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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爭一年.評論系列】一個共同世界的崩壞與重建

2020/6/11 — 23:08

上世紀 80 年代初的一齣電視劇《飛越十八層》,主題曲是《難為正邪定分界》,由葉振棠和麥志誠合唱。代表「邪」的魔鬼,出場的一段歌詞是:「控制命運任我巧安排,看似夢幻凡人難盡瞭解,人間的好景給我一朝破壞,榮辱愛恨任分派」。對經歷反修例運動洗禮、憂國安法將臨的當代香港人來說,這段歌詞聽來或許有百般的感受;同曲的另一句,由代表「正」的凡人唱出:「努力未願平賣,人性我沒法賤賣」,這大概也反映了今天很多港人的心聲。

現實自然要比二分的正邪複雜得多,而判斷誰「正」誰「邪」,也取決於你站立的位置和採納的視角。「給一朝破壞」的,是誰或怎樣的「好景」?是什麼力量踐踏「人間」?跟企圖完全掌控命運、任派榮辱的權力是否有關?還是由於沒法賤賣人性的努力所導致?當意欲控制他人命運的極權,與不想賤賣人性的民眾相遇,碰撞的結果必然會破壞「好景」?還是能夠於早被踐踏的「人間」,開拓出一條浴火重生的新路?

自由之夏到攬炒 End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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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年,香港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無論是政權建制、商界專業,以至於民間團體、社區街坊,都走進了難以逆轉的變局。一年前的初夏,大概沒有多少人預知,香港會變成一個我們不再熟悉的城市:警察暴力不受法律約束,政權以傲慢赤裸的謊言管治,公開試題目可以因為「政治不正確」而取消,國安法竟然繞過香港由北京直接訂定,以至於高官建制全數歸邊、富商巨賈競相折腰;也同樣沒有多少人會猜到,百多二百萬人上街後,出現的是全港處處催淚煙、裝修 / 私了 / 火魔法見怪不怪、近萬人被捕、上千人被控、大學變作戰場、黃店大排長龍、區議會一夜變天。香港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

歷史中的大變局,往往由偶然的事件啟動。引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是刺殺奧匈帝國皇太子費迪南大公夫婦事件;點燃逃犯修例和反送中運動的,則是一起港人在台的謀殺案。然而,偶發事件只是起動器,鉅變的燃料和引擎,只能來自社會的深層次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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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年,我們大概都會聽過這類的提問:如果民建聯不借在台謀殺案推動逃犯修例,如果林鄭政權於去年 6.9 或 6.12 後正式撤回修例、或於 6.16 後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如果中共願意撤換不得民心的港府高官,香港是否能避免走上攬炒之路?然而,歷史沒有「如果」。更重要的是,個別事件或人物之所以能觸發歷史鉅變,並非僅僅是由於掌權者的自大或傲慢性格,死不悔改一意孤行的處事手段,而是源自讓這些個人性格缺陷能轉化為社會災難的政經制度和權力安排。事實上,激發百萬民眾參與抗爭的,並不是逃犯修例自身,而是政權建制橫蠻粗暴的推動方式,以至背後的管治手段的轉變;而問題的根源,則來自中港的不民主和不平等政治體制,容讓政權可以完全漠視民意,例如寧花費龐大公帑於大白象工程,也不回應群眾的民生政治訴求,但仍可以不用承擔管治失效的後果,這大概才是令民眾失望和憤怒的主因。權力越大、責任越大,正是不民主的體制、不平等的權力,孕育出失效的政權 ( failed state ) 、橫蠻粗暴的管治,令下一代失去對未來的希望,導致了去年初夏開展的全民抗爭運動,也直接或間接將香港引向攬炒之路。

國際與歷史脈絡

循國際的視野回看,去年六月至今,以至更早前於香港發生的抗爭運動,顯然並非孤立的特例。大量民眾,尤其是青年,甘於自我犧牲、以身抗暴,是當代世界的一種普遍現象;而借用一個長時段的角度觀照,當代各地始起彼伏的社會騷動,或可以看作為一種伴隨政治經濟周期而出現的歷史現象。

以激烈的集體行動,反抗令民眾 ( 尤其是青年 ) 絕望的政權暴力和既有秩序,今天已成為全球的日常景觀。踏進了 21 世紀,在香港與世界其他地方,都反覆出現各種以身犯險的抗爭運動。法國人類學者 Alain Bertho 的 The age of Violence ( Verso, 2018 ),以騷亂/衝突的時代 ( time of riots or civil strife ) 來形容 21 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根據他的統計,全球的騷亂 / 衝突,由 2009 年的 500 多宗,快速上升至 2011-12 和 2015 年的接近 2,000 宗,2013-14 及 2016-17 年更超過 2,000 宗,當中以亞太區的增幅和數量最高 ( 頁 27 )。

另一方面,循歷史的長時段觀察,集體抗爭以至激烈騷動,其實並不罕見。除了眾所周知的中國歷史治亂循環、農民起義、朝代更替外,歐美的歷史和社會學者如 Eric Hobsbawm、Charles Tilly、Beverly Silver 等,也詳細記錄了資本主義興起以後,17 至 20 世紀的歐洲以至全球的民眾周期性抗爭,其中的高低起伏,往往受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等複雜因素左右。不過,每個歷史周期中出現的集體抗爭,並非完全一樣;激烈騷動的根源,也不會完全沒有差別。因此,要分析當代香港的集體躁動、全民抗爭,除了可參照不同的時空的經驗外,恐怕還需要分辨出我們社會的獨特在地脈絡。

Bertho 的研究顯示,當代全球民眾 / 青年之所以用激烈的行動參與抗爭,並不是受所謂的一小撮人蒙蔽或煽惑,而是源自於一種極端憤怒的集體情感。這種情感狀態,產生於政權管治失效 — 既無意也無力滿足民眾 / 青年的訴求,只以傲慢和暴力回應,同時貶抑民眾的行動和情感,污蔑他們為缺乏主體、只受外力煽動的無知群 — 的社會現實。然而,當代民眾/青年的集體憤怒的成因,以及其抗爭指向,恐怕早已超出了傳統政治視野下的朝代更替框架。指責民眾參與抗爭,僅是為了推翻政權取而代之,這種舊式政治鬥爭的思維,反映的恐怕只是掌權者那種單一的、只容得下爭權奪利的眼界,完全無法捕捉新時代的社會脈搏。

固守這種貧乏的視野,自然無法看到年輕人其實對傳統的奪權政治早已毫無興趣。新一代之所以願意以身犯險,投進激烈的集體行動,大概只是想告訴掌權者,他們受夠了 — 承載著對政權建制完全不信任的情緒。這其實是與早已放棄了下一代的掌權者割蓆的一種明確表態,彰顯的是民眾 / 青年與政權之間的難以填補的鴻溝及疏離。

儘管無力亦無意滿足民眾訴求的政權,愈來愈缺乏人民的信任,但管治卻不能完全失卻民心,哪怕是極端依賴暴力手段的政權。暴力可以是無言的,但管治則必須建立一種合法性,這就必須要借助言說。因此,當政權撕破溫柔的面紗、敢於向民眾亮劍時,往往仍會努力嘗試製造出一種挽救其合法性危機的說詞。在全球政權或多或少陷入無意及無力滿足民眾訴求的國際格局下,求助於「安全」或「秩序」的論述,又或是借助「愛國主義」情感,成為了尋求管治合法性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這種把焦點放在「安全」和「秩序」的論述,既借助同時又強化了一種當代世界的統治性文化共識,也就是將人等同於其他動物--只追求生物本能和物質安穩的滿足,儘管不少政權其實都沒有意願或能力,有效地解決民眾這種哪怕是最動物性的基本需要。正如高調宣傳扶貧成效、承諾帶領民眾進入小康的中國政權,仍然需要面對六億人口月入僅一千元的尷尬數字。因此,這種「安全」與「秩序」的論述,往往只能同時依靠「均富繁榮」以外的敘事或謊言去維持。

在今天極端複雜的網絡媒體生態下,這些敘事或謊言也變得越來越複雜,包括透過剪輯甚至創作影像,企圖製造一個哪怕是虛假的強大敵人--各式全球或本土的「恐怖主義」,作為其無法滿足民眾需求、窮得只剩下暴力的窘境下,嘗試另覓管治合法性基礎的一種替代。與此同時,打造國家暴力合法性的過程中,也依賴全球各地大小政權相互之間的共同敘事,也就是透過相互指證對方也使用相同的「安全」「秩序」論述,並採用類近的鎮壓手段,以普遍化和合理化國家暴力的邏輯。

換句話說,當代民眾 / 青年越趨激烈的抗爭浪潮,源自國家政權的失效,既無能亦無意滿足未來一代之訴求,企圖以國家暴力、安全秩序壓抑民聲、轉移議題。因沒法或不願解決問題,於是只能嘗試解決提出問題的人,這大概就是「國家安全」的最根本含意。「國家安全」的提出,以至於放大成為最重要的議程,可以從國家政權嘗試透過製造內部及外部的敵人去理解。對外關乎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的建構,把對國家政權的不滿和挑戰,主要歸咎於「外國勢力」的干預顛覆,這是合法性所剩無幾的政權嘗試轉移內部矛盾的慣常手段;對內方面,則企圖以傳統的「奪權政治」,窄化並壓下民間社會的多元聲音,包括爭取動物本能、「安定繁榮」以外的訴求,或自由而平等地參與建構一個理想的公共世界的渴望。

共同世界的盡情破壞與努力興建

自 2014 年以來,尤其是過去一年香港社會的變化,大體與上述的全球趨勢類似,但也存在一些獨特的面貌。面對只關心自己名位利益、不惜放棄未來世代的掌權者,本地的青少年大多已對中港政權完全死心。為了回應生態危機臨近、經濟衰退浮現、全球疫情擴散、極權管治滲透,年輕一代很清醒地知道,「自己的香港」只能「自己救」。於是,我們聽見了傘運中的「命運自主」、「社區自救」,以至其後的「民主自決」、「時代革命」。然而,這些其實是對無心無能的政權的割蓆宣言,卻仍然被政權有意或無意解讀為傳統取而代之或爭取「獨立」的政治。

鄂蘭 (Hahnan Arendt) 在《人的條件》中寫道:「一個共同世界的崩壞,…可能發生在極端孤立的情況下,每個人再也沒辦法和任何人意見一致,就像在專制政府之下。但是它也有可能發生在大眾社會或群眾歇斯底里的情況下,我們看到所有人一時表現得猶如一家人似的,每個人都在複製或伸延鄰人的觀點。在這兩種情況下,人們變得完全私有性的,也就是說,他們再也沒辦法看到或聽到別人,別人也沒辦法看到或聽到他們。他們都被禁錮在自身單一經驗的主觀性裡,如果相同的經驗複製無數次,它就會一直是單一性的。當人們只從一個面向觀看它,而它只能以一個觀點呈現出來,那麼共同世界的末日就會到來。」(頁 111)

循此思路,要光復或重建一個共同世界,首先需要重新打開過去被複製無數次的政治和生活想象,採納新生一代為舊世界帶來的新觀點,透過平等而開放的公共對話和政治行動,叩問令當前世界陷入危機和困局的根本原因,從中創造性地尋找新的出路。持續超過一年的反修例抗爭,參與其中的民眾 / 青年的精神面貌,絕非「外力」、「奪權」、「港獨」、「無知」、「安定」、「繁榮」、「秩序」等陳腔濫調所能捕捉。反送中運動中出現的「寧化飛灰,不作浮塵」,以至於提出不忌憚「攬炒」,反映的是當代民眾 / 青年對「安定繁榮」、或只停留在動物層次生活的唾棄。他們所追求的,是重建一個共同世界的願景,當中的社會生活不僅是只求溫飽,還包括恪守平等公義、民主自由等倫理價值,以至於搭建民間互助、集體自救的公共空間、社群網絡,這大概也就是「黃色經濟圈」的構想,同時體現於「和你抗爭 我很愉快」的公共人存活狀態;至於「光復香港」這口號,或可理解為重建一個共同世界的社會自我保衛運動。

這是兩種邏輯或生命,又或兩種對未來的想像及世界遠景之間的鬥爭和選擇。一方代表著由年輕一代決定他們自身的未來,選擇他們所嚮往的生存和生活方式,追求他們所樂見的社群關係,接受公共參與的不確定性和多元性,容讓並鼓勵集體分享、互助,建立一個歡迎開放表達、平等對話、敢於行動的公共世界;另一方則代表政權所框限的生存方式,或由老年人決定和安排下一代的未來,只容許一種由上而下的觀點,一種單聲道的極權邏輯,並宣稱別無他選,只剩下政權認可的「唯一出路」。

香港過去一年所經歷的,並不是傳統政治習見下的「國家安全」vs「奪取政權」的鬥爭,或所謂的「顏色革命」、「獨立建國」。我們的年輕人所真正希望的,也許只是想修復「給一朝破壞」的「人間好景」,能夠於已被上一代掌權者徹底放棄了的未來,仍然可以將「人生的彩筆蘸上悲歡愛恨,描畫世上百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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