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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撐傘》在倫敦:中港矛盾與中國現代化 — 訪問導演陳耀成(二)

2018/6/13 — 18:46

中環愛丁堡廣場 5 月露天放映《撐傘》陳耀成導演 1992 年首作《浮世戀曲》。於 2015 年,看過《浮世戀曲》之後,《紐約時報》記者 Didi Tatlow 說:「喜愛這電影 — 非常啟人深思;傘運之後,是重溫此片的完美時機。」

中環愛丁堡廣場 5 月露天放映《撐傘》陳耀成導演 1992 年首作《浮世戀曲》。於 2015 年,看過《浮世戀曲》之後,《紐約時報》記者 Didi Tatlow 說:「喜愛這電影 — 非常啟人深思;傘運之後,是重溫此片的完美時機。」

【文:阿杰】

作者按:旅美獨立電影導演陳耀成記錄香港 2014 年雨傘運動的《撐傘》自放映以來,該片於國際上屢獲正評,[註 1] 接連獲邀在海外高等學府放映,卻兩番在香港碰上禁映風波。筆者出席了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首映,及後亦與親身來到倫敦的陳耀成作訪談。[註 2]

中國留學生如何看待《撐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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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耀成(下稱陳導)憶述,《撐傘》在歐美和台灣的大學放映時,不斷受到來自中國的留學生公開批評,指影片「不平衡」。陳導早年的電影,也曾經受到「偏頗」的指責,但理由卻是他影片的內容「親中」:「我拍了一套記錄片《北征》(1998),以九七主權移交為背景,用了同年『行路上北京』慈善步行活動為骨幹,一篇溫哥華的影評,大力鄙夷我為中共宣傳;但看畢全片的一些觀眾,又說我對後九七香港的未來太悲觀。可是,我鏡頭注視的,其實只人在時代中如何生存,和其活動、行動的原由而已!」

另一方面,在映後的私下場合,一些中國學生向陳導表示欣賞,感到香港可以成為中國未來演變的模範。「甚至有一些國內學生在放映後問我,如何去改善與香港學生的溝通。不只一次,我向觀眾席上的香港及國內學生說,是不同的政治及經濟因素,令他們在此聚首。許多大陸學生來到海外方第一次聽到六四、傘運等事件,本能地抗拒接受所謂『家醜』,實在難免。每一個個體無疑是社群一份子,但無需對所屬的社群榮辱太過認真。人雖被歷史及時代塑造,但仍有自省的能力,和某程度上的自主。另一方面,香港學生對許多往往來自於高幹子弟階層的陸生存有成見。中港兩地學生也許帶著客觀及集體上的中港矛盾,但不應把這些結構上的矛盾『個人化』(personalize),而棒打一船人,不問情由地互相排擠。他們應該是在私下的個人接觸時,多互相認識對方。曾經有一位國內的研究生向我說:『中港學生應該團結,對抗共同的敵人 — 裙帶資本主義(nepotism)。』他這句話,很令我感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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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獨」可行嗎?公民抵抗可行嗎?

《撐傘》中訪問了哥倫比亞大學的漢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他於片中說:港獨並無前景,甚至進行公開討論也似乎有點不智。那陳導又如何看「香港獨立」這敏感詞呢?

「對這『獨立』議題,我的態度是中立」他直截了當地說。「我的意思是,如果香港出現了一位政治天才,既能策動群眾,又有能力說服北京政府及國際列國,給予獨立的香港外交承認的話,我這個小導演,又憑什麼說三道四呢?但如果特區政府仍然聲稱香港是個保障言論自由的地方,談獨立又有什麼大不了呢?其實,民意調查已顯示,港獨並未得到大部分市民的支持。在歐美不少放映會後,我都提及:中國在國際舞台上是再度崛起;泱泱大國,施政成功,自然會各邦歸順。為什麼會擔心小小的香港會人心向背?」

他在座談會上,引用幾年前的蘇格蘭獨立公投為例,指出投票結果是拒絕獨立。「加拿大法語區的魁北克省鬧獨立數十年了。但結果每次選舉,大部分人的意願仍是歸屬加國。中國今天不是已經超英趕美了嗎?為什麼在這方面,好像沒有什麼自信!」

陳導已經出席了 5 月 31 日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及將出席香港浸會大學 6 月 23 日的《撐傘》放映。本身有博士學位的他,將同時於兩間大學的學術研討會中作論文報告。他的論文題目是《傘運及馬丁路德金的國際遺產》。「我談馬丁路德金,自然是支持和平演變。其實許多研究指出,和平抗爭長遠而言,成效更大。例如 Erica Chenoweth 和 Maria Stephan 的《為何公民抗爭有效》(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一書中,指出過去數十年透過非暴力抵抗而造成和平演變的民主國家,比暴力演變而成功的為多,後者即使成功,亦往往容易出現政治不穩。」

歷史研究者

陳在訪談尾聲,提出對中國現代史的觀察。他首先表示,自己是個「歷史研究者」多於「新聞報導員」。「傘運已經是歷史。《撐傘》沒有能力坐時間機器回到 2014 年去說服任何一方。我關注的是某個歷史現象『如何』及『為何』發生,而不是如何『不應該發生』。」

陳導引述他早前的作品《大同:康有為在瑞典》,在毫無預警下,竟能於 2011 年,即辛亥革命百週年面世。每次放映後,都有人提出:中國當年是否應走君主立憲改革,而非革命道路呢?但陳認為這並非一個有核心問題,因為大清帝國不論在國內外,根本沒有民主程序如全民公投去選擇其發展道路。「真正的問題並不是康有為的『失敗』,而是皇室本身抗拒改革,致令孫中山『成功』地帶領群眾,走上暴力的革命道路。」2018 年是戊戌變法的兩甲子(120 年)周年。

一位康有為後人,在除夕向陳導傳了一句「悵望兩甲一灑淚」的嘅嘆。陳導暗嘆:「從《撐傘》回望,我的電影是不自覺地條縷中國政治現代化(political modernity)進步或倒退的歷程。我中小學的年代,《戊戌政變》 — 由李翰祥執導的慈禧電影系列 — 總結了對中國政治現代化失望的記憶;八九之後,六四的傷痛是新標記。可以想像,雨傘運動將成為新一代的政治傷痕指標。

傘運期間,某位《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的專欄作家曾經撰文點出,近世的中國學生運動肇自 1895 年康有為梁啓超策動的「公車上書」。陳導認為,雨傘運動承接這運動譜系的最新面相。「也許許多本土派並不喜歡這樣一個大中華式的討論。然而 97 之後,香港成為中國的一部份是香港的宿命。當然人也不一定需要『認命』。要不然,最近香港獨立之說也不會隨傘運誕生。」

尾聲

最後,問及陳導倫敦此行最大收穫,他說:「我的目標當然是盡力令國際層面有更多人關注香港。在 BBC 訪問完畢後,我步出大樓,發現門外原來有一座奧威爾(Orwell)的銅像。我喜愛奧威爾,不只是他的《1984》和《動物農莊》,還有甚至親身體驗露宿街頭滋味而撰寫的《在巴黎與倫敦淪落》(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等關懷貧窮與社會不公的書。在銅像旁的牆上有句話:「若自由有任何意義,那就是:有權向別人說出他不中聽的話。」我冀望在任何地方,我們都仍然可以享受這份權利與自由!」

"If liberty means anything at all, it means the right to tell people what they do not want to hear."
 — George Orwell(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

"If liberty means anything at all, it means the right to tell people what they do not want to hear."
— George Orwell(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

 

[註 1] 參看電影學刋《跳切》(Jump Cut)中,〈雨傘是包容的象徵〉(Umbrella as Symbol of Inclusiveness)的陳耀成訪談。 

[註 2] 按陳耀成提供的資料,《撐傘》過去年多,先後在美國的耶魯大學、杜克大學(Duke),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聖地牙哥分校、印地安那大學、紐約大學、聖母院大學、波莫納(Pomona)、戴維森(Davidson)、高蓋茨(Colgate)學院、意大利威尼斯的國際大學,丹麥的哥本哈根大學、倫敦大學的亞非學院(SOAS)等。高雄電影節首映之後,《撐傘》已經在台灣先彼在二二八博物館、中央研究院及政治大學等放映。

(二之二,完)

新修版的《撐傘》將於 6 月 23 日晚上 7 時在香港浸會大學記錄片研討會議、6 月 24 日下午 2 時至 5 時 45 分在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JCCAC)L208D 室公開放映; 9 月 8 日在柏林文學節(Internationales Literaturfestival Berlin)放映。詳情請查看《撐傘 Raise the Umbrellas》 Facebook 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raisetheumbrel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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