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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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4 - 17:39

攬炒的複雜意義並非求「制裁」望「支爆」可以蔽之 論蔡子強的問題

照片攝於 2019.11.12

照片攝於 2019.11.12

攬炒的複雜意義並非求「制裁」望「支爆」可以蔽之

學習牟宗三怎樣理解年輕人,如何嚴肅地爭取民主

論蔡子強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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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迴避「攬炒論」的嚴肅判斷

蔡子強在《明報》寫下兩篇文章:〈「支爆論」落空,「攬炒論」者需面對現實,重思反對運動未來〉、〈「時不利兮騅不逝」:生存下去 就是勝利〉,往後簡稱蔡文。

首先一定同意,他引述「攬炒」的沙盤推演(抗爭升級 → 鎮壓加重 → 外國制裁 → 攬炒 → 支爆),的確是「攬炒論」一部份,筆者在網絡和集會都曾目睹耳聞。

然而蔡文顯然將「攬炒」的複雜論述去繁就簡。最典型的例子就「學人串社科」的〈點解要攬炒〉,論者都是他的同行和同事,內容就深刻得多。

環顧「攬炒」的諸多論述,除了對制裁的期盼,還有更多嚴肅的判斷。不少抗爭者與「抗爭派」都批評,傳統民主派「又傾又砌」了數十年,中共步步進迫、香港每況愈下,到頭來面對《逃犯條例》,喪失人身保障。香港已經「無險可守」,必須趁還有經濟實力、國際地位時,作破釜沈舟的盡地一搏。

撇開網上繪形繪色的「支爆」,「攬炒」運動在檯面上的倡議人物,由協調初選的戴耀廷到參與初選的「抗爭派」,他們的立論都嚴肅且悲觀得多,早已申明結局並不確定,但求「破局」而不保證勝利。

他們強調香港既已沉淪,「是你教我們和平遊行是沒用的」,過去的路線已經試過,結果此路不通,唯一未嘗試過的就是盡力升級到頂點,試圖同歸於盡,看看能否迫中共讓步。他們早已表明勝算極微,但唯有冒險去試未試過的路線,才有機會找到生路。

為免連累論者觸犯國安法,筆者不便具體引文。但只要學者肯認真疏理,俯拾皆是,不難查證。筆者不盡同意「抗爭派」的所有判斷,私底下亦毫不客氣與他們攻瑕抵隙。然而立場大可不同,(故意)視若無睹、避實擊虛就是嚴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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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迴避「攬炒論」的道德論述

蔡文一再輕率地的修辭將「攬炒論」等同「支爆論」。若不明就裡的外人只看蔡文(尤其是上篇),就會以為「抗爭派」和「攬炒論」者是一班企盼外國制裁的人等運到。
筆者訪問過一些抗爭者,他們部分人已在監獄。

他們未必有什麼宏大論述,但他們清楚爭取民主不是請客食飯,不是「生存下去」的廉價口號。無論奉行和平抑或革命路線,想得到民主都要有獻身的嚴肅準備,要拋頭顱,灑熱血,要一代又一代人犧牲,爭取數十年到上百年。

他們不止說到,已經做到了。

所以運動最常見的標語之一就是「寧作飛灰,不作浮塵」。鄒家成因國安被捕扣柙,亦在發泡膠飯盒上寫下「寧為玉碎,不作瓦全」。

牟宗三先生是新儒家中活得最久的耆宿碩儒,一生都對中共不稍假借,大節凜然。

早在八九之前他已狠批鄧小平比毛澤東更壞,且兩度呼籲大陸青年,爭取民主必須要有嚴肅的承擔,要有冒死的覺悟:

「共產黨必須放手,還政於民。然要共產黨放手,必得奮鬥,甚至還得流血。」

「認清共產黨的本質後,即必得與他鬥爭,這裡是要有奮鬥,要流血的。」

六四屠城後牟先生固然很痛心學生流血,但他很尊重和理解學生寧折不屈的堅持:「青年學生是以不怕犧牲來與獨裁的共產政權作道德的競賽。」

當年與談的李天命和蔡子強一樣,質疑學生是否「太天真」,牟先生便回應「在中國民主化的進程,我們肯定學運的價值,肯定學生的道德勇氣。」

接著牟先生更力主國際制裁,批評當年不願制裁的美國「就是如此無見地」。與談者也和蔡子強一樣,質疑制裁是否有效,牟先生便回應「共產黨亦覷準了這點,說你不能制裁我,我不怕你。假如自由世界能聯合一致制裁他,他是怕的。」

回到當下,究竟制裁會否觸發政權崩潰,是「攬炒」論述在國際線上的盤算,除此之外還有街頭線和議會線。先在街頭,繼之議會,後在國際。三條路線既有先後之分,也不全然重疊,更不純然為「制裁」而生。

「抗爭派」乃據此思路爭取議會「攬炒」:不同意民主派只求議會過半後談判,一旦取得 35+ 還要升級否決議案,迫政府選擇鎮壓或讓步 — 唯其如此,才對得起最早在街頭「攬炒」的手足。

歸根究底「攬炒」背後有更重要的起點,就是梁天琦在《地厚天高》自述身世:「(為香港為民主)唔計較自己嘅付出去瞓身。」押上自己的人生甚至名譽。是故「攬炒」支持者決定在這場運動搏到最盡挑戰政權。

在此順道為猶太人辯誣。由於香港人毋須讀德國史,經常誤會猶太人不敢反抗,逆來順受地去到集中營。其實很多猶太人在押運途中已經暴動,遭德軍殘酷屠殺,很多猶太人未到集中營已經壯烈成仁。

同理,〈點解要攬炒〉都提及「攬炒派」有一著名論述與猶太人心意相通。大意就是「橫掂香港遲早都玩完,點解唔盡地搏一鋪。」

他們崇尚的是哈維爾的「磊落真誠」:坦誠面對過去香港的「民主自由」都是虛妄幻覺,在中共治下一切權利都是呼之即來,揮之即去。與其眼白白看著香港慢慢死去,不如趁此機會撕破幻象,揭開真相,爭取更多人醒悟,俟諸後世還有一線生機。

其實筆者早就同意「攬炒」必輸(cutt.ly/lj5o8IH),沒有任何自炫之意,因為很多抗爭者都早有心理準備:這一代的抗爭者坐過十多年牢後,興許會出現一個屬於香港的曼德拉,結果要留待後世。

在六四前夜堅守天安門的學生其實都有同樣意志。筆者不諱言當年與現在的抗爭者都有誤判,也很尊重吾爾開希在六四前勸退但挨罵的情操。

不同論者大可說「民主運動是長期戰鬥」、「要留住有用之身」,筆者完全贊同,但絕不會(故意)扭曲他們的嚴肅判斷、忽略他們道德論述,更不會輕蔑他們「不切實際」、「面對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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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批評「支爆論」小心中回力鏢

過去也有過「蘇聯崩潰論」,提倡者在蘇聯倒台前一樣備受嘲笑。1989 年西德做過民調,只有 7% 人相信有生之年見到兩德統一。蘇聯的崩潰超乎大部分人所預料。

任何「崩潰論」都有立場先行的弊病,以致久久未應驗。但必須小心反之亦然,親共者都一直冷嘲熱諷「支爆論」,說不準他們會和前人一樣再遭惡報。

所以運動的功過不宜在一兩年內就敢用篤定口吻蓋棺論定。回顧蘇聯崩潰的過程,波蘭早於 1981 年掀起反抗的先聲,才能觸發其後一系列骨牌效應。

沒有運動能一就而蹴,但在中共竊政七十載,香港發起了最大規模的反抗,成為中共由盛轉衰的轉捩點。

當政權內外交困到別無選擇,必須要變革討好大陸人民,來到著名的「托克維爾時刻」,就是專政政權倒台的時候:
「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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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怎樣才是恰當的檢討態度

其實筆者在友儕中已屬溫和(甚至有點保守),嘗言過部分「攬炒派」對彼此實力的研判有誤;也批評過部分「攬炒派」的倡議輕忽韋伯的「責任倫理」;亦曾含蓄地呼籲克制(cutt.ly/1j5lXLO)。

(老老實實,個人對於運動中不時叫陣「幾時出解放軍」的確反感。假若運動發展到企及當年光州,真的佔據到若干城市,中共一定會出兵鎮壓。)

筆者理解老一輩對運動的升級有疑慮和保留。一來老一輩有八九六四的記憶,這些記憶值得尊重和珍惜;二來老一輩學者皆奉「蘇東波」為圭臬,波蘭的變天與天鵝絨革命,在提摩西・賈頓・艾許(Timothy Garton Ash)等學者筆下都以「自我約束/自我克制」著稱。

在波蘭團結工會,一直有老成持重的成員勸告華里沙要保持克制,往後成功令後世史家都對「自我克制」予以肯定。

但必須進一步找出究竟:為何當年抗爭者接受「自我約束」的勸告?為何「自我克制」終獲得成功?因為無論抗爭者和政權都念念不忘 1956 年的匈牙利、1968 年的捷克。

可是學者的嚴謹考察,卻被蔡文變質地挪用,淪為詆譭前人之資。

「我們不能被波蘭共產黨垮台前最後幾個月的狼狽而蒙蔽了眼睛,而應該看到在此之前漫長而緩慢的積累過程。」(托尼・朱特)

讀者大可將蔡文所針對的「攬炒派」、「抗爭派」更換成「1956 年匈牙利的抗爭者」、「1968 年捷克的抗爭者」、「1989 年北京的學生」— 循蔡文邏輯皆可成立。

在蔡文的修辭下,1956 年、1968 年、1989 年的先驅都是在「當自己底氣不足、底牌不足」時「燒煙花」、「玩 show hand」、「終極攤牌」,所以一樣「不切實際」、「絕非明智」。好像只要「生存下去」,「伺機再起」的日子就會等待得到。

下為真實的歷史時序:

1989 年 1 月,捷克人民與哈維爾打破漫長的冰封,重振街頭運動。關鍵的第一場活動就是悼念布拉格之春被鎮壓後自焚殉道的揚・帕拉赫(Jan Palach)。

1989 年 6 月,波蘭團結工會贏得大選後,波共領導人賈魯塞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立即打電話向戈爾巴喬夫求救,後者回應選舉必須有效。有見當年代價,蘇聯不敢再次鎮壓。

1989 年 10 月,東德領導人何內克(Erich Honecker)接見中國官員時,形容國內民運和八九民運同屬「反革命」,暗示會武力鎮壓。同僚懾於代價,忍無可忍,發動政變推翻他。

沒有前人的勇氣、冒險、犧牲,往後的成功永遠不會來臨。

唯有真誠的理解,才有恰當的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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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西諺有言只知其一,其實即一無所知(He who knows one, knows none)。

從蔡文可見他再三混用「支爆論」、「攬炒論」、「抗爭派」,將三者劃上粗淺的等號,反映他是多麼不熟悉(或者不願意理解)運動的論述。

綜觀蔡子強的兩篇文章,筆者只能得到兩個非此即彼的推論:他根本沒有意願和能力深入理解這場運動的論述;他故意避重就輕,挑選較弱的論述對手,換取便宜的精神勝利。

所以筆者尊重不同的立場和檢討,卻無法接受蔡子強扭曲對方論述來加以痛詆的態度。

筆者很熟悉蔡文那股針對「抗爭派」的怨氣,就是停留在傘運時代,泛民 vs 本土的怨懟。但現在早已不同往日,停留在當年框架只會昧於時移勢易。

最後筆者有幸觀賞「誌」的紀錄片《中大保衛戰》,在此分享一點見證。

當晚沈祖堯到二號橋勸抗爭者「番屋企」,但他的裇衫滿是拯救傷者的汗水和污漬,觀眾都一片肅靜。

突然蔡子強現身,上前與沈祖堯握手。觀眾立時泛起一陣笑聲。

問題不在於立場不同。筆者的立場迥別沈祖堯,但非常尊重他的付出,不會有任何詆譭和扭曲。

若每個人都選擇蔡子強「生存下去,就是勝利」的態度,黎明的日子永遠不會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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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托尼・朱特《戰後歐洲史》
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
黑穆特.華格納《德國問題與歐洲新秩序》
提摩西・賈頓・艾許《事實即顛覆:無以名之的十年的政治寫作》
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 24:時代與感受續編》,〈肯定自由、肯定民主 — 聲援大陸青年人權運動〉;〈談世運、論時局〉
梁皓兒〈出國讀書夢碎 鄒家成入獄前的To Do List:陪家人、做喜歡的事、留下一些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