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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個人觀感」執法?Popo 係又癲又無知的法盲無誤

2020/3/23 — 22:16

【文:腸】

據《立場新聞》報導,7.21 事件八個月當晚(3 月 21 日),有警員阻止元朗區區議會主席黃偉賢監察其行動不果後,指懷疑黃的背囊藏有非法工具,要求搜袋,但被問及有何「合理懷疑」時,只稱「呢個係我嘅個人觀感」,後來以「阻差辦公」拘捕黃偉賢。

個人觀感當然不足以支持行使搜查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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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警務人員搜查人身及其身上物品的權力,主要來自香港法例第 232 章《警隊條例》第 54 條。第 54 條現行既寫法,經《1992 年警察(修訂)條例》修訂而成。

時任保安司冼德勤動議二讀上述 1992 年條例的草案時,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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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旨在修改警察條例,確保條例符合人權法案條例及英皇制誥的規定。條例草案的條文力求確保當局在行使警察條例所賦予的權力時,個人不被無理逮捕或拘禁、或非法侵擾私生活的權利,會受到保障。為了澄清不明確的地方及避免警方無理地行使權力,條例草案清楚指明在哪些情況下警方可以行使截停、搜查、拘禁及逮捕的權力。」[1]

因此,條文的目的非常清晰,是要收窄警權,以確保市民的人身自由得到保障。搜查權力的範圍,亦應按此精神理解,而非任由前線警務人員無限擴張。

就此,雖然《警隊條例》第 54(1) 條允許警務人員只需主觀地認為任何人行動可疑即可將其截停搜查,但時任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潘兆初在《王子鑫訴香港警務處長》一案 [2] 中指出:

「……這並不是說,警員可以不顧及當時的實際情況,單憑一己的意思任意行事;否則,第 54(1) 條便有被濫用之虞。」

潘兆初隨後進一步解釋:

「……雖然判斷某人行動可疑是警員主觀的看法,但他仍須以當時相關的客觀事實為依據,如時間、地點、現場環境、那人的神情、舉止及動作等,然後運用專業訓練和知識,來判斷那人行動是否可疑。換言之,警員若引用第 54(1) 條的權力,他對受查人行動可疑的判斷必須有某些客觀的事實為根據。」

無論如何,限制市民人身自由、行使《警隊條例》第 54(1) 條下建基於主觀懷疑的警權,搜查範圍僅限於「向該人搜查任何可能對警務人員構成危險的東西」(而前提是此舉屬「必需的行動」),而非更全面的「向該人搜查任何相當可能對調查該人所犯或有理由懷疑該人已經或即將或意圖犯的罪行有價值的東西」(例如搜袋)[3]。後者必須基於更嚴格的「合理懷疑」標準,即一個客觀獨立不偏不倚的人處於同一情況,亦會有同樣懷疑,懷疑方屬合理。依賴個人觀感當然更不可能達到此標準。

無論如何,凡執法人員進行拘捕,必須給予被捕者被捕的真正原因(true reason)。此原則已被香港法院確認同樣為香港普通法的一部份 [4]。在 Brazil v Chief Constable of Surrey 一案 [5] 中,Robert Goff LJ 裁定上述原則同樣適用於被警察截查或類似措施的情況,所以除非市民已被告知人身自由被限制的實質原因,否則市民毋須屈服於警權,理論上甚至可以合理武力反抗自衛。

就此,時任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林文瀚在《梁國雄訴律政司司長》一案 [6] 裁定,有關的理由必須包括足夠的「具體事宜」;有關人員即使不須「交待涉嫌罪行的細節及詳情。但他必須給予一些有關罪行的事實資訊」、「最起碼的事實因由」。只指出「罪行名稱」,可謂「毫無幫助」。所謂「個人觀感」顯然更無法符合上述普通法規定,亦側面反映搜查事實上缺乏合理客觀基礎。

無論個別還是合併考慮,兩方面都顯示警方截停搜查元朗區議會主席黃偉賢的行動違反法律,構成非法禁錮。

 

[1] 《立法局會議過程正式紀錄》(1992 年 5 月 27 日)第 2434 頁(譯文)。
[2] [2009] 5 HKLRD 826 第 12-13 段。
[3] 《香港特別行政區訴關健森》[2005] 3 HKLRD 830 第 37-40 段(時任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暫委法官張慧玲語)。
[4] 《楊美雲訴香港特別行政區》(2005) 8 HKCFAR 137 第 80 段。
[5] [1983] 1 WLR 1155 (DC) 第 1161D-1162F 頁。
[6] [2009] 4 HKLRD 230 第 50-5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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