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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一位前線勇武手足 — 潘霍華

2020/4/6 — 14:33

credit: (Wilhelm Rott und Dietrich Bonhoeffer)https://bit.ly/2V6mO3z,Wissen911,CC BY SA 3.0, (Memorial plaque)https://bit.ly/2xRmY7f,OTFW, Berlin,CC by SA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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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沙鷗,從事神學教學與研究的牧師】

1945 年 4 月 8 日復活節,在德國旬伯格(Schönberg)集中營,一位牧師在獄中主領崇拜,說出:「這是終結,對我卻是生命的開始!」然後被帶到浮生堡(Flossenbürg)集中營。於 4 月 9 日凌晨,這位牧師就在絞刑台上因密謀行刺希特拉而被執行死刑,終年 39 歲。這位牧師就是才華出眾的神學家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1906-1945),他可說是一位另類的前線勇武手足,今年乃是他殉道 75 周年記念。

潘霍華出生在德國一個學術背景濃厚的基督徒家庭,21 歲已經完成神學博士論文《聖徒相通》,接着成為教會的助理牧師,25 歲開始在柏林大學擔任神學講師,前途可說是無可限量。然而,隨着希特拉的野心與世界局勢的轉變,在 1939 年戰雲密佈的關鍵時刻,即使他有機會到了美國教學,卻感到美國之行是錯誤的,坦言:「在我們的國家面對這樣艱難的時刻,我們必須與德國的基督徒人民一起生活。若我沒有在這段試煉的時刻與我的人民一起,我就沒有權利在戰後參與德國基督徒生活的重建。」於是,甘願放下在美國安全的生活,毅然冒險返回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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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潘霍華一生最關鍵的人物乃是他的姐夫杜南伊(Hans von Dohnanyi),杜南伊曾任國家司法部顧問,接觸到一些機密文件,掌握希特拉的罪行,該批文件因收藏在措森而被稱為「措森文件」(The Zossen Files)。杜南伊其後加入軍事情報局,在海軍上將卡納里斯(Wilhelm Canaris),和上校奧斯特(Hans Oster)領導下,乃是一個密謀推翻希特拉政權的地下抗爭組織,甚至密謀行刺希特拉。當潘霍華回國後,不能成為隨軍牧師,正是在杜南伊的幫助與安排下,加入德國軍事情報機構擔任情報員,成為他一生的轉捩點。當時潘霍華以牧師的身分為掩飾,假裝為一個效忠希特拉的情報員,但背後卻與杜南伊等人一起反抗希特拉,成為雙重身份的間諜,扮演着「無間道」的角色。潘霍華在杜南伊家中曾說過,在必要時,他願意動手殺掉希特拉的話。

事實上,該組織於 1943 年 3 月,已經暗中與軍隊高層密謀,執行「閃光行動」,於 3 月 13 日將炸彈暗中藏在飛機內,但炸彈卻沒有成功引爆。接着,3 月 21 日有軍官甘願以自殺式炸彈行刺希特拉,但希特拉突然提早離開而沒有成功。其後,杜南伊和潘霍華於 4 月 5 日被蓋世太保拘捕,因他們安排一些猶太人離開德國,涉及從事洗黑錢的「七號計劃」,而不是涉露行刺陰謀。即使潘霍華在獄中,仍通過密碼信息充分地掌握當時情況,故仍然存着盼望等待 1944 年 7 月 20 日的刺殺行動。當天,納粹陸軍上校陶芬堡將炸彈放置距離希特拉約 6 呎位置,炸彈成功引爆,炸死在場數人,但希特拉卻竟然生還無恙。很不幸地,1945 年 4 月 4 日,卡納里斯的日記意外地被發現,希特拉在盛怒之下,命令要除滅那批叛黨,最終導致卡納里斯、奧斯特和潘霍華等人一起在復活節後,於 4 月 9 日清晨,在浮生堡集中營被執行絞刑而死,杜南伊也在別處被問吊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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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境會使一個人的思想與行動改變,潘霍華不但是個神學思想上的先鋒,也是一個在行動上走在時代前端的先鋒,從一個典型的和理非,轉而成為一個另類勇武抗爭者,在當時潘霍華的處境下,當然沒有「勇武」一詞,本文所謂的「勇武」,乃是指到在和理非之外的激進抗爭行動,而潘霍華參與密謀進行的,乃是一種要推翻希特拉政權的激進抗爭行動,即是你不會找到潘霍華做出任何暴力傷人,或在街上投擲汽油彈等勇武行為,他乃是要除掉希特拉和納粹政權的抗爭,那可說是另類的勇武抗爭,達至一種「手中無暴力,心中有暴力;表面非勇武,內裏卻勇武」的隱藏勇武境界;而所運用的暴力,並不是傷害無辜者不義的暴力,乃是以暴力除去納粹政權傷害無辜者不義的暴力,那是一種正義而對抗不義的暴力 。從這個角度看,潘霍華確實是個走在最前線抗爭的勇武手足。「手足」就是「弟兄」,他是一位因着基督的愛使我們得以聖徒相通的手足,也是一位跨越時空邊界抗爭共同體的手足。潘霍華最終成為一位生命的抗爭者,一位殉道的前線勇武手足、牧師和神學家。

從抗爭的結果來看,潘霍華的刺殺行動不但失敗,更付出了生命的代價,而且所進行密謀推翻希特拉政權的激進抗爭行動具有爭論性。但在潘霍華死後不到一個月,希特拉於 4 月 30 日自殺而死,盟軍攻佔柏林後,於 5 月 9 日凌晨 0 時起,德國正式無條件投降生效,結束二次世界大戰的歐洲戰場。那位至終沒有流希特拉之血,卻死在絞刑台上的潘霍華,像那死於該隱暴力下的亞伯那樣,「他雖然死了,卻因這信仍舊說話」(來十一 4),通過他們生命的見證,仍舊對我們說出那無言的話。潘霍華的生命就是一個抗爭者的見證。

由於希特拉的野心與暴行本身就是一次政權的冒險,越過政權與道德倫理的邊界,在這獨特與嚴峻的處境下,情報局的軍官,以及一班有影響力的基督徒和潘霍華,不惜做出一次作為臣民的冒險行動,也同樣越過一般倫理的邊界,進行推翻希特拉政權的行動,那正是一種雙重的冒險行動。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行為的冒險,越逾邊界的冒險,不能在一般正常情況下引用。因着在歷史時空下出現希特拉這位冒險的野心家,才出現潘霍華這位冒險的神學家,他們兩人都為自己在行為上的冒險付出生命的代價。對潘霍華來說,生命確實是一場冒險之旅。

以潘霍華從和理非轉為一個勇武手足的實戰經驗,在香港抗爭運動的處境而言,具有很大的啟發性,正因為政府對一百萬和理非市民的抗爭方式置之不理,在經歷 612 包圍立法會的抗爭事件後,616 二百萬市民史無前例地進行和理非抗爭,仍然沒有回應抗爭者的訴求,才使抗爭者逐步開始進行勇武抗爭,甚至在警察濫暴和警黑勾結下,抗爭者被迫進行勇武反抗,以保護其他和理非的抗爭者,從而打破和理非與勇武派過去水火不容的邊界,使兩者巧妙地連結為和勇聯合的抗爭共同體,成為香港抗爭運動史上一個重大的突破,由此而爆發出一股前所未有的抗爭力量。

若套用潘霍華有關「行為的冒險」觀點,正因為林鄭月娥和特區官員首先在《逃犯條例》上,運用制度暴力做出行為的冒險,再加上縱容警察濫權和濫暴,而沒有任何疏導或降溫的表現,也不聽社會主流大眾發出設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呼聲,逾越了法治與良知的邊界,香港人乃是迫於無奈地導致勇武抗爭的冒險行動,在暴政下成為官員和警方口中的「暴徒」,發出一種對抗爭者污名化的政治修辭,但試問,假若沒有麻木不仁的暴政在先,香港又怎會有那麼多「暴徒」出現?他們甚至甘願冒險地付上被捕與流血的代價呢?事實乃是,「因有暴政,才有暴徒」,尤其是抗爭者看清楚這個政權背後的奸詐與不義,「是你告訴我們和平遊行是沒有用的」,那是在這樣一個獨特的處境中,在這種雙重冒險下,勇武手足才迫於無奈地進行一種合乎道德與良知的抗爭。

然而,在這種抗爭背後,抗爭者仍要付上法律的責任。因此,眾多勇武手足與一些和理非在警察的濫捕下,都需要面對法律的審判,但勇武抗爭者不會因此而破壞法治。反之,這個製造問題起因的林鄭政權,以及違法執行謷務的警隊,又用各種藉口與謊言掩飾真相,縱容警隊濫權和濫暴,這一眾高官和執法者乃是公然破壞香港法治的始作俑者,他們又一直拒絕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這才是香港在這次抗爭運動中最根本面對的問題,香港人正面對着一個超越倫理邊界的政權,導致香港人正進行一種超越邊界的抗爭行動,甚至有些手足像潘霍華那樣,為抗爭付上血的代價。在清明節與復活節期間,我們不但悼念潘霍華這位另類前線勇武手足,也悼念為香港抗爭運動付上生命的手足,雖知抗爭者的血是不會白流的,公義的神必然追討流無辜者的血!正如昔日納粹政權最終倒台,香港的抗爭運動最終也有成功的一天,使香港得以光復。

在受難節的時候,我們往往思想耶穌基督是為救贖人類而犧牲,但從另一個角度看,耶穌的死也是一次對不公義的法律與審判的抗爭。實際上,在歷史上無數前仆後繼的殉道者,他們的死都是一種寧死不屈的抗爭。潘霍華只是在不義與暴政下其中一位殉道的抗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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