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悼念與反抗(中)

2020/6/11 — 16:01

何為反抗?有「有用」的反抗嗎?

反送中運動爆發剛好一年。時光飛逝,這一年的故事實在要留待人們用一生去講,去延續。其中,最令人難忘的是各種「抗爭手法」的出現:街站、集會、遊行、音樂會、連儂牆、和你Sing、人鏈、和你Lunch、罷工罷課、逼爆稅局、太空館狂歡......

容許那麼多抗爭手法的出現,或許是托賴「兄弟爬山 各自努力」的精神深入民心,但其實伴隨著這種精神的想法是:我們根本不知道做甚麼才「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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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古希臘思想以降,每個時代的思想,不多不少的,都有其獨特的依歸、目的 (Telos)。凡是與原則、目的、善 (goods) 相符的,促進、有利其出現的,就是好的,「有用」的,就是應該做的。所謂不好的東西、行為、事物、總是從好的東西分辨,推導 (Differentiate) 出來。先有好,才知道甚麼是不好,而走了「歪路」的就是不好,我們應盡一切努力重回正道,回復完整的狀態。

在這大框架下,反抗這概念比較容易理解。在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當中,所謂的好也是有其標準,時代也有一套必然的發展進程,是為歷史唯物論。正反歷史力量固然是辯證的,但促進正反兩者出現的前提乃是我們能夠「分辦」到誰正誰反。 舉個例,依底牢結 (Ideology),在傳統的馬克思的語言中, 一早自帶了負面的屬性,任何人陷入了依底牢結當中,就等於看不到「真相」,看不到資本家正在剝削工人階級。縱使反抗在歷史唯物論下必然會發生,但馬克思的世界中這概念是直白的,無產階級突破依底牢結,看見世界運作的真相,推翻資本階級,達至無產階級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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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類似的目的論 (Teleological) 世界觀在兩次世界大戰後、冷戰中備受挑戰,或許人沒有要前進的地方、自然沒有特定的規律、世界從來都沒有目的。由是推之,好與壞的分野也許不再適用,曾經的好,例如科技的進步,最後帶來可能是足夠毀滅文明的生化武器;現代化管理體制最後對培養出價值、目的毫不批判的思考模式,產生殺人如麻的軍隊。以後,人類又如何界定甚麼反抗呢?反甚麼,又抗甚麼呢?

法國思想家傅柯指出,規範出所謂「真相」、「好壞」、「目的」的知識可能正正是我們要批判的對象。知識,作為人與世界或他者中間的橋樑,不是100% 「正確」的,而知識建立的背後,是有極多重的權力及利益交互運作中,而暫時沈澱下來的被我們稱為「知識」。 他指出我們必須將「知識」及「權力」視作一體兩面的東西。知識有可能改變權力架構,同時權力亦能控制知識的建構。 此概念在現實世界的例子多如繁星,從最近教育局積極檢視通識科、廢除中史科試題,至「歷史是由勝利者所撰寫」這耳熟能詳的句子,背後也是引證傅柯的思考方向。

如是者,現存知識或未能再提供我們動機、目的去反抗。甚至本身我們要反抗的,就是知識本身。但如何做呢?傅柯指向了知識的考古學及系譜學,透過重新審視知識「一路走來」,是何時、如何變成現時的模樣,從而探究出當中的權力爭奪或背後推進改變的原因。或許是要避免以往以「反抗」之名所造成的壓迫,傅柯未有明言或指示我們應當如何反抗,而是邀請我們進入系譜學的世界,更深入地去「看清由真理、個體、論述和壓迫所交織而成奇怪且複雜的關係」*。

有人說,反送中運動能夠爆發在於我們揚棄審視行為是否「有用」的想法,在我而言,去年六月九只是這過程的開始。我敢說,去年今日,仍然有大量的香港人認為遊行是「有用」的,他們才會走到港島的街頭,認為遊行後留下是「有用」的,我們才留。這種對「有用」思想的放棄,是這一兩個月才開始的。我們正在嘗試重覆一年前做過的東西:街站、聯署、集會、遊行。這些,我們都試過,看來,也沒甚麼用,五大訴求仍未達成,八九民運未被平反,國歌國安兩條惡法匆匆來襲使人招架不住。可是,一年後,2020 年 6 月 9 日,我們才正式拋棄「有或無用」的想法。

面對這個轉變,我們或許不用立即四周外出找尋可用作批判的資源,證成反抗的動機,不必回到事情也必然附帶「有或無用」的思考層面。會不會,現時是個時機,讓我們回望過去,審視一年來,甚至爭取了民主四十年來,香港人,香港是怎樣走過來,現時我們理解的「香港」、「中國」、「抗爭」、「道德」、「身份」、「反送中」、「有用」等字彙和概念,又是怎樣被眾多力量影響著呢。

(待續)

*P.148 from Foucault, Michel (1997 [1980]): ‘Subjectivity and Truth’. In: Lotringer, Sylvere
(ed.): The Politics of Truth, Los Angeles: Semiotex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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