會治理的法治化研究》

政府公開譴責的起因是多個團體正籌備發動工業行動,並計劃以公投形式表決是否進行大三罷。借用台灣的「公投法」說明,《公民投票法》的第一章第一條便說明「公投法」立法的目的,是為確保人民能行使直接民權,適用於創制法律、立法原則、重大政策等,主要是讓人民能有參與政府治理的權利。而現在,公民團體藉公投決定應否發動大三罷,顯然與參與制定法律、政策實施等無關,應該弄清整個過程,是香港人希望以公投表決大規模公民抗命,期望逼使政府撤回落實「港版國安法」。政府此際聲明公投毫無法律根據,而且批評學生參與政治的行為,無疑是多此一舉;政府無權干預人民作出個人抉擇的權利,就好比一家人進行投票決定晚餐的膳食,突然有人介入批評他們沒有如此權利。

顯然香港人對於公民社會的概念十分模糊,畢竟人們並未察覺自己的權利被壓縮、剝奪,更多人認為參與政治的權利是被賦予或是一種肯定,爭取政治參與權的一群成為社會上的少數。《宋書》「狂泉」完全描寫了今日香港的局面,喝水的人便是社會中被金錢迷倒的一群,瘋狂指責清醒的人,而清醒的人能否站著不沉淪,故事的後續十分令人期待。唯今日的情況需要更多人回復清醒,而且有必要重提公民擁有的參與社會治理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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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屬社會之擁有者 政治參與權是與生俱來

我們應該再問究竟是人生來如同一個奴隸屬於某人的財產,還是人人生來平等。若人生來屬於奴隸,那麼他的一切權利便是被賦予,要為自己被恩賜感到榮幸;又或人人生來平等,各人與生俱來具備某些權利,包括可以不擇手段地爭取保護自我性命、財產、權利,也就是社會契約論中的自然狀態,人人有懲罰他人侵犯自我權益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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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君主專制或皇帝為天子的說法成立,就不會有人反抗暴政,因為擁有者擁有如何使用資產的權利,他喜歡奴役人民也不為錯,人民也沒有資格不接受,畢竟你的物業不會拒絕被你居住。既然「天下為公」,社會的治理猶是「選賢與能」,那些賢能的治理者是被眾人授權運用一定的權力以處理社會治理的事務。返回上述的問題,將社會的構成建築在個體與個體的概念上,每個參與在社會的個體都是「公民」,亦是社會的擁有人。仍有香港人以為必須聽從政府的指令,因為他們混淆了主僕的關係,什麼時候公僕會成為服務對象的主人,就是主人不捉緊他擁有的權利,拱手相讓出去;更甚,他們錯誤理解「權利」與「權力」,參與政治包括表達訴求、諮詢、建議等,這些權利可謂是與生俱來,作為一個自由政治體中的公民權利。

不論香港是否民主政權或是獨裁專制,《基本法》賦予香港人擁有自由表達政治訴求的權利,無疑從政制上而言,香港本質是一個自由社會。引用拉茲(Joseph Raz)關於公民抗命的論述,在政治參與自由獲得保障的國家中,公民沒有不服從的權利,但是這不意味著公民不能進行具有道德正當性的公民不服從,有權進行公民不服從與正當的公民不服從是不一樣的。「人不需要權利來保障他做對的事情。但是人們需要權利保障他做他不該做的事情。而保障人們可以做不應做的事情是權利的本質要素」(A Right to Dissent? I. Civil disobedience, 2009),在言論自由權被保障的社會,人們享有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這樣權利的核心意涵就是保障人們可以自由表達錯誤的意見或是不被他人所認可的意見,而不受到反對者的干涉。

判斷是否正當的不服從或是更高層次的抗命,取決於它的政治目標正確性,即是行動者是否有足夠理據支持。撇除香港人對共產黨不信任的主觀而論,「港版國安法」的落實破壞了「一國兩制」,也是戳破了社會對「兩制」的幻想。中央解讀「一國兩制」及《基本法》是一份過渡性文件,而香港人期望透過《基本法》塑造一個城邦,完全獨立於中國憲制的政治體制,坦白說,若果中央不是對放權充滿不安,一直收緊香港自治的空間,香港人不會走上脫離之路。5月27日中共兩會直接將「港版國安法」納入《基本法》附件三,不論日後如何在立法會通過,還是由行政機關直接宣布,「港版國安法」的落實意味香港法制步向與中國憲法一體化。香港人舉行公投表決發動工業行動,試圖以公民抗命形式左右香港政府通過「港版國安法」是符合政治正當性,因為一切行為的動機源自捍衛香港的社會體制。香港在與中國的政力上包括經濟、文化、政治等一直處被動位置,面對帝國的吞併,香港人選擇了反抗。

教育分離政治 成就專制與愚民

絕大多數香港人是忽然政治,意識到政府施政有問題,但接觸的層面只是輕描淡寫,未能深入了解政治局勢或是對政制的概念不足,導致今日香港人政治智慧低下畢露。於是有一堆高地魔人出來批評學生被政客利用、香港人被外國勢力利用等等,責怪受害者的情況屢見不鮮,卻不追究主謀者。既然公民作為社會的擁有人,擁有決定社會如何發展的權利,那麼他們就有參與社會治理的權利,也就是政治參與權。到底是誰使公民未能有效運用政治參與權?這顯然是教育之失。

2020年DSE中國歷史科考試惹來激烈的辯論,教育局罕有地介入並要求取消試題 —「1900-45 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你是否同意此說」,稱該試題「嚴重傷害了在日本侵華戰爭中受到莫大苦難的國民的感情和尊嚴」。一道「是否同意題」經教育局的演繹後,似乎成為了「必然同意題」,而林鄭月娥和中國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公署都回應該事件,稱不允許香港教育淪為「無掩雞籠」。其實政府過去亦曾多次干預教育界,聲稱校園不應涉及政治,然而在清楚政治參與權是與身俱來的權利時,政府行為的動機便明顯是故意剝削,甚至是進行潛移默化的洗腦,將生活空間和學校從政治學分離,如同中共隱性灌輸「愛黨愛國」的意識形態於人民身上。

同樣,教育局宣布修改通識科課程內容,計劃刪除公民抗命、中國的環境污染、三農問題等,不難明察政府的政治目的是要優化香港人對中國的刻板印象,並且更大力塑造「中華民族」在黨的帶領下成為列強,以優越感營造歸屬感。國家機器意識形態可以是一則令人毫無戒備的廣告,香港政府過去亦在眾多媒介上宣傳香港作為亞太區最重要金融城市,香港人以此為榮,國際戰線也是建基於香港是國際重要的金融城市的意識形態之上。於是假以時日,配合人口赤化政策,香港將會以一個主體消失,遺下殖民地的建築,卻沒有人知道那些歷史;人們會忠誠於政府,因為他們相信中共政府的領導沒有任何瑕疵,彼此之間互相稱呼「同志」,共產黨成為中華民族、中國的象徵。

管治者的弔詭經營 削奪港人的主體意識

社會的整體運作猶如一間公司,前設是每個員工都難以轉換公司,因為你得選擇投資移民還是地產移民等高價應徵,不是基層員工能付得起,然而基層員工是公司的大多數。引用「人類動機的理論」的需要階梯,在生理需求或是較低層次的需求未被滿足的時候,人們不會追求更高層級。剖釋了這些基層員工的心態後,管治者展開了他們的弔詭經營術。若生理需求長期不被滿足,員工的工作效率便會下降,甚至發起工業行動如罷工、遊行等拖垮公司的運作,在滿足與不能被滿足的張力下,管治者決定採用「階段性滿足」的方法,將生理需求劃分多向度、多層級。員工有追不完的物質生活,於是他們會陶醉在追逐的過程中,只要公司的福利與薪酬能足以支撐物質享受,那麼他們不會理會公司的決策。

另一方面,壓縮員工的時間使他們無暇顧及社會治理層面的事務,並以高效率的經濟發展讚揚這種生活節奏,久而久之成為員工的生活模式,也是管理者的策略。「國際上所看見的,以及香港人自己所樂於呈現的,就是這樣一個香港⋯⋯中環代表了香港,『中環價值』壟斷了、代表了香港價值:在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裡追求個人財富、講究商業競爭,以『經濟』、『致富』、『效率』、『發展』、『全球化』作為社會進步的指針」(《龍應台的香港筆記》,2004年),冠以「紐倫港」、GDP等經濟數據為社會的核心價值,人們著享受這些榮耀,以「中環價值」為驕傲,甚至「國際戰線」猶是「全球化」及「經濟」才衍生的抗爭手段。

用中環價值壟斷一切文化價值,因為文化思想一旦被建立,意味著批判性思維、獨立思考、民族團結,都阻礙管治者的統治地位與權力。將金錢打造成這座城市的信仰,人們面對抗爭或人權自由被打壓,最關心的事情是恆生指數和樓價,最恐怖的事情是人們的麻木,「正常預左啦」如瘟疫在都市蔓延。文化在政府的組織決策中不沾不佔一席,市區重建不過是剷除殖民歷史、香港主體意識的工程,斷開共同體內部之間的連結,人們不會再關心政治而是把焦點放在自身。

以公民教育尋求全民覺醒的可能 打斷政權壓縮政治空間的壟斷

「真正的公民教育是讓下一代清清朗朗以自己腳踩的土地和文化為榮。真正的公民教育是讓孩子們知道,當你不同意一個政府的思維和決策時,你如何站出來挑戰它、打敗它。」

是次政府譴責民間公投,反映出民間的聲勢較過去更大,能給予政權一點壓力,然而仍是微不足道,香港人必須延續革命的思潮。14年雨傘革命、16年魚蛋革命後的思想建構工作是嚴重缺乏,亦埋下了時代革命失敗告終的伏筆。安德森提出的「想像的共同體」是對抗殖民統治的武器,所謂推行公民教育以尋求全民覺醒的可能,是由知識份子開始灌輸香港價值予香港人,現在只能遺憾「民主化中國」、「中國正式多黨制」或是「全民勇武」為時尚早,在沒完整打造穩固的主體意識前,香港人不太可能團結。唯香港人真正意識到自己作為香港共同體的事實—而香港主體正在消失,革命的烽火才有機會點燃,可是你的敵人總不會給你足夠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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