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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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7 - 15:10

我們喜歡新清史,也要理解民族性

攝於 2019 年 10 月 1 日(作者攝)

攝於 2019 年 10 月 1 日(作者攝)

新清史的確非常適用於批判中華民族。但必須更進一步理解背後的脈絡。據在下淺薄之極的學識,新清史學說是有賴民族主義的建構論。

我們援引新清史時,可以始終如一地秉持建構論,反對的話也可一以貫之地支持本質論或調和論。

但在下頗有留保的,是一種隨心所欲的援用:當新清史學說有助拆解中華民族時,就強調「中華民族」不過是漢族大一統主義者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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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他時候要去指責中國人有「小農 DNA」等「劣根性」時,就突然轉向強調中國民族有其「本質」。

民族主義當然也有綜合的調和論(既有建構也有本質),但背後自有圓融的理論,一視同仁地解釋所有民族。而非因時制宜,合心意時就倒向建構論;有需要時就跳向本質論。

民族性來自建構的典型例子,是當英國人民在內戰後將查理一世送上斷頭臺,法國正好由「朕即國家」的「太陽王」路易十四統治。

所以當時國際對兩國的「民族性」評價,與當下完全相反:英國是世上最激進的民族,法國民族則保守地接受君主專政。

大家都清楚後來的轉折。法國因為大革命而變天,英國則在憲章運動下較和平地轉向君主立憲。所以世人對「民族性」的判斷,其實並非必然,往往是由於歷史際遇。

在下對民族主義的理解從來傾向建構論。斯科特《不受統治的藝術》便是主張建構論的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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