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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葛蘭西的霸權,到墨索里尼的法西斯黨

2021/4/30 — 22:12

(作者按:本文較短版本曾於《香港 01》發表,以下是進一步深化討論的長版本。)

過去數年,我在大學任教「公民社會」科目,而討論的起點,通常會是約一百年前的歐洲。那時歐洲剛經歷了一戰的重大震盪,對歷史前路存在一種莫明的焦躁。一方面,議會民主制度在英美等地已趨於成熟,議會體制漸成化解社會矛盾的良方。另一方面,俄羅斯則發生了十月革命,展現出社會主義的迥異歷史進程。其他歐洲國家又是何去何從呢?

霸權和公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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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的焦點遂落在德國和意大利,兩者皆可視為位於歐洲中部的國家。在那個時代,它們既沒有如英美般的高度工業化,以及生產力帶來物質生活水平的普遍提升,但也無法想像如蘇俄般,走上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在德國,傳統貴族地主的影響力依強大,對新興工業資本家構成巨大制約。在意大利,除了北部地區的工業發展比較成熟,南方仍維持著傳統農業社會的封建形態。

對於此等中歐國家面對的歷史不確定性,意大利思想家和革命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有著深切的反思。對他來說,中歐國家的資產階級不夠強大,因而無法建立起如英美般穩定的議會民主,能通過體制內的協商和游說,令不同階級的利益得到調和。葛蘭西把英美那種政治和思想文化上的統一稱為「霸權」(hegemony)— 它代表著一種令各方均好下台的妥協政治,乃是英美民主體制成功的關鍵 — 儘管這個名詞的中文翻譯,較難體現它「懷柔」的原本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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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權建基於怎樣的社會基礎之上?它實有賴強大公民社會的建立 — 現時我們經常把「公民社會」一詞掛在嘴邊,實在多得葛蘭西把它發揚光大。但和我們現時較理想化的認識有別,葛蘭西眼中的公民社會絕非站在國家的對立面,扮演著監督和制衡國家的理想角色。剛好相反,他相當現實地認為公民社會根本只是國家的延伸,在政府架構以外發揮著政治的輔助職能。

意大利思想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資料圖片)

意大利思想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資料圖片)

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導權

廣義來說,霸權並不限於英美的資產階級議會民主,而是泛指任何階級或群體取得的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導權。對此支配階級或群體必須超越狹隘的本位利益,打造跨越廣泛階級界限、捍衛社會整體利益的形象 — 儘管這很可能只是刻意營造出來的假象,旨在為特定階級利益塗脂抹粉,但卻是建立霸權不可或缺的步驟。

同樣和後世的認識有別,葛蘭西筆下的霸權,固然涵蓋意識形態或思想文化的領導權,但同時亦包含了政治上的領導權。尤其是通過國家的資源分配職能,支配階級不但更能有效宣傳其政治理念,同時亦可通過政策將理念付諸實行 — 儘管那很可能只是一些小恩小惠,用以擺平被支配階級的工具,分分餅,派派糖,但對粉飾霸權的認受性同樣不可或缺。

然而,無論是政治或意識形態領導權,皆不能單單通過國家機器自上而下的強制實施,它需要更多間接、迂迴和化整為零的方式實現。大眾傳媒、教育體系和群眾組織等,皆可被統稱為公民社會領域的組織,遂構成拍夥國家建立霸權的重要環節。它們的健康和成熟發展,能在體制以外打造體制維穩的保護傘,有助國家毋須直接面對反抗力量的衝擊。

當然,在葛蘭西聚焦的中歐國家的具體處境中,霸權和公民社會的發展並非單純涉及國內因素,它們同樣受到國際環境的密切影響。如前所述,英美議會民主和蘇俄社會主義皆提供了重要參照,與德國和意大利的政局存在緊密互動。一些外部(那怕只是表面上)成功的範例,難免牽動國內不同政治勢力的神經,直接影響到其政治和意識形態綱領。就在同一時期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鬥爭中,「外國勢力」的影子其實同樣無處不在。惟反過來說,不同的外國經驗最終能否落地生根,始終深受一時一地社會歷史處境的制肘,由此亦交織成了不同國家迥異的歴史命運。

法西斯黨的消極革命

從如此一個角度出發,我們便可更清晰地了解,當時的中歐國家無法通過議會民主「維穩」,皆因欠缺強大的公民社會和霸權力量。由於沒有那一種社會經濟力量能起主導作用,各種政治主張或綱領皆難以一鎚定音,民主協商和妥協遂無從談起。特別是依附土地的階級不斷猛拖後腿,資源分配成為零和而非雙贏的遊戲,整個社會找不到面向未來的前進動力,遂形成政治經濟停滯不前的僵局。

對葛蘭西而言,這便構成了某種權力真空的狀態,令保守的政治勢力得以乘空而入,建立起一種折衷權宜的政治替代方案。它並沒有引領長遠發展的清晰政治綱領,更多只是靈活實用的投機主義精神,擅於抓緊當時普遍人焦躁不安的政治情緒。在意大利,這顯然指向墨索里尼和他建立的國家法西斯黨。這源於一戰時期的民族主義運動,以其後由退伍軍人組成的半軍事化組織,並在 1922 年成功通過軍事政變上台。

墨索里尼(資料圖片)

墨索里尼(資料圖片)

法西斯主義崛起的另一重要背景,是一戰後紛亂不休的國際形勢。意大利作為戰勝國之一,不但沒有嘗到眾多的好處,反倒遭到協約國的排斥;不但無法取得領土的大幅進賬,反倒面對沉重的經濟困境和外債問題。繼後向非洲大陸和巴爾幹半島的殖民擴張,遂逐漸成為意大利重要的政治議程,並被墨索里尼視作重建羅馬帝國昔日光輝的重要標記。

葛蘭西將法西斯黨奪權稱為「消極革命」(passive revolution),原因是它並沒有如英美等國,推動與工業社會互相匹配的政制改革,塑造全民認可和面向未來的政治共識。相反它只是通過自上而下的專制力量,假借「國家安全」的名義勉強維持既有現狀。它代表著一種「以力服人」的低端原始政治,並不存在「以理服人」的胸襟和歷史視野。

必須加以釐清的是,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和同期在德國崛起的納粹主義,儘管皆擁有狂熱民族主義的色彩,但在本質上仍存在著根本的差別。在二戰初期,墨索里尼其實對希特拉懷有極大戒心,並對積極參戰抱著猶豫不決的態度。直至德國在法國戰線全面大捷,墨索里尼才又抱著一貫的投機心態,期望能在戰爭成果上與德國分一杯羹。

而墨索里尼押錯注帶來的沉重後果,除了令自己在短短三年後戰敗被俘和及後被處決外,更讓法西斯主義淪為軍事極權的同義詞,從此永不超生。但事實上,法西斯作為英美議會民主和東歐社會主義以外的另類選擇,對理解現代政治操作實有更深遠的意義,不宜輕率地把它視作早已過時的歷史陳跡。

美國主義和統合主義

其中一個例子,是法西斯黨所採取的「統合主義」(corporatism)策略。 前述的英美議會民主被稱為資產階級民主,說穿了,是用一點錢來解決社會矛盾,藉著局部的物質資源再分配來達至階級妥協。意大利的資產階級和工業發展並不成熟,依附土地階級則無法創造新的機會,要與英美先進國家爭一日之長短,遂只能依靠專制統治來進行統合 — 首先是藉軍事強人擺平各種利益,其次是由官方主導經濟發展的路徑。

法西斯黨乃源於一戰劇烈的國際競爭,以及由此衍生的高漲民族主義情緒。葛蘭西創造了「美國主義」(Americanism)一詞,以描述自亨利福特引入流水線作業後,美國工業出現生產力的飛躍進步,以及工人階級待遇的普遍提升。後起工業國難免面對巨大競爭壓力,而統合主義則正好被挪用作為即食藥方,由國家來取代資產階級的領導角色,自上而下地制定產業政策和發展目標,掃除阻礙經濟轉型的保守力量。這與亞洲四小龍工業化早期十分類似,亦是所謂「亞洲價值觀」的基本內涵 — 但由於港英政府在產業政策上相對被動,加上香港並沒有主權國的身分,因此往往被視為四小龍中的例外。

統合主義的其中一個重要缺陷,在於「統合」必然是小圈子精英的玩意,它所能連結和凝聚的社會經濟力量,只能命定地局限於圍內的「自己友」。他們固然會被利用作扮演「民意代表」,為專制統治營造民主開放的姿態,同時亦能挪用國家資源作為討好群眾的工具。但這些「自己友」很快亦會發現,他們只是獨裁者手中的馬前卒,根本毫無討價還價的本錢。在政治權力愈趨集中之際,他們很快便會像 condom 般被棄之如敝履。

至於那些無緣入圍的「非自己友」,自然亦已喪失原有的議價渠道,在分餅的過程中進一步被邊緣化。其後遺症在於整體社會將更加撕裂,反抗力量或脅迫於專制政權而敢怒不敢言,但表面上的和諧卻難以掩蓋權力空洞的本質,管治精英只能宿命地和廣大群眾愈行愈遠。公民權利的削弱勢必延伸至社會經濟的權利,令階級剝削和貧富懸殊的問題進一步劇化,公帑資源則流向備受庇蔭的特權階級,汲汲於短期和高強度的掠奪,卻完全無法掌握長遠發展的可能性。

猛下經濟重藥的另一個嚴重後遺症,是宿命地為自己樹立更多的敵人。政權總無法只依賴壟斷暴力來維繫表面的團結和穩定,它必須輔以某種激進的意識型態號召,例如是以狂熱的民族主義和排外取向,來作為支撐專制精英統治的理據。然而這不但進一步觸怒國際上的敵對勢力、以至原來的盟友,在經濟和貿易上亦將陷於孤立,反令原有的經濟危機進一步加深。因此對葛蘭西而言,殖民擴張既成為延續統合主義的主要策略選項,亦已命定地將意大利推向軍事冒險的深淵(註一)。

二戰期間的羅馬(資料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二戰期間的羅馬(資料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獄中札記》的歷史意義

回說 1920 年代,葛蘭西作為左翼思想家和革命家,難免被墨索里尼視為眼中釘。儘管當時意大利的工人運動相當脆弱,但葛蘭西在共產國際的活動卻很活躍,這與法西斯的本位民族主義形成強對立。1926 年,墨索里尼不顧當時法律保障議員豁免拘捕的權利,將擁有國會議員身分的葛蘭西逮捕並判 20 年徒刑。法西斯檢察官在判決時曾宣稱:「我們必須讓這顆頭腦停止運作 20 年!」而在經過了長達 10 年的監禁後,病重的葛蘭西在假釋後數日便與世長辭。

事實上在同一年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人運動同樣相當脆弱,曾任黨最高領導人、長期在上海地下工作的瞿秋白,亦於 1935 年被國民黨處決。最後被葛蘭西稱為「南方問題」的農民運動,令中國走上截然不同的歴史路徑。

而葛蘭西的強大精神遺產,要待他死後的數十年才漸漸浮現。他自 1929 年起獲准在獄中寫作,思考意大利以至整個西方社會的出路。結果他寫下了多達 32 本《獄中札記》,包括前述著名的公民社會和霸權理論、法西斯主義和消極革命以至美國主義和統合主義等的分析,成為義大利現代思想史上的重要著作,亦對廣泛的政治經濟研究產生深遠影響。

我想葛蘭西的思想至今仍歷久常新,在於人們實難以滿足於把議會民主和社會主義簡單二分,而是希望能更深入地探究不同政治經濟體制的根源 — 是什麼因素令它們得以持續發展,抑或逐漸走向衰敗?能塑造出堅固共識,抑或依賴高壓手段來維持?最終又會為廣大人民,帶來怎樣的迥異歷史後果?近一百年前葛蘭西提出的這些問題,對於我們當下重新理解「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何嘗不是提供了更加宏觀的思考框架?

「威瑪共和」的爭議

在前述的「公民社會」課堂上,少不免還會提到學長陳健民教授 10 年前提出的、關於「威瑪共和」的討論,當年曾牽動了一陣熱烈的爭議。和意大利的情況類似,一戰後的德國亦出現了權力真空,令議會民主體制難以落地生根,結果反倒構成了孕育納粹主義的溫床 — 為何最終德國無法建立成熟的公民社會,人民普遍願意臣服於納粹統治,以至最終構成了空前的民族災難?

猶記得當年的一個爭議焦點,在於威瑪共和問題的根源,是來自體制外抑或體制內?是來自民間抑或政權本身?兩者之間的互動,又是如何構成一個每況愈下的惡性循環?這場討論的敏感之處,在於結論往往容易被挪用作政權塗脂抹粉的工具,被迫害者反倒荒旦地被塑造成罪魁禍首。但在多年之後回望,當年參與辯論各方的觀點,其實仍深具時代意義,並且值得有心人和後來者繼續深究下去。而葛蘭西的洞見,相信會對補充這場爭論甚有幫助。

 

註一:此節討論主要參考:Giuseppe Vacca (2021). Alternative Modernities : Antonio Gramsci's Twentieth Century.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此書翻譯自意大利文,作者為葛蘭西研究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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