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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院駁回15歲男管有非法用途工具上訴:全副裝備帶鐳射筆 傷害他人是唯‍一合理推論

2020/5/20 — 18:25

15 歲少年被指去年 9 月 21 日在屯門西鐵站攜有改裝雨傘、行山杖及鐳射筆等物品,原被控「管有適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及「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兩罪,惟裁判官在裁決前引用《裁判官條例》,將「管有適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罪」改為「有意圖管有攻擊性武器罪」,並裁定少年兩罪罪成,判入更生中心。少年不服定罪,早前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訴,今日被駁回上訴。

法官潘敏琦在判詞中指出,警方未有在警誡下問話,沒有對上訴人造成任何不公;原審裁判官在結案陳詞後修訂控罪,沒有超出權限、造成不公;又裁定裁判官推斷上訴人在全副裝備下攜帶鐳射筆必然用來傷害他人是唯‍一合理的推論。

上訴一方提出的上訴理由指,警方在截查上訴人時未有向其警誡便問話,對上訴人不公平,而原審裁判官未有對此行使酌情權,剔除部份回應內容。高院法官潘敏琦在判詞指出,根據錄影片段,上訴人完全懂得在什麼時候作出辯白性的回應、什麼時候不作回應,其保持緘默權並沒有因為未被警誡而削弱,而且上訴人回應內容並非全屬招認。法官續指,即使本案有違反「查問疑犯及錄取口供的規則及指示」第 Ⅱ 條規則或第 5 條指示,亦只屬輕微和程度不深,絕非嚴重,認為裁判官正確地按照當時實際情況,裁定沒有對上訴人造成任何不公,因此沒有行使酌情權剔除有關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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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指原審裁判官修訂控罪沒有造成不公

至於上訴方投訴指,裁判官在控辯雙方完成結案陳詞後,把控罪‍一「管有適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罪修訂為「有意圖而管有攻擊性武器」罪,是超越了《裁判官條例》第 27 條所賦予的權力。法官指出,兩項控罪同屬《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 17 條,而且原審時辯方從沒有要求重新審訊 (trial de novo),亦表明不會要求重開控方案情、不傳召任何證供,也沒有進一步的陳詞,因此修改控罪並沒有影響上訴方的辯護策略。法官裁定有關修訂沒有超越《裁判官條例》所限權力,亦沒有對上訴人有任何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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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管有物品視為傷人器具當刻便是攻擊性武器

對於上訴方投訴原審裁判官錯誤地先以上訴人攜有之物品,來推斷他必定是意圖以非和平方式參與遊行,並錯誤地推斷他使用涉案鐳射筆必然是用以傷害他人眼睛;法官潘敏琦指出,在缺乏直接證供的情況下,裁判官必須推論上訴人管有該鐳射筆的意圖。在本案中,裁判官首先以上訴人當時在警方防綫前徘徊,及他背囊中裝有大量防護裝備,從而認定他必定不是意圖參與和平遊行,而是以非和平方式表達訴求;裁判官繼而考慮到上訴人是全副裝備下帶同鐳射筆,因而推論出他使用該鐳射筆的目的必然是用以照射他人的眼睛引致眼部不適或傷害,並裁定該鐳射筆符合《公安條例》第 2 條攻擊性武器的釋義。

法官重申,根據案例,只要被告把管有的物品視為傷人器具,當刻該物品便是攻擊性武器,控方毋須證明被告必然可以成功透過涉案物品傷害他人,因此鐳射筆在實際操作上是否難以傷人並不影響管有意圖。就本案的證據而言,原審裁判官所作出的推論有充分證據支持,亦是唯‍一合理的推論,裁定控罪‍一的定罪穩妥和沒有可令人詬病之處。

裁判官有權裁定雨傘及行山仗是蓄意被改裝成現狀

針對改裝雨傘及行山仗的爭議,法官指她在上訴聆訊時檢視過涉案雨傘和行山杖,認為裁判官對它們的形態形容是準確的。而上訴一方所指,上訴人可以出於環保等理由,重用或攜帶破爛的雨傘及行山仗,相關說法缺乏證供支持,純屬臆測。法官續指,上訴人沒有作供,法庭無需為他憑空想像各種可能性,而裁判官有權裁定它們是蓄意被改裝成現狀。

法官又指,裁判官考慮到上訴人在案發時是「帶着一‍把破爛的雨傘出現在遊行示威中,又在警方的防綫前徘徊,更把行山杖收藏其中」,再一‍併考慮其他整體的證據,包括上訴人招認自己打算前往遊行,和他身上藏有大量防護裝備,裁判官絕對可以合理地推論,上訴人改裝這兩件物品的意圖必然是「以用作傷害他人」,從而裁定該兩物品是「攻擊性武器」。法官最終裁定,兩項控罪的定罪上訴理據無一成立,因此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案件編號:HCMA 1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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