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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9/22 - 20:56

【恐懼之城.4】九七後無退路 前線中學生組織的抉擇:停運、堅持或暗中營運

前線中學生組織的抉擇:
停運、堅持或暗中營運
6 月 30 日,「港區國安法」生效前夕,山雨欲來。
早上 10 點 45 分,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宣佈退出組織;10 點 55 分,創會主席羅冠聰也退出;10 點 59 分,輪到成員周庭;下午 2 點 07 分,學生動源解散香港分部;3 點 02 分,香港眾志宣佈解散……那個早上,解散潮掀起,許許多多與政治相關的組織消失。
風起了,三個中學生組織作出不一樣的抉擇:一個停運,一個繼續,一個暗中營運。
香港有近三百萬人合資格申請 BNO,今年首七個月更有近六萬人續領,打算移民的不在少數。未成年的中學生無法主動移民,卻站在運動的前線,站在大時代的交叉點,他們會作出什麼選擇?
國安法下兩難抉擇:停運與繼續
6 月 30 日中午,剛剛考完文憑試的 Katy(化名)盯着 Facebook 上接二連三的組織宣告,霎眼間,她所在的中學生政治組織 Telegram 群組中掀起一場風暴,爭議停運與否。
Katy(化名)沒想過,國安法未生效,組織就倏然停運。
她心底明白,國安法要先清理國際線政治人物,而解散組織是為了保護不在枱面上的成員。她自去年六月起,一直投身組織工作,幫助中學生發聲,協調各大關注組籌備罷課、人鏈和集會,借出物資、借成年人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她還剛剛上過鏡受訪,表明反對國安法。
組織性質以輔助為主,偏向溫和本土,相比支持港獨的組織,她衡量過政治風險不高,除非追溯過去言論,因此判斷未成為目標。雖然去年多名成員的電話號碼被洩露,她一天收過十多個滋擾電話,但未有成員被跟蹤。資訊安全措施也夠,Gmail 帳戶均交由外國成員負責管理,設定的密碼長而複雜如亂碼。
5 月 21 日兩會宣佈人大議程納入國安法時,Telegram 上沒有人說怕,曾被《文匯報》、《大公報》批評的成員,還說:「要拉都拉我先啦。」
她沒想過,6 月 30 日那一刻,壓抑的恐懼如靜止的火山爆發 — 有成員說家人在大陸做生意,有人說「真係好驚」,發現承受不起風險。
Telegram 上激辯延綿兩三個小時,每一秒都有訊息。十多位成員多數支持停運,只有三四人有意繼續。她是其中之一,嘗試說:「點解要解散?解散可能唔係最好嘅 choice ,如果要秋後算帳,都係會搵到你哋。」那一刻,連曾上過《文匯》、說過「要拉都拉我先」的成員也說:「如果真係清算到我,咁我點算啊。」
除了「灰機」,她還是灰。
為咗組織努力咗咁耐,但嗰一刻話驚就停止運作,灰嘅,但係理解囉。
她已畢業,成員們普遍比他們還小一兩年,自然顧忌校內打壓,從未曝光的成員,自然以低調安全考量為先。
結果傍晚刊登了停運聲明,到深夜國安法條文推出時,她只看了懶人包,即使組織已解散,經過商談後,他們還是立即把 Instagram 上,有成員相片的六七個貼文收起。
那一天晚上,另一個中學生組織「香港思流」的骨幹成員約好了,在國安法生效前吃一頓最後的晚餐,一起等待條文出爐,再作打算。香港思流前身是「中學生反修例關注組」,曾與香港眾志合作,並在今年六月被《文匯》、《大公報》點名批評。
Ivan 是香港思流發言人之一。
八時許,三位發言人之一、十六歲的 Ivan 抵達約定的西餐廳,點了一客意粉,在跟拍訪問的記者前,氣氛仍然輕鬆。飯後,一行四五人去了便利店買飲品,在公園圍坐,才敢猜想條文和刑罰。他們一早研究過中國版本國安法的條文,有成員情緒低落數周,神情難掩失落。
到十一點,手機上彈出國安法條文出爐的通知,心情一緊繃,人人都讀着條文,良久陷入沉默之中,氣氛沉重。其中一位發言人是女生,平日堅強,壓抑不住,流着淚,哭着說:「好驚啊,好驚俾人拉,唔知點樣同爸爸媽媽交代。」其他人安慰,Ivan 默默遞上紙巾。
那一夜,他們一路商討萬一被捕的處理方式,互相把父母電話交託較低調的成員,預先寫下給父母的信件等等。Ivan 強調香港思流從未支持港獨,只追求民主及本土價值,仍有成員怕得想離開,最終因為未成年,需經父母決定移民、安排讀書及生活,因而作罷。
因為我哋好鍾意香港,為咗香港先會企出嚟,冇理由因為咁小嘅事就離開香港。
Ivan 嘆了口氣,哪怕口中的「小事」,是國安法。
一夥人去了糖水舖,聊到凌晨兩點,才散夥回家,此後再在通訊軟件 Discord 上與其他成員開了兩小時會。最後或因家庭反對,或因被捕風險,幾人決定退出,約十名成員決定留下繼續。
恐懼只因威脅實質,如影隨形。 6 月 7 日,香港思流與學生動源聯合多個學界組織,發起九龍區遊行被警方反對後,在尖沙嘴開記者會。Ivan 有份出席「不反」協調會議,會面長達一小時多,警方不斷質問學生動源綱領及政治取態,指他們支持港獨,因此不批准遊行。當日有記者傳來照片,攝下一個約五十歲的中年男子跟蹤他們,還不斷拍下大頭照。數天間多名成員被跟蹤, Ivan 也被尾隨了一次。組織及成員的個人電郵地址亦被駭客攻擊,不明的裝置登入。
直至 7 月 29 日鍾翰林等四名學生動源成員被捕,他們才恍然大悟,種種攻擊或者是調查的一部份,或者是被捕的前奏,只是還沒有發生。
Ivan 去年七月加入組織,父母一直不知情。直至三個多月前,他剛成為發言人。6 月 7 日在記者會亮相後,一家人坐在一枱吃飯,平日不談政治的父母忽然才問起,嚇了他一跳,但父母自幼教導他追求公義,並無反對。七一後,他有一陣子特別不對勁,父母還特意問是否與政治有關。他靜靜說有機會被捕,父母反而著他「唔好咁擔心」。他最害怕因自己所做的事,牽連家人。
學運停滯 威脅下的組織空間與路線
學生運動規模萎縮,許多組織均停運、解散,或沒再更新社交專頁,包括「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學生動源」、「中學生行動籌備平台」、「青年政治關注組」、「凝火之聲」等。
去年 5 月 28 日,超過 300 間中學關注組聯署反對送中條例,到了 今年 5 月 28 日聯署反國安法,僅剩 39 間中學參與。
學運降溫,前路未明,Ivan 與 Katy 同樣憂心。
Katy 數算原因有幾,一來,許多關注組領袖多為 2019 至 2020 年度的中六生,需要應考文憑試,無暇分身,二來,關注組內部路線出現分歧,三來,除了傳統名校,普通學校關注組缺乏「牙力」,容易遭校方施壓。
學生組織能做的越加有限。反送中運動,Katy 的組織曾為遭受打壓的同學開記招,校方尚且顧慮傳媒及輿論壓力,會改善待遇,但教育局全面推行國安法教育,提及政治的空間越發收窄,連老師也面臨開除風險。不過,她認為學生如果受打壓,即使學生組織無法改變任何事,無法保護,但起碼代為發聲,更多人知道其遭遇,「可以令呢班少數同學仔唔好被孤立,心靈上受到安慰」。
今個月 23 日就開學了,教育打壓,如國安法教育等等,來勢洶洶。Ivan 覺得仍有身位可做,通識科不教的,老師因國安法避而不談的,由中學生組織講。抵抗教育赤化,成為責任。
香港思流 Instagram 近五萬追蹤者中,最多是 18 至 21 歲,其次是 16 至 18 歲。成員們每周開一次例會,定下跟進的各大議題,平日在 WhatsApp 群組上決定社交媒體的貼文,國安法生效後更審慎用字,由有空的成員把關。
香港思流除了六月初入稟高等法院,協助就文憑試歷史科題目提出司法覆核,近來爆發通識科教科書爭議,在教育局建議下自我審查,刪去三權分立、政治敏感事件如六四的論述等;中小學「宗教及倫理」科的新版教科書內容「愛國愛黨」,禱文寫着「我要學耶穌般熱愛國家民族」,香港思流也有跟進。
多本通識科教科書中,「今日香港」單元被多處修訂,刪減「三權分立」、公民抗命、新聞自由等內容。
Ivan 預計未來再也難發起遊行集會,他們計劃多推出文宣,宣揚本土文化,發揮一點微小的影響力。
對上一代而言,香港正正變得陌生,他反而想發掘本土文化,捉緊消失前的尾巴。像 Ivan 自己,以往閒暇寧可去外國旅行,因反送中而愛上香港,才發現自己並不了解我城,許多地方從未踏足,如彩虹邨、皇都戲院清拆前最後的真體字霓虹燈招牌老舖等等。
不過,作為應屆 DSE 考生,除了上課、功課和操練考卷,還抽時間處理組織事務,他暫時不願意考慮放棄。
停唔停運都唔會令到我被捕率減低,所以 keep 住做囉。
他一直記掛着被捕的朋友,自覺像個倖存者,「咁多手足都做緊嘢,我唔可以咁快就唔做。」
暗中援助:中學生付出十萬 助養中學生
自去年 6 月 9 日至今年 9 月 6 日,警方拘捕 10016 人,當中約四成是學生。
中學生朋友圈子中,處處是被捕者,成為現象,也成為這一代人的集體創傷。Katy 少說認識十個,去過警署送飯,由晚上七點等到凌晨兩三點;Ivan 數不清多少朋友被捕,有好朋友明明沒有反抗,被捕時卻被警棍扑爆了頭,送了去醫院,縫了幾針,急急趕去探望,神情呆滯,他義憤填膺又心痛。他的朋友由被指非法集結到暴動皆有,他只能陪伴吃飯打機,哄對方開心。
同齡人更能體察彼此的痛苦,中學生助養中學生,撐住彼此,也是自然不過的事。
流水、阿餅、Clark 和河粉(化名)是中學生互助 Telegram 頻道管理員,協助因政見離家出走、生活有困難的年輕人。
(左起)Clark、阿餅、流水和河粉(化名)四個人撐起一條 Telegram 頻道,幫助同齡人。
國安法列出的罪行中均有針對「以金錢或者其他財物資助他人」者的條文,嚴重處五至十年有期徒刑。中學生互助平台也有危險。流水今年十七,是四人中的領袖,拍板決定靜觀其變,於是將平台的 Instagram 專頁關閉,TG 頻道停運,但私下照樣提供援助。
去年十二月最高峯,頻道共收過約三百人求助,管理員們一人負責一條地鐵線,沿線約見有需要的援助者,給予飯劵和現金援助。流水一個人跑荃灣線,負責約百來人;同樣 17 歲的 Clark 走訪港島,15 歲的阿餅跑勻新界。對象十來到二十來歲都有,荒謬情況多不勝數,如一粒糖充當午餐、天天吃排飽、五百元用一個月等。
流水聽得最多是家暴,參與抗爭的學生因政見承受傷害,被軟禁,被扣起飯菜,被經濟封鎖,被趕出家門傷痕纍纍 — 通通是「父母對付子女」的常見手段。他也幫忙找寄養家庭,或者借宿,聽過數不盡的故事 — 與家人因政見反面的少女,兩個月來每天哭着哭着,淚水是紅色的,家人置之不理,直至姐姐把她送去急症室,醫生說是微絲血管爆裂,「再遲啲嚟就眼盲」,要留院觀察;某次在旺角前線抗爭,流水中了胡椒噴霧,逃到一旁,與急救員互相沖洗眼睛,對方拉起袖子,手手腳腳全是藤條瘀痕,二人一聊天,對方才告知是被父母趕出門,受暴力對待。二人急急交換聯絡方法,流水硬塞了現金劵給他。
萬一被趕出家門,高中生未能打工,得靠親友借錢渡日,一旦沒有這樣的人際網絡,就難以支撐。流水說話有一種超齡的成熟,「屋企係最後避風塘,(但)我自己唔係。」
因父親出軌,父母離異,他與婆婆同住。因家庭背景複雜,他受過許多幫助,遇過許多人生導師,人脈廣,也比同齡人更有金錢觀,「百足咁多爪」,打過多份散工、教班做手工藝、補習、開 IG shop 、做過買賣小生意……在幫助別人的同時,即使自己因政見與婆婆大吵一場,被阻止出門抗爭,被經濟封鎖幾個月,他也能存活下來。
嚐過家庭破碎的滋味,他格外不忍其他人落入同樣境地。他們暱稱求助者為「寶寶」,運動中「家長」給的錢不夠,他總自掏腰包多塞幾百,送着送着「一個仙都冇」,積蓄全送出去,花了約五六萬元,連同運動中的其他援助,他一共花費十萬元。
國安法陰霾下,四人盡力不放棄。
隨國安法生效,許多家長群組解散,資金來源斷絕,但需求仍在。除了介紹工作給「寶寶」,流水仍然有辦法靠熟人張羅現金,私下每周定期資助十來人,至今保持聯絡則有約三十人,每個月支出金額達兩萬。
點解要我哋中學生做呢樣嘢(助養)呢?係愛定責任呢?兩樣都係啦。犧牲學業時間付出,係我自己選擇,我承擔得起,我願意付出。
助養者成長的故事:保護彼此,承擔彼此的創傷
因為早熟,流水一早習慣事事以人為先,不論生活還是抗爭中,也努力保護他人。
他去年在所讀中學創立關注組,在校內貼文宣,組織十來人罷課。因為素來活躍課外活動,有份創立校內朋輩輔導組,算「比較有話事權」,校方事後懲罰參與的學生,但記過需要經他和輔導主任共同審批,他通通在表格上打上交叉;校方改罰勞動服務,他也叫他們做輕鬆一點的。
他被校方針對,去年 12 月 4 日大學聯招(Jupas)截止之前,他因抗爭缺課,錯過升學講座,沒有收到截止通知。他去教員室,追問升學輔導主任四五次,約好時間會面,但主任避而不見,告假爽約,相熟的老師透露是因為助理校長刻意阻攔,再聯絡主任,對方反而建議他去台灣升學。最終,他預計成績差,升不上大學,沒有報讀Jupas, DSE 放榜成績也比預期低十分,去了讀專上學院的社工課程——他覺得與他現時所做的有相似之處。
照顧他人,還包括提供情緒支援,流水做慣了輔導工作,電話由下課後傍晚六點,響到凌晨三四點,同時與四五個人傳訊息。每當有「寶寶」聯繫傾訴,他從不拒絕。收過訊息如想輕生、自殘、做人沒意義、自覺是負累,有一次對方說:「我攞咗好多你嘅資源,我覺得而家自己好廢,又出唔到去。」他想盡辦法激起對方求生意志,答道:「你搵個方法,收咗我咁多資源,你好返啲,會唔會考慮做返啲嘢,捐返畀我,我再畀返人呢?」有時不懂得回應對方,只好分享自身經歷。
承接過多他人的負面情緒,憂鬱難以排解。凌晨時份回覆所有訊息後,流水會偷一個小時放鬆。他家住高層,看着外面,想過「不如跳落去,一了百了,世界冇希望」,又想:「佢比我慘咁多,比我更堅持,我有咩條件自殘放棄?不如留住自己條命,繼續生活去幫人。」為他人付出,反而成了他生存的最大意義。
流水(左)在抗爭中找到了人生意義,阿餅(右)更堅定做律師的意志。
一年來組織抗爭,支援他人,催熟了一整代高中生。
15 歲的阿餅去年辦人鏈活動後,她結識兩位前線抗爭的同校師兄,成為朋友,其中一位被捕,另一位獨自到外國讀書,請她代去法庭聽審。阿餅因而開始去法庭旁聽,達二三十次。九點開庭,七點半就到,有時因遲到無法入內,但見到滿庭的場面,仍令她安慰。有姨姨即使不懂用 Telegram,但清晰記得每宗案件的案情及開庭時間,那份堅持令她感動。
遇上十來歲的個案,旁聽師都特別激動。有一宗案件,被告與她同齡,還柙中,明明有機會判感化,但控方堅持要判坐監,她格外不解而痛心,「唔理政見立場,一個學生做錯嘢,唔係應該諄諄善誘教育咩?唔係教返正確嘅嘢,而係用呢種方法,坐(監)折磨佢。」
她來自黃絲中產家庭,讀 band 1 中學,成績名列前茅,一向有意做律師,人工高,社會地位也高,「以前(講)維護公義,唔知自己講咩,莫名其妙好想做,而家決心動力大好多。」即使法治崩壞,她將來仍想做律師,以法律原則,維護當事人的利益。如同戴耀廷所言,她相信法治會重生。
付出再多也不夠,流水只希望有更多人願意付出,「(我)只係平平無奇出身低下階層的𡃁仔一個,好多嘢都有心無力,咪盡做,做到嘅咪做囉。」流水只有一個希望:
當我呢一代人嘗試過自由嘅美好,我唔想我下一代變扯線公仔。
下一代 抵抗洗腦教育與未來
據民間組織「港語學」統計,2017至18年度,「普教中」小學仍有七成,中學則接近三成(27.8%)。河粉留意到,中一生說普通話和廣東話的比例是七比三,母語變得弱勢,甚至聊天也拒絕說廣東話,亦常常玩抖音。
國安法下難再現大型社運,幾人不約而同憂慮,他們或者是最後一代自認香港人、覺醒的中學生。
香港思流約四十個街站義工中,最小只有中一,問會否因國安法退出,本來預計絕大部份人會走,最後竟有三十人留下。Ivan 印象中初中生對政治冷感,但多多少少帶來一點希望。
當教室不再是教導真相的場所,Ivan 努力學懂批判性思考。
Ivan 以往也從不關心政治,直至 7.21 白衣人無差別攻擊的荒謬,如當頭棒喝,才令他由「半個港豬」覺醒,加入學運。生活在香港崩壞的年代,Ivan 對社會與體制喪失信任,生活安全感分毫不剩,「好似無人保護到你咁」。
他唯一可以做的是裝備自己,獨立思考。暑假時,他勤讀哲學書,翻開存在主義鉅著《存在與虛無》,讀到一半,尷尬地說「睇到個頭爆炸」,只好多讀幾遍。他由背囊中掏出一本《理性思考的藝術》,說想學懂批判性思考,辯明邏輯陷阱。教科書中的真相持續被扭曲,他想抵抗洗腦教育。
面授復課在即,阿餅剛升讀中四,而初中通識科已改名為「生活與社會」。上學年考試才考過政府結構,包括三權分立、行政主導等重點,新學年再上課,學到「今日香港」,老師再提卻輕描淡寫,簡單一句「Er 大概就係咁」。
政府公然宣告「三權分立」不存在,只存在「三權分工」,同學紛紛在 IG 上貼文嘲弄是「笑話」。雖然他們一向知道三權分立已名存實亡,還是像被狠狠刮了一巴。
妹妹正讀小學,未來跟她所學的完全不同。一家數口每天晚飯後議論時政,父母愛講港英時代的局勢、市政局、臨時立法會、傳媒第四權等等,從小耳濡目染,至少她相信妹妹不會被洗腦。
(我哋)呢一代見證住香港慢慢由好好嘅城市,畀中共政權侵蝕,一定會同返下一代(講)。
移民,或做雙面順民
九七主權移交,香港命運從此改寫。
出生於九七後一代,沒有 BNO 護照,命運因而被改寫。
BNO 平權後,即使決定申請「香港 BNO 簽證」移民,也要求 BNO 持有人帶同家屬一同移民。這離他們好像很遙遠。
一本 BNO 護照,一本特區護照,九七後出生的他們只有後者。
Katy 只有一本特區護照。抗爭一段時日,她才發現許多同儕早有外國護照,出自中產家庭,隨時可以離開,不免有一點「灰機」。她出身藍領基層家庭,父親做司機工作,即使有 BNO 也不會帶她一起移民,亦負擔不起她去外國唸書的使費,她變相要靠自己。去年抗爭,她幾乎沒上學, DSE 比預期中少了三四分,升不上大學。她決定重讀一年,視乎香港情況,或者去台灣升學,或者靠專上資助計劃(grant loan)讀完大學,再作決定。「如果要走始終都有辦法,你要留喺度都係自己嘅決定。」
父母供得起阿餅去外國讀書,她以往渴望留學,事到如今反而不想離開香港,「一走就返唔到嚟,就真係唔會走。」她比喻,香港像一間陷入火海的房子,人人離開現場求救,但遠水救不了近火,總需要有人在火場附近尋找水源 — 她願意留下。
或者我哋嘅未來,就係要同國安法對抗。
阿餅的父母明言不會移民,她說:「陪住香港死都幾詩意, 用我嘅生命去見證呢個城市。」一旁的流水立即反駁:「唔好浪漫主義,有份嘢(BNO)喺手,安全啲。」
如果留下來,阿餅眼中,只有一個選擇:自我閹割,保住性命。
今年 DSE 通識科必答題中,問及「新聞自由與社會責任的兩難」,Katy 即使覺得前者更重要,仍偽裝真實想法,擔心答卷被紀錄,將政見分類製成數據庫。她只覺,在恐懼中生存將成常態,要適應活在沒有言論自由的香港。「冇穿冇爛,活到最後先係贏家。」
在大時代的交叉口,阿餅、河粉、Clark 和流水只能選擇移民,或者隱藏自我,做個順民。
Clark 父母深藍,沒有 BNO 護照;家有一層樓,不過在大灣區。他認命地說:「老豆唔移民,我都移唔到民。」想搬走,但「有錢先算」。他有想過,未來找個擁有外國護照的女生結婚。「做返個守法公民……幫藍絲轉軚,洗下腦,就算中美打仗,起碼我會生存先。」瘦瘦弱弱的他,說得輕巧:
留喺度囉,要死就死㗎啦。
他有做雙面人的心理準備。他有兩部手機,一部 iPhone,一部小米「扮藍絲出街」,只用來打機,手機桌布設定成「中國加油、武漢加油」,專門被警察截查後手機解鎖專用。聽到這裡,眾人哈哈大笑,但卻是認真。
阿餅開始習慣恐懼,「就算你點驚都好,都要面對。」河粉附和,說:「恐懼得幾多,你都唔知聽日事。」流水擔心健康碼,更擔心《基本法》附件三無限塞入中國法律條文。
流水自言爛命一條,如果有朝一日,香港也像新疆有集中營,他被折磨,「如果死,可以好似陳彥霖咁,令到全香港再轟動多一日,我唔介意一死。」豪情壯語說完,他又躊躇,嘆一口氣:「好難講,去到某個位,人係會貪生怕死。」他又想,暴政最可怕之處,在於引出每個人最邪惡的一面,一日香港人仍然無私付出,一日還有空間。
台灣戒嚴三十年,那麼你們,等得起民主的到來嗎?「我等唔起,咪下一代囉。」流水篤定地說。2047 年,他們都不過四十多歲,最年輕的阿餅下了結論:「係要時間。」
文/ 鄭祉愉
攝/ P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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