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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民主派議員去留之爭 看民調如何代表民意

2020/8/30 — 19:10

過去兩三星期,民主派立法會議員的「去留問題」成為輿論焦點。雙方爭論激烈,有聲音指民主派議員應根據民調結果行動。香港民意研究所則在上周五發表民調結果,在電話調查部分,全港市民中有 41% 反對全體立法會議員延任,37% 贊成,差異在抽樣誤差範圍之內。若只看民主派支持者的意見,則有 61% 反對全體議員延任,支持的只有 19%。同時,香港民意研究所的意見群組網上調查中,只計算民主派支持者的話,也是 63% 反對全體議員延任,支持的只有 20%。若只看民主派支持者的意見分佈,兩種方法得出的結果非常一致。

議員應否跟民調行事?這問題有兩部分,第一是在重大問題上,議員應否跟從民意而行,抑或仍然可以甚至應該有自己的判斷和理念,又或者當我們說議員應聽從民意時,是指聽從自己個人的支持者的聲音、自己派別的支持者的聲音,還是全港市民的聲音。這些問題關乎民選代表和民眾之間的關係,不是本文要探討的話題。第二部分是民調是否能夠準確地代表民意,本文希望從這問題出發,談談大家可以如何理解民調的作用和限制。

民調要反映民意,最基本的固然是抽樣方法,樣本數則關乎統計誤差的大小,而樣本數達到某水平後,再增大樣本能帶來的好處會愈來愈小,例如樣本數 1000 人,誤差是 3.2%,加到 2000 人,誤差會下降至 2.2%,再加到 3000 人,誤差只會降至 1.8%。但也要留意,嚴格來說,誤差是跟與統計值相連的「實際樣本數」掛鈎的,例如上周五香港民意研究所發表的電話調查中,當只計算民主派支持者的時候,實際樣本數可能只有 500 左右,誤差是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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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設定是重點 不少市民易受影響

除了這些調查研究 ABC 外,題目的設定固然是重點之一。先用一個去年的例子來說明題目設定的影響可以有多大。2019 年 5 月底 6 月初,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及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分別就《逃犯條例》修訂進行了調查,中大的結果是 47% 反對修例,24% 支持;港大的結果是 66% 反對,17% 支持。雖然都是反對的佔明顯多數,但兩個結果還是有頗大差異。為什麼?因為中大問市民贊成抑或反對「修訂逃犯條例」,港大問市民贊成抑或反對「將港人引渡去內地受審」。純粹從方法學角度看,兩個問法都是可以接受的,只是客觀效果會不一樣,把最具爭議性的一點指出來,表達反對的市民隨即增加,並不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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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例子亦表明一點:不要高估廣大市民對政策爭議的細節的認識程度。上面兩個調查都是去年 5 月底 6 月初做的,那時候,逃犯條例爭議已進入白熱化,亦正值網絡聯署風潮。一方面,很多市民的確已經很了解爭議內容,但另一方面,仍會有不少市民其實只一知半解,所以容易受題目設定影響。

可先問是否贊成延遲選舉

回到上周香港民意研究所發表的調查。當大部分民主派支持者表達「反對」的時候,其實是反對什麼?問卷題目是「人大常委決定現屆立法會繼續履行職責不少於一年。你有多支持或反對全體立法會議員繼續出任議員?」固然,在邏輯上,若反對民主派接受委任,就應該反對全體立法會議員延任。不過,如果一位市民本身很反對人大常委的決定,認為根本應該繼續選舉,而不是讓現任議員延任,他也有可能在回答這題目時表示「反對」。

如果要撇除這方面的影響,一種做法是先問大家是否贊成延遲立法會選舉至少一年,讓大家在這問題上表態,然後才問假若政府不改變決定,立法會選舉延遲至少一年,是否贊成民主派議員接受委任。若不能加多一條題目,至少在題目用詞上令反對人大常委決定不會跟反對民主派留任混合在一起﹙但筆者也要補充,觀乎過去一年的民調結果,本土派支持度一直上升,市民抗爭意識亦一直高企,就算修改了用詞,民主派支持者中大部分反對留任,並不出奇﹚。

中間方案不太可能由研究者自行設定

題目用詞之外,就是答案設定。已有很多論者、網民提出,在去留之外,是否有很多中間落墨的可能性?固然是有的。如果現在只是一位學者自己進行研究,他可以設立各種自己認為有概念或理論意義的選項,但如果是一個對實際政治運作和過程有直接影響的調查,那些中間落墨的方案,就不太可能由研究者自己去設定,問題是爭議中的雙方能否提出更具體的方案,通過調查機構給市民作選擇。

還有一個細節值得一提。這次香港人意見群組調查結果,是整體而言 47% 被訪者反對全體立法會議員延任,35% 支持,15%「一半半」,3% 回答不知道。「一半半」這個選擇是否需要存在?一般而言,主動給予被訪者一個「中間」答案是慣常做法。不過,有很多研究指出過,選擇中間答案的人,其實不一定真的沒有態度,可能只是因為各種原因不想說出來而已,所以有些調查會刻意不設中間答案。回到今次調查,若沒有「一半半」這選項,回答一半半的人,有部分會反對立法會議員延任,部分會支持,部分會主動說自己「不知道」。這樣,反對全體立法會議員延任的比例,就可能剛好過半。

「一半半」選項對結果有客觀影響

再一次,純粹從方法學角度看,設立「一半半」這答案與否是沒有對錯之分的,不過這選擇存在與否會對結果有客觀影響,多了一個中間答案讓被訪者選擇,任何一方要過半,自然會較為困難﹙當然,如果「過半」的意思是在撇除中間答案和「不知道」之後過半,又另作別論﹚。

其實,很多所謂「方法問題」都是這樣的,所謂「方法學」不會給你唯一一個對的做法,而偏偏不同做法又可以有不同效果。如果是學術研究,方法細節上的決定,往往建基於學者對理論概念和研究要處理的社會現象的判斷。如果就着社會事務進行調查,一些方法細節上的決定亦難免要建基於對社會或政治事務的判斷。如果社會大眾和參與爭議的持份者可以對一些問題有共識,調查機構就可以根據這些共識設計調查。若社會和持份者缺乏共識,除非民意真的很一面倒,否則單靠調查未必能解決爭議。

原文刊於明報,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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