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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防以公共衛生之名侵犯人權

2020/8/15 — 11:06

文:謝飛亞、蔡建誠

香港市民經歷過2003年的SARS疫情後,普遍意識到公共衛生的重要性,例如公眾教育、社區防疫等。但實際上疫病不單純粹是醫學的問題,它們何時被留意、如何被命名、採用何種措施去處理等,在許多例子裏,都是充滿價值判斷和利益考慮的政治操作。

法國思想史學家米歇爾.傅柯在其著作《社會醫療的誕生》(Foucault,2000) 中,研究傳染病論述建構與國家權力關係擴展的歷史。中世紀時候,痲瘋病人被教會認為是不潔的,驅逐患者與淨化城市是一體兩面的現象。到18世紀時,歐洲則採用類似軍管的模式,對被視作可能是鼠疫患者的人,進行強制隔離和醫學監察。雖然當時歐洲社會的上流人士已較少受到傳染病威脅(當時普遍認為傳染病主要透過惡劣居住環璄的瘴氣散播),但由於社會底層人士深受疾病影響及生活困苦,易形成反抗社會上層的意識,引起社會動盪。當時的管治階級意識到自己的良好生活依賴低下階層的刻苦勞動,故主動以國家權力介入下層社會,甚至提供免費的治療資源,以確保勞動人口的健康,繼續支撐上層社會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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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以公共衛生的名義、以國家之力介入管理大眾身體、生命、健康的治理術,以達至經濟與政治的穩定,在傅柯的著作中稱為生命權力(Biopower)——亦即國家對作為血肉之軀的個體和整體人口進行治理的論述—權力混合體。

傅柯借用效益主義者邊沁的全景監獄建築,比喻現代社會這種精緻的規管。這個監獄以圓形的方式興建,監獄的正中央有一座塔,獄卒可以三百六十度監視每一個監倉的囚犯。因為建築設計的緣故,囚犯並不能看見中央塔的獄卒。最精妙的地方是,其實中央塔可以沒有獄卒,但囚犯卻以為自己備受監視,唯有無時無刻自我規訓,成為柔順的從屬者。現代科技社會規管技術就像此監獄,利用最低的管治成本, 達至最大的管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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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及有關的社區防疫措施,對香港的本土經濟和民生影響甚大。本來該新型病毒對高齡及長期病患者的性命威脅最大,任何防疫措施的收緊或放鬆都應以保護這些高危人士為前提。不過,近日有政團向特區政府提出,在推行「全民自願免費病毒檢測」的同時,讓獲得陰性檢測結果的人士,透過手機應用程式獲取一個類似中國大陸「健康碼」系統的二維條碼,只有持這種電子通行證始獲進入食肆、商場等公共地方。建議提出後,輿論嘩然,坊間主要有以下各種質疑 :

- 變相令自願性病毒檢測成為強制檢測;
- 檢測結果是否準確?會否有不少的假陰性或假陽性個案?
- 沒有智能手機的人士,特別是許多少接觸數碼科技的長者,如何能夠用到健康碼?豈不形成歧視 ?
- 本港已經有微生物學家引用研究指出,最近一波疫情與持續有數以十萬計人士免檢疫入境有關。故健康碼只是虛假的證明,不等於在持健康碼期間不被病毒感染,繼而傳播 ;
- 為了持續得到健康碼, 便要每一至兩星期進行病毒檢測;即便私人診所能承擔部份檢測壓力,但仍有龐大低收入階層的檢測需求必須由公營醫療體系承擔,壓力之大,可使公營醫療系統面臨崩潰

對我們來說,除了上述的技術和財政問題外,我們更關心前述的權力操作,在缺乏民主監督和制衡的情況下所帶來的人權侵害問題。舉例來說,上述的健康碼手機應用程式,在運作時會收集和傳遞使用者甚麼個人資料給伺服器?以中國大陸為例,市民除了要輸入個人身份資料去啟動這類程式外,程式還會收集市民的位置資訊。

如果香港的健康碼照辦煮碗,電腦系統可透過大數據分析和配對所收集的市民進出場所的時間和地點等資料,整理出每名市民日常的作息活動和人際網絡的辨別資訊,每個人的生活習慣可被巨細無遺地審視,這是對私隱 (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二條) 的重大侵犯。萬一這些資料外洩,更可能對個人安全構成威脅(阿藹,2020),這與公共健康更是背道而馳。有人權組織甚至指出,在某些專制國家中,不透明的健康碼運作,已經成為嚴重干擾人民行動自由的大型社會控制系統,仿如電子鎖鏈(王松蓮, 2020)。

若我們不加思索就接受各種各樣以公共健康之名提出的監控技術,而不理這些手段對個人權利的侵犯程度,是否與它聲稱要達致的目的不成比例;也不理會是否存在更有效又無須對大部份人持續監控的手段(例如政府做好入境人士的檢疫),那就好比我們自願走進圓型監獄 ——但這個監獄經已擴大到整個社區,監控我們日常生活的獄卒變成了來自四方八面的二維碼打卡點。甚至我們自己也內化了、合理化了這種監控,認為自己人權被剝奪,是挽救自己和家人生命的唯一方法。

其他地區(例如台灣)相對成功的防疫經驗顯示,健康碼等勞民傷財剝奪個人私隱的防疫方式並不是必需的。我們要防止對傳染病的集體恐慌,淪為權力無限擴張的藉口;要病毒的傳播受控,不必然代表市民需無止境地奉上寶貴的人權和自由。在生命權力操弄以外,有更多由民間建議的、可行有效而較為尊重個體權利的方法。

(本文與謝飛亞合著)

參考資料:

阿藹 (2020年)。《港康碼惡過國安法》。香港獨立媒體。

王松蓮 (2020年)。《以防疫之名,行監控之實?中國「健康碼」:三個顏色,決定你的人身自由》。換日線。

Foucault, M. (2000). “The Birth of Social Medicine”, pp. 134-156, in J.D. Faubion (ed.) Power. New York: The New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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