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悼念與反抗(上)

2020/6/4 — 17:42

圖片由作者提供

圖片由作者提供

悼念,所為何事?又與反抗有甚麼關係呢?甚麼才是反抗呢?

於我而言,悼念,一定是集體的行為,儀式中承擔著一群體的集體經驗、回憶、願景或理想。或,悼念的出現,引證著眾個體正產生連結成為一集體。孰先孰後不太要緊,但悼念群體兩者實在密不可分。然而,在這框架下如何理解2020年的六四悼念呢,我們在「念」甚麼呢?正在「念」的我們又如何處理其他或應被「念」的事件呢? 我想到有個兩個層面。

現實上、政治上或策略上,香港人,中國人,台灣人或世界各地的人必須在悼念中記起中共的邪惡,切必再盲目相信中共治下的中國能夠民主化。應當拋棄任何期望改變中共(非指中國)的幻想,甚麼現代化理論,在中共的面前,忘記吧。殺人政權本質上是無法跟自由、平等、民主等價值共存,中共之於我們,之於世界、之於正義根本上是對抗性(antagonistic)的關係。對抗並不等於矛盾(Contradiction),當我們在說兩者是矛盾的,當中不涉及對兩者存在狀態的討論。而在對抗關係中,一者的存在是否定另一者的存在狀態。換句話說,中共的存在本身就已經預先否定民主出現的可能性。

同樣地,這種「揭示」邪惡的作用不是六四的獨有特質。一九年的運動也再次提醒著世界,中共仍然是邪惡政權,而且比起三十年前更囂張跋扈,持著在表面上「安然」度過金融海潚、成功辦奧,便披上「和平掘起」的外皮,在世界各地買地放債、興建基建、收買商家,企圖開展新殖民時代。烽火點撚於香港街頭,繁華都市頓變成巷戰的地方,真正燒著的是這副虛假的外皮,狐狸尾巴亦再現於人前。故此,時代革命一周年到來之時,是時候好好思考一下我們要怎樣「紀念」去年的一切,不管你覺得運動完結與否也好。

第二個「念」的層面在於我們怎去思考正在悼念的我們是甚麼、被悼念的生命又是甚麼的話題。悼念之所以能使個體連絡變成集體,原因在於其實在是向我們叩問個體之間有甚麼相同的地方,要我們直面我與這個他或那個她分享著甚麼。當然,這並非悼念獨有的功能,有些身份,有些認同或未必透過悼念來建構。悼念的獨特之處在於令人思考「失去」(Lost)的問題。我們「都」失去了甚麼,而在這失去當中,我們找到了彼此。我們分享著失去時間、金錢、自由、歸處、身體的一部分、朋友、手足的經驗,這是痛楚。而記著這些失去的痛楚,我變成了我們。

更進一步,這些痛苦的來源或者不是我們失去了甚麼,而是人生在世本身就「會失去甚麼」的事實。原來,除去體形、膚色、性別、信仰、國族認同、知識水平或各種特質後,我們其實都一樣,其實都是命中註定會失去甚麼,也是輕易就會失去的。任你富可敵國,身材健碩,同樣逃不過有可能受傷,甚至輕易死亡的命運。這種脆弱性(vulnerability)就是人的境況(condition)。當然,這種脆弱性也是可以被分配的,一部分人會比另一班人輕易受到生命威脅,有些人也可以被無視其脆弱的天性。類似的討論詳見Judith Butler的Precarious Life。

然而,揭示了人這境況後,似乎並未有要求我們要做甚麼的行動,這又會衍生另一些問題。如果我跟八九年的學生,一九年的手足,上水羅伯都是脆弱的。為何我們只會選擇悼念一些人,又不記住另一些人呢?這是政治問題,或者悼念從來都是政治性的,悼念的「揭示性」並不自然出現,它的形態是必須透過它自身以外的資源去思考。我想,這是有關「反抗」的問題。
 

原文刊於作者 facebook

廣告
廣告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