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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心態不變 香港永無寧日

2020/8/26 — 14:44

林鄭月娥

林鄭月娥

【文:楊文俊】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早前接受香港電台《鏗鏘說》訪問時,直指權力對政府班子有極大的負面影響。他同時指出:「當權力越大,有時會忽略部分事情,包括個人的良好感覺。」在政權無視民意,倒行逆施的常態下,羅致光竟吃了「誠實豆沙包」,說出這些「人話」,實使公眾非常驚訝錯鍔。

「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在以華人為主的社會中,相對而言得以打破這種定律者,筆者看來僅新加坡國父李光耀先生以及中華民國前總統李登輝先生而已。李登輝先生在大權在握之下,促成台灣民主化,下放權力予台灣人,這建基於他對「台灣人」的身份認同,認為台灣人值得享有真正的民主自由,故在其任中華民國總統時自上以下地推動民主自由,最終使台灣民主化,背後的根本原因涉及文化認同。至於李光耀先生,則與李登輝先生不同,他終其一生也沒有在新加坡推動民主自由,自新加坡獨立到其過身,仍然大權在握。分析李光耀先生為甚麽在新加坡獨立後大權在握,仍相對地沒有腐化,並帶領新加坡成為世界上最先進的城市之一,關鍵因素在於其在英國受教育,並在英國成為一名律師,繼承了英國文化中的遠見和思維,在新加坡作為前英國殖民地的基礎下維持原有的管治。除此以外,他更揉合儒家思想的宣傳方式和法家思想的博奕手段,取得了佔新加坡人口超過七成的華人族群信任,同時擊潰破壞新加坡發展的馬來亞共產黨,防止極端思想在新加坡傳播,終成功使新加坡這個小國有驚無險地渡過了驚濤駭浪的冷戰時代。李光耀先生學貫中西,竟能同時地充份吸收了英國文化與中國文化中的養份,本身就是千年一遇的奇才,新加坡人能有如此優秀的領導,實屬上天賜予的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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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新加坡在李光耀先生獨掌權力下,發展上並非完全沒有問題:當中,新加坡的文化發展相對於實行民主自由的台灣明顯落後,使新加坡人普遍缺乏寄托,對社會的向心力不足,需靠政府長期實行徵兵制以勉強維持國民團結:出現這種情況,主要是因為新加坡社會缺乏政治自由,講求無俱無束的文化發展自然遭遇阻滯。在李光耀先生過身後,其子李顯龍在近年表現上亦相對遜色,並未能得到新加坡人的廣泛支持。顯然易見地,雖李光耀先生僅守原則,沒有以權謀私,且堅持將新加坡人的福祉放在第一考慮,然而李光耀先生的政黨人民行動黨,以至李光耀先生的家族,得以依靠李光耀先生在新加坡的地位佔有各式各樣的優勢,對與當權者沒有密切聯繫的新加坡人仍有不公之嫌。

很記得前特首曾蔭權於2007年以「我會做好呢份工」為競選口號競逐連任,曾蔭權在歷來的四任特首中,已公認屬最佳者,其治下的香港相對地歌舞昇平,亦成功使香港迅速在2008年的金融海嘯中復甦。然而,就算是曾蔭權,也只不過是以「打工」的心態進行管治,另外數位表現比曾蔭權差的特首,在同樣的制度下產生,又有甚麽可能沒有這種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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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市民對林鄭月娥的看法,從香港民研的民調數據中可見一斑,香港的各持份者對此亦心裏有數,筆者在此不贅。特首以至高官以打工心態工作,只視權力為完成任務的工具,實乃香港制度上的根本問題。港共政權權力來自中共政權,特首上任需經中央首肯,加上香港的特首小圈子選舉制度根本未能反映香港人整體的意見,中共政權所釐定的方向,港共政權不得不緊隨。港共的政策只要符合上意即能暢通無阻,香港人並無話語權,政權自然沒有誘因向港人問責,政策自然粗疏無比,受難的當然就是香港人。

五大訴求中,從來都不包括「林鄭下台」,概因每一個香港人也知道,制度不變,不論甚麽人當特首,香港水深火熱的境況仍難有改善。社會由人組成,人,才是社會的本體,可觸及的物質只是載體。香港人這本體於反送中運動中已大體意識到香港制度的根本問題,正處於質變之際,對原有的制度已失去了信任,所追尋的是制度上的改革,然載體卻仍冥頑不靈,像花崗岩般固執,兩種截然相反的力量於絕對的對立下拉扯,逐火花四濺,血流成河。武漢肺炎疫情至今仍未有完結之勢,但政權施政不得民心,政策草率得疫情竟遲遲未能受控,各種苛政苛法如老鼠般迅速地繁殖進化,從每隔十數碼的燈柱擴散至每一個碼每一個角落,那將香港改成一個牢籠的企圖,從去年六月至今天從無改變,民怨再次滿瀉實屬無可避免,風暴必再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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