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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雨傘到反送中的情感核動力 — 當情感由他人回歸自身

2020/7/21 — 18:28

6 月 9 日,6.9 百萬人大遊行一周年,晚上有人號召在中環遮打花園聚集,在場市民亮起手機燈,形成一片燈海。

6 月 9 日,6.9 百萬人大遊行一周年,晚上有人號召在中環遮打花園聚集,在場市民亮起手機燈,形成一片燈海。

很久以前,英國學者馬寶康就獨具慧眼,開始研究「香港本土主義」。去年他製作了一部紀錄片《香港本色》,訪問了很多思潮和行動相關者。幾年間,我們見過幾次交換意見。向別人分享歷史,也像重新經過歷史,發掘自己都遺漏的細節。

本土運動發展有大形勢配合,但其濫殤還是情感爆發,有時更是負面情感。就像核廢料會毒死人,但用得好也能帶來無限動力。

上世紀香港人向來被視為政治冷漠,67 暴動之後政治事件總是難以開花結果,歷史經驗令很多人陷入失敗主義。政治冷漠不代表沒情緒,只是一直壓抑。偶有發泄,例如《頭條新聞》的戲謔、六四之後類似電影《人間道》的意有所指、達明一派的惶恐和焦慮、討論移民與否……都是負面情緒的移情宣泄,但當然是殘章斷片,無法形成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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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上世紀的政治情緒大爆發,是因為六四事件。浩大的公眾遊行、全港社會賢達和藝人齊聲和應,既是為彼邦人民吶喊,也是為自己即將到來的命運吶喊。這是個得以流傳的共同情感經歷,也是現時公民社會中老年人的共同心理基礎。為甚麼我們是同一班人,因為我們都經歷了一樣的大時代。然而六四情感經歷,像許冠傑的歌,是共同體的初階,遺民卻是不世襲的,世代交替之下,情感會無法傳承。而且情感是跟時間、地理、人物緊扣。北京六四事件,無法成為香港這個政治族群的核動力,因為「地理」、「人物」都是別人的,只有「時間」這一點勉強中港同沾,不過還是逃不過內部世代交替的影響。所以六四之後,香港人對自身薄情,對中國深情。就像吳叡人評反送中,為何本地社科學者普遍缺席,他認為主要是兩個:

「……一個是香港人文社會型知識分子的運動經驗非常少,非常地學院,他們是親西方的產物,一邊優越感很重,拼命掉洋書包,一邊說自己是反殖民,後殖民,這種自我矛盾的意識非常明顯,讓他們陷入一個深度被殖民的意識裡而跨不出來。所以他們沒有辦法面對年輕人很生猛的東西,年輕人不一定讀過什麼《想像的共同體》或其他理論,但卻用實際的生命在日常生活進行鬥爭。這些事情其實是嚇壞了這些我稱為『葉公好龍』的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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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交替之間,中國成為威脅香港現狀的最大可能,但卻被香港人投入最多而罕見的情感。這種遙距情感爆發,只是遙相聲援,最多捐錢、幫走佬,但這情感不會成為變革本地的能量。就像六四後的「三罷」,既是司徒華為了保衛大中國、執迷安全社運而取消,但當時人都是服從,因為情感上他們不會為北京的事情,而無故打爛自己的超穩定秩序。畢竟鎮壓不是在香港土地裡面發生。

14 年《白皮書》和人大決議之後,「中國恩准民主」、「又傾又砌」、「民主回歸」作為香港前途解方徹底失敗,「奪回自身」的新嘗試自然進場。從雨傘以來到反送中,都是香港人嘗試在建制已經不恩准恩賜並且缺席的情況下,試圖使社會契約不再懸空、使情感不再懸空。憲政不是一紙空文,而是長期的社會慣例和情感記憶。香港人從反殖民到反警暴,之後再出現文宣網絡、經濟網絡、秘密結社式的手足情誼、國際外交,是重新填劃自六四後一直懸空的自身:香港社會如果不考慮其他權力,會是怎樣?於是想像,於是理論,於是實踐。

在「去懸空」的過程,投入中國的情感自然減少,所以大學生幾年前開始不去支聯會晚會;到了今年六四,大部份人都在維園、在各區置換了當日主題,變成高叫「光時五缺」和獨立口號。這一代香港人對於過去歷史和情感,是轉折性傳承,就像榮格師從佛洛伊德,卻走向完全不同的道路。香港人從仰望中國,變成仰望自身。證據是作為「離岸中國民族主義」核動力的六四活動,終於被「去中國化」。親中報刊《亞洲周刊》在六四之後,神速發文批判這種改變。香港人不再自我懸空,對中國當然是警號。這種改變,大概也應了 2013 年陶傑說的:

「你心繫中國,起碼都覺得大家係『同胞』。如果唔覺得係『同胞』,大家冇血緣之近,就會選擇唔去六四晚會囉。由中共眼中來看,如果今年六四燭光會由去年十五萬人,變成一萬五千人,你都咪話唔驚?咁可以證明香港獨立意識極之濃厚。兩害相權,如果我係中共,我會想多啲人去六四紀念會。」

香港人傳統上被視為政治冷感,其性亦一窩蜂加三分鐘熱度。然而反送中到今日,仍然死不斷氣,不是因為實際在爭取甚麼。我相信大部份人現在已很少在想自己在爭取甚麼,而是情感。香港有很深殖民歷史和商業背景,「情感」總是被污名為亂事無用之物。然而沒有異常的情感,就沒有異常的堅持。既然香港對大國政治沒有即時的槓桿工具,那麼堅持,至少就是國際政治的入場券。香港人的三分鐘熱度被打破了,被新的傳統所取代。因為有人意外死、有人以死相諫、有游泳健將離奇浸死、還有很多人被打被告、有人要流亡;而鎮壓的現場,是香港土地,是香港商場,是香港鐵路,是香港人自身生活環境。被打被殺的,可能是自己認識的人。這種切身感,是由香港警察賦予的。如果說這一切都是 nation building,那麼警察也是參與其中。作為故事的反面,警察扮演了外國的打手和買辦,而香港人則扮演守衛家園和個人尊嚴的鬥士,在鬥爭過程中的犧牲,會成為後人的記憶和情感資源,並通過時間、地點和人物的同性,成為一個近似信仰的體系。

本土主義和激進抗爭一開始受到民主陣營批評,其實是因為一方情感濃烈,一方太無情。前者是受到尊嚴受挫的反作用力所驅動,而後者在多年的英殖和特區經驗中,患上習得無力感,他們總是問,退聯之後,然後呢?打爛玻璃又如何?打了警察又如何?談了身份認同又如何?去向西方救援會得到回應嗎?……他們很多都是學富五車,理解世界很多事情,但都是彼邦的事情,對於自身卻是不敢想像、像一個深櫃的同性戀者,非常的壓抑,他們窮得剩下功利,可能是因為他們最激烈最青春的感情已經留了在過去,留了在北京。步入中老年之後,他們相信政治是妥協的藝術,然而對於大多數運動參與者來說,群眾運動就是不妥協的藝術,自己都不知道會走到哪裡,但總之要努力拉闊形勢、不斷改變戰術、不斷引入新想像;而且他們死不斷氣,因為情感從本地共同經歷源源不絕地輸出,那是核動力,用之不絕,而且裝置在本地。

7.21、8.31 之類慘劇,會留下情緒的精神核彈,然而創傷也是定義一個群體的材料,可能會糾纏這裡一生,然而也定義了我們與別不同的性質。如果說存在先於本質,那麼香港人其實也沒有本質,但後天的形成,卻是決定性。也許 7.21、8.31 之後,標誌著「新香港意識」的誕生。共同情感(特別是創傷)是苦澀的,卻也是綑綁一群人的心之繩。林夕的歌詞問:「難道愛本身可愛在於束縛」,信焉。

中國歷史學家葛兆光曾經說過:

「任何國家的學術,特別是文史之學,必然是與本國問題有關的領域才是主流,沒有哪一個國家,研究外國文學、歷史、哲學可以成為主流的,即使是研究外國的,這個『外國』也要和『本國』的問題相關,否則就是屠龍之術,是紙上談兵,是隔靴搔癢,就好像古詞裡說的,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 除非是沒有建立文化主體性的殖民地區,被人家控制了經由學術研究上升為上流階層的管道,你才會『錯認他鄉是故鄉』。」

香港長期來說都是「錯認他鄉是故鄉」,然而經過實踐和受難,通過更深邃的反省,錯認他鄉、無法對自己產生感情的精神障礙,可望步向終結。這是最壞的時代,但同時也是最好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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