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聯會的戰役.2】燭光下的記憶與遺忘:「行禮如儀」之始、年輕化失敗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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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 6 月 4 日,六四一周年,維園首次舉行燭光晚會。

燭光初次照亮了 15 萬港人的面龐。

「我由台上望落去,係一片燭光海,好似天上面星星,冚唪唥降落到地上。一點點燭光,好似象徵住每個人所凝結咗嘅眼淚,我以前係未見過咁悲壯嘅場面。」九七回歸前,己故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在《鏗鏘集》動情地憶述。年年月月,隨着各大報章,香港人把這片燭淚,牢牢地烙印在記憶之中。

燭淚長流三十載,直至再也沒有獲批不反的燭光晚會。

攝:Nasha Chan

2010 年,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陳轁文及李立峯發表論文《香港不能忘記六四之謎》,指出六四集體記憶能歷久不衰,在於當年傳媒的社會烙印,也在於其後的社會政治環境下,有否容許社會組織、傳媒運作的自由,作出論述的機會多寡。

「當事件觸及社會的核心價值,而事件本身也激動人心,因此而產生的共同經驗才刻骨銘心到足以進入社會的長期記憶……集體記憶的守護者必須懂得這些情感因素對社群的影響,才能有效進行社會動員和激發記憶。」

支聯會存在之特殊,唯一的任務,就是守住六四記憶,對抗遺忘。

今年六四,當香港容不下公開的燭光,香港民意研究所公佈「支持平反六四」比率創 2003 年後新低(45%),應解散支聯會創 1993 年後新高(28%)。秘書蔡耀昌回應傳媒時稱,壓力下會步步為營,但不會自亂陣腳。

三十多年來,支聯會是怎樣守護集體記憶?在飄移的紅線中,一班常委、義工如何砥礪前行?

燭光晚會延續記憶  「行禮如儀」前的創新

走在維園足球場,五十多歲的常委黃志強拿出 1993 年「支聯會義工組」的 T 恤,侃侃而談,說起燭光晚會的佈置。八九民運,他才 24 歲,在地盤做機械操作員,每逢周末或平日晚上必定前往遊行集會。自 1990 年起,他擔任支聯會義工逾三十年,他任職組織部,負責與義工溝通。

支聯會常委黃志強站在六四晚會「民主烈士紀念碑」位置

大台位於近天后那一端,他順序數過來,第二個足球場得掛上天安門廣場巨幅橫額 — 要掛上足球場鐵網,需要合二十多人之力才掛起,還要避開大風大雨;第三個足球場上,花一小時組裝木製的「民主烈士紀念碑」、後用吊臂車吊起放到台上,因為例行有獻花儀式,不能離台太遠;第四個足球場,則擺放民主女神像。準備工作通常由 6 月 3 日晚上 7 點鐘開始,工作到 12 點,最晚則到了凌晨三點,而大部份義工在六四當日會請假。

哪一年最辛苦,他說不清,「年年都咁辛苦,冇邊年舒服,咁最舒服係上年囉。」他哈哈大笑,沒有集會不反對通知書,他才終於停下來。

燭光晚會延續記憶:「行禮如儀」前的創新

回首當年,當六四運動抗爭的氣氛平息後,支聯會的重心轉移至延續八九民運記憶。雖然多年後被批評「行禮如儀」,但開端均是創新,不少鬼主意,來自創會常委曾健成,例如用索帶掛橫額、製作年宵攤位的組合式鐵架、「民主烈士紀念碑」等等。

人稱「阿牛」的曾健成走在維園,支聯會創會後任常委十年,他仍然清晰記得支聯首年辦年宵的攤位位置

作為民主台的核心成員,曾健成常常在進行新嘗試後,照搬到支聯會實行。1989 年十二月,羅馬尼亞革命遭血腥鎮壓當晚,曾健成與區議員衛慶祥、民主台一班人即興在遮打花園臨時舉行晚會,他靈機一動,買來一堆洋燭,作悼念用。其後,他在支聯會常委例會中提出同樣做法,人人贊成,到了「八九除夕民主大集會」中,人人手持一根根白色洋燭,在翌日的「九0元旦民主大遊行」又義賣洋燭捐款去羅馬尼亞,一共籌得 18 萬 — 自此燭光晚會有了雛形。

臨近六四一周年,宣傳密鑼緊鼓籌備。四月,支聯會清明節獻花牌悼六四死難者,到了五月,他想起當年天安門廣場上直升機盤旋,北京學生放風箏阻擋監視,便照板煮碗,「天安門有發生過嘅,我就將佢拉埋香港,大家可以一齊參與。」數月前民主台已辦了一次單車遊行,他又提議支聯會跟機辦「中華民運單車大遊行」,由大圍單車公園出發至沙田新華社,司徒華也有份,約三千人參加。

支聯會每年舉行的的「民主風箏行動」,攝於 2000 年前後(徐漢光提供)

倒是燭光晚會需要新噱頭。六四鎮壓後,民主台在新華社外設置靈位和祭壇,供市民致祭,曾收集 300 萬個市民簽名,再火化。一周年燭光晚會前,曾健成提議重演事件,由街站收集簽名,製作火炬點燃簽名祭祀,甚至親手製作火盤。

1990 年新年年宵花市,支聯會一投投了四個攤位,賣民運書籍、市民捐贈的迷你民主女神像,人群洶湧而至,籌得 40 萬,全是現金。由於新年銀行放假,曾健成託弟弟秘密地把一大袋錢帶回家暫存,對方竟也寸步不離,由年初一到年初三,憂心過頭,年初四打來跟曾健成訴苦,常委們才緊急要求銀行開「夜庫」存入現金。

1990 年的支聯會年宵攤檔,可見掛着「愛國愛民,香港精神」的揮春。(支聯會提供)

到了第二年年宵,現成物品已售罊,一眾常委一籌莫展之際,曾健成大膽向司徒華提議說:「華叔今次難為你。」司徒華問:「賣咩?」他說:「賣字,賣字咪得囉,你寫啲詩詞歌賦去賣,得㗎啦。」大家又贊成。到了維園,司徒華即席揮毫,一張張對聯賣過千元,仍然大排長龍。宣紙易乾,揮春紙不吸墨,於是義工人手一個風筒猛吹,曾健成在一旁做「書僮」斟墨,同場還有尊子、馬龍即場畫漫畫,自此掀起一陣政治人物寫揮春的熱潮,司徒華每年以墨寶籌款,直至逝世。

直至今年維園年宵支聯會攤位被禁、六四遊行集會警方發出反對通知書,支聯會堅持多年的一系列悼念六四活動,僅剩五月初洗刷國殤之柱、以及「毋忘六四」長跑,能順利在四人限聚令下完成。

今年 5 月 16 日維園南亭廣場,秘書蔡耀昌、副主席鄒幸彤與兩名支聯會成員拉起「遍地燭光悼六四」橫額,高呼「平反六四,越走越近!」四人由銅鑼灣起跑,途經政總被保安驅趕,到港大國殤之柱,再跑到西營盤的中聯辦,期間被眾多傳媒簇擁,還有疑似便衣警環伺 — 行禮如儀的安全感盡喪,空氣中隱隱約約浮現一種不安感。

支聯會秘書蔡耀昌(左二)、副主席鄒幸彤(右二)、常委梁錦威(右一),以及鄧岳君(左一)高舉支聯會的旗幟,在銅鑼灣開展六四長跑

幕後英雄 「來無蹤去無影」的義工團

第一個提出長跑的人,是現常委鄧岳君。

時為六四 17 周年,適逢零八京奧 ,燭光晚會人數墮入低潮,當時為支聯會義工的鄧岳君提出長跑,那一次跑 17 公里。「年年去做呢個悼念好似冇咩出路,而長跑嘅最高精神就係,你有一個目標去衝線嘅,會有一個終點嘅。」

多年來,支聯會依賴一群義工無償付出,在看不見終點的路上,在黑暗中,持續跑下去。

司徒華著作《大江東去》中,曾稱許支聯會義工組猶如「幕後英雄」,「來無蹤去無影」  — 黃志強一直記得這六字評語。

成軍初期,支聯會要由其他組織借人手,安排活動,尤其是曾健成所在、當時有六百名成員的民主台。1989 年九月「六四百日祭大會」後,曾健成索性提議招收義工,因必須有緊密活動,維繫義工關係,他又福至心靈,提出在不同節日,將數以萬計的心意咭寄去北京秦城監獄,慰問異見人士,稱為「愛心寄秦城」。活動在聖誕節展開。

1990 年 12 月「愛心寄秦城」攤位(支聯會提供)

前十年,支聯會活動頻繁。未有互聯網的年代,反新聞封鎖部每年動輒寄出數以萬封民運剪報回中國內地,一班義工要搜集剪報、交給秘書處印刷、貼郵票、手寫信封。六四前的宣傳期,除了清明節獻花活動,還有大小活動要去街上掛橫額、貼海報,義工們試過走遍全港百多個公園,與地區團體合辦「中國民主運動歷程展」,又每周末去做「民主教育推廣劇場」等等。最忙時,黃志強每天只睡四小時,見其他義工比家人密。他笑着說:「都話有義工結婚,你試吓唔請支聯會義工組去飲?抗議㗎。」

「只要支聯會要人,呢一群人可以突然間組織出嚟,一做完嘢,就消失喺大氣中。」2005 年 1 月 17 日,趙紫陽逝世,常委在中午十二時拍板決定辦悼念儀式。下午三點半,一班義工已經通力合作,在維園南亭廣場搭起臨時祭壇,在 48 小時後正式舉行悼念會,供市民獻花哀悼。

「任何一個係支聯會做嘢嘅,佢可能只係一個好普通嘅人,」即使小事如摺燭光紙杯,黃志強仍覺得,「如果佢冇咁嘅堅持,你冇可能長年累月不斷幫支聯會做咁多嘢。」成為常委多年,他覺得分別只是多開幾次會,方便聯絡義工,無階級之分。「司徒華先生喺度嘅時候,都係一個義工。」無論有多忙,義工籌備活動,司徒華總會抽空出現,尤其在港大組裝高七米、重逾兩噸的國殤之柱時,一班義工需要爬高、搭架,由中午做到翌日凌晨六點鐘,司徒華留守現場,寸步不離,更下達嚴重警告,大型活動必須買保險,令黃志強印象深刻。

1989 年起投身支聯會的義工,至今僅剩十多人,他們堅定相信平反六四,情如手足,同喜同悲。

昔日不下兩個資深義工纏綿病榻,仍向醫生申請出院,參加六四集會。教車師傅黃清和自民主歌聲獻中華起擔任義工,其後患上骨癌,離世前一兩年仍想參加「526 愛國民主大遊行」,黃志強便找人駕車送他,坐輪椅抵達起點時,一大班義工與他握手致謝。又曾經有義工離世,家人難以獨力操辦白事,差一萬幾千,一班義工兄弟除了幫忙操辦喪事,又多封帛金,湊足治喪費。

黃志強展示 1992 年的支聯會「不想回憶、未敢忘記」T 恤,這八個字是當年有人托內地書法家寫給香港

「你幾難得可以搵到一班喺幾十年裏面,可以同你一齊並肩作戰嘅人啊?識一班朋友二十年,成日同你吃喝玩樂就可以,但係搵一班人可以同你有共同信念,一齊抗爭,二三十年……茫茫人海幾百萬人,你可以集到班咁嘅人,係非常之難嘅事。」戰友相繼過身,他難過,但仍慶幸相遇。

高峰時,支聯會義工團足足有四百多人,十八周年後只剩 260 名登記義工,核心義工有二十多人。黃志強過去幾年已主力訓練糾察長,但他從來不怕沒有義工。「我只係相信一樣嘢嘅啫,我有需要嘅時候,六個足球場裏面,我有一個足球場嘅人可以起身幫我做義工,係一定嘅。」

一班義工守護六四的集體記憶,也成了集體記憶的一部份。

如何傳承給下一代

梁錦威讀中學時,中史科教科書只有一小段落提到六四,卻隻字未提香港民運,一片空白。

後來,他才知道香港人的民主啟蒙,來自支援北京八九民運的經歷。

支聯會世代之間的鴻溝在於集體記憶。梁錦威今年 36 歲,剛好搆得著這份記憶的「水尾」。1989 年時,他四歲,仍是懵懂稚兒,只記得電視畫面沉重得令父母哭泣。到了中學,他才由老師口中得知八九民運事件,又去了翻閱六四剪報和書籍,出席六四晚會,產生興趣。讀大學時,他加入學聯,為六四,一班成員去過時代廣場絕食 64 小時。

時年正值零三七一,與零八京奧之間。梁錦威唸中國研究,參加中港交流團,嘗試與中國學生提起六四,每次必定被提問:「你哋係咪好清楚件事?」他只覺得,中國境內普羅大眾無法接觸八九民運,六四歷史猶如一片空白,「佢覺得自己係咁,其他人都會係咁,所以覺得我哋接收嘅嘢可能好模糊嘅資訊。」之後無法談論下去。

支聯會前常委、葵涌邨北區議員梁錦威

沒有支聯會傳承,無法保持對六四的熱誠。梁錦威:「2019 年會參與運動嘅(年輕)人,對一四年佔中運動概念都好模糊……正正因為冇一個組織好似支聯會咁有系統,每年可以堅持去做同一件事,令社會每年繼續記住呢件事,喺小朋友或年輕人眼中,就好快會變成一件歷史事件。」

2011 年起,經支聯會安排,「六四舞台」曾於二十多間學校巡迴演出舞台劇,包括《在廣場放一朵小白花》和《讓黃雀飛》,同一年,支聯會與教協合辦「廣場的日與夜學生營」,把維園化身天安門廣場,64 名學生紮營 64 小時,密集式聆聽親歷北京六四及香港支援民運的嘉賓分享,不過,梁錦威可惜隨着 DSE 新學制推行,學校的考試時間提早,又有相熟老師表示受壓,到了 2014 年,報名人數斷崖式跌至個位數,無奈「流 camp」。傘運後未有計劃再辦,今年四十多歲、任職常委十年的盧偉明嘆活動難免顯得「老土」,但年輕人未必知道的是「當年啲人喺天安門嗰度都係紮營,以前係學聯將啲帳幕搬上去」。

多年來,中共對六四的定性一變再變,平反像看不見終點。「你搞民眾運動唔係一時掌聲,係一個持續。」蔡耀昌認為,支聯會的角色在六四的論述中,猶如豎一面旗幟。「呢個歷史如果無人去講,或者可能已經俾人扭曲了。」多年來被指「行禮如儀」,何俊仁直指「好荒謬」,只要儀式莊重真誠,已有力量和意義。

國安法下,老師將再難談六四,六四晚會或再被禁,遊行集會自由不再,更代表一代政治啟蒙的喪失。但梁錦威仍相信,悼念六四的記憶與習慣難以說抹去就抹去,藉由社交媒體,將以另一形式存活。

國安法的陰霾下,記憶的傳承會就此斷裂嗎?

支青組 失敗的年輕化嘗試

談論傳承記憶的同時,支聯會舊常委交棒給下一代,從來一波三折,從不順利。

2001 年六四燭光晚會宣佈成立支聯會青年組(支青組),獨立營運。

2001 年六四燭光晚會的主題是「教育下一代,接好民主棒」 (徐漢光提供)

現支聯會常委趙恩來當時是中學生,偶遇何俊仁在荃灣擺六四街站,填了支青組的表格。他膽粗粗上了教協辦事處,四十人選十個幹事,年紀由中學生到 25 歲均有,成員包括周澄、後去北京讀書的楊岳橋。趙恩來做了四年幹事,當年支青組活動主要分兩種,其一是作為義工,支援支聯會活動,每年晚會上台讀出宣言、唱歌或表演話劇;其二是獨立舉辦活動,如青年營、讀書會以及放映會。

有支青組前成員撰文批評,支青組自零七年已處於「泡沫化」階段,活躍分子少,支聯會領導層傾向「保本」,沒有長期政策培養會內年青人。

到了2014 年,有參選常委在政綱中提到支青組人手嚴重不足,試行一對一師徒制亦「成效不彰」。副主席鄒幸彤指近年支青組已「幾乎名存實亡」,慨嘆「大勢未挽得回,始終招攬唔到後生」。只有個別青年義工幫忙製圖等工作。

新舊兩代常委之間求同存異,一致認同五大綱領,但做事方式有所不同。支聯會沒有營運 Instagram,僅有 Facebook 專頁,亦少有常見的「 meme」製圖。鄒幸彤笑言支聯會年輕一輩提出過製圖,將當年六四畫面跟現時情況比較,但老一輩較保守,基本上「唔使旨意」。

2016 年,行禮如儀的爭議聲中,學聯退出,支聯會不是沒有嘗試求變。鄒幸彤試過構思新活動,例如八九民運導賞團,由陳景輝帶領;在四川成都陳兵等人因製作「銘記八酒六四」白酒被控尋釁滋事,判囚三年半後,支聯會與流動共學合辦活動,分享新釀六四啤酒,又舉行民主沙龍等,老一輩常委雖然「唔係好 get」,態度則是一貫「唔理你,你鍾意咪搞囉」。

支聯會幾乎沒九十後或零零後參與,七十後常委盧偉明反思,2000 年在嶺南大學任學生會會長時,辦六四活動,已覺場面冷清,被批為「搞事份子」,當時學聯亦已對支聯會有不滿,多屆沒有參選常委。他認為,十年前支聯會已應著力進行年輕化,當學生組織相繼退出,現時政治環境下各組織飽受打壓,或應轉用親子策略,由父母傳承記憶。他自己則開設了「[email protected]香港」Facebook 專頁,宣傳八九民運記憶,又嘆道,語調中帶悲涼,「我哋已經冇咩能力做呢件事啦,因為我哋已經時日無多啦。」

保存記憶 六四紀念館

若果港人有遺忘六四的可能,誰來守護集體記憶的紀錄?

九七前,荷蘭國際社會運動中心曾向支聯會撥出資金,備份八九民運時期的檔案,到了今年,因應新形勢,2021 年國安法來,再主動詢問,彷若敲響一記喪鐘。

1989 年 7 月 18 日,支聯會成立中國民主運動資料中心。

現任常委麥海華記得,中心當時位於砵蘭街大廈三樓,房間僅有兩百多呎,用來開會,是時任常委、天主教傳播處主任的夏其龍神父有先見之明,向來有做剪報的習慣,因此一早有整理民運期間的歷史資料,也是他提出要編簒四本《 八九中國民運專輯》,收錄四月中至六月末期間,十多份報章頭版、廣告、圖片集等等,由一組三十多人義務編成,不惜通宵完成,最終在當年十一月出版。中心至今仍未解散,主力管理相關史料。

六四紀念館館長麥海華手拿八九年出版的「八九中國民運報章頭版專輯」

面對國安法下威脅,麥海華是六四紀念館管理委員會主席,說支聯會沒有什麼方法保存實體文物,如六四鎮壓時學生領袖張健腿部中槍的子彈,曾想過 3D 打印複製,但因像真度不高而作罷。

2012 年起,六四紀念館先後辦兩次臨時館,經眾籌終在尖沙咀覓得第一個永久會址,卻遭業主立案法團指違反合約用途而驅趕,打官司最終無疾而終。閉館三年後,才再覓得現址,在 2019 年重開。此後仍多次經建制團體騷擾、潑鹽水阻擋永久館開幕。現時紀念館除非有展覽,平日閉館辦公,不對公眾開放。

今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6 日,六四紀念館以「八九民運與香港」為題,重建八九天安門廣場場景,供市民獻花。

今年六四遊行集會均被禁,六四紀念館原訂在六四當晚營運至晚上十時,在開館三日、550 人參觀後,被食環署以未領有公眾娛樂牌照的緣由,需要暫時關閉,蔡耀昌不排除是政治原因。

實體紀念館受威脅,支聯會只好在網上空間尋求自由空氣。線上「六四記憶・人權博物館」經眾籌,由 1,866 名支持者獲得 160 多萬捐款,足以完成計劃,組建專業研究、檔案、技術及策展團隊,將散落各地的八九民運資料檔案永久保存,設計線上互動展覽,重建六四的「抗爭」論述,並最終開源代碼,讓其他社運紀念館參考。為免網絡攻擊,博物館的伺服器設在香港及外國,館長麥海華特別希望藉此機會,收集中國各個地區、鮮受注目的八九民運紀錄,申請聯合國科教文組織(UNESCO)世界記憶項目,希望今年六四前後能推出。放不下這份使命,是他留守支聯會的原因,「起碼我可以完成某一項工作啦。」

每年,策展小組都會討論新展覽,包括司徒華逝世十周年、胡耀邦生平等等。2019 年,六四紀念館除了辦傘運五周年專題展,亦辦「走在抗極權最前線——從『八九六四』到『反送中』」,比較八九民運與反送中的相似之處,麥海華說管理委員會一致贊成,「作為香港展館,你冇啲當地社會運動的延續,你係冇咗生命。」

由館方提供參觀人次數據可見,疫情下雖然難以準確統計減少原因,但內地人最顯著減少。麥海華說,今年有 15 個團體參觀,包括議辦、教會、社運機構、青年中心等,往日中學生由老師帶團來參觀,饒是如此,仍有不少中學生及家長自發參觀,麥海華仍然相信,紀念館是守住記憶的重要陣地。

最後一次燭光晚會

司徒華曾在《大江東去》中提到,「我曾經和董建華說,假如政府不批准我們在維園集會,我就一個人拿着燭光坐在維園中,呼籲人們自動參加,到時看政府如何處理。所以,我從不擔心政府會用審批程式,來打壓我們。」

2020 年,以限聚令為由,維園六四燭光晚會破天荒不獲不反對通知書 — 這件事真的發生了。

2020年6月4日,維園六四晚會

眾人走入維園,26 名民主派人士被控以涉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分兩批答辯,當中 11 人是去屆支聯會常委,8 人為現任,其中何俊仁、蔡耀昌等人再被控「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

當中黃之鋒等四人認罪答辯時,法官讀出案情,估計有兩萬人集結。梁錦威當晚能聽見有人高呼「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同時響起「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呼聲 — 那是梁錦威近年最印象深刻的畫面,感覺「特別」。昔日支聯會被攻擊為「大台」,如今與本土派的誤解冰消瓦解,抗爭中兩者融合。「真係 2019 年之後先會發生到嘅事……大家都面對緊打壓,反而有一種大家互相理解,互相包容,互相配合嘅情況。」

一切如常,直至不能如常。到了今年二月,維園年宵,支聯會往常投標攤位賣花,未開鑼就被腰斬。食環署先警告要求移除呼籲市民捐款支持、去年六四晚會訴訟案的橫額,其後終止合約 。他們被迫清檔,清晨七點,梁錦威找了灣仔區議會主席楊雪盈幫忙散去剩下的花。

「安樂時候,你會覺得行禮如儀好老土。」盧偉明說:「但係最危險嘅時候,行禮如儀都係一種幸福嚟嘅。」

常委入獄  今年六四 記憶會否斷絕

距離 6 月 11 日,剩餘的六四案被告答辯,越來越接近。8 名支聯會常委均有案在身。

4 月 30 日,黃之鋒四人認罪答辯前一晚,鄒幸彤約了陳皓桓飲酒到凌晨,清晨又六點半起來,與何俊仁、梁錦威和徐漢光站在一起,在庭外舉着「燃點燭光無罪」的牌聲援。旁聽票拿「64」號籌,她感嘆「冥冥中自有注定」,又坦承感抱歉,「呢件事應該我哋(支聯會)孭晒佢,但係我哋又選擇唔到,或者控制唔到牽連咗咁多人。」一星期後,最終黃之鋒等人判四至十個月,全場訝然。

4 月 30 日,何俊仁、鄒幸彤、梁錦威及徐漢光(左起)聲援黃之鋒等六四案被告

鎂光燈前,鄒幸彤批評:「法庭似乎係完全泯滅左暴力集會同和平集會嗰條界線。」她續指,遊行集會自由是人權,政府明明仍能舉辦公眾活動,有責任與組織者協調,促進和平集會進行。「法庭帶出訊息就係(所有集會及政治表達)都係需要扼殺於萌芽狀態,呢個係錯,呢個係唔符合國際人權嘅準則,亦都唔符合我哋基本法我哋憲法所保障嘅言論自由,表達嘅自由,表達政治反對唔係一個罪。」她又說:「法官多次強調無人比其他人擁有更多自由,但所有政治上表達反對的人均失去自由。」

此後,《香港 01》引述消息指六四維園將有大規模拘捕行動,態度將前所未有強硬。5 月 29 日,在集會上訴被駁回後,保安局又發聲明,警告市民不得參與、宣傳或公佈六四遊行集會,否則會犯法。

支聯會叫停一切宣傳,指常委及義工不會以組織名義進入維園。

回帶至 5 月中,支聯會常委例會前,請了傳媒來拍攝。鏡頭前,副主席何俊仁坐在中央,主持會議,笑着說:「主席(李卓人)放大假,副主席就就嚟放大假。」眾人也笑,便迅速如常翻看議程,開展會議。

那一夜,眾人因今年六四安排激辯三小時,黃志強說由晚上七點談到十點,一切均懸而未決。

5 月 11 日支聯會例會,六日後何俊仁及蔡耀昌因十一案還押。

眾人各有立場,麥海華等人認為應保留「有生力量」,不應入維園,以免滅會,鄧岳君等人主張應以個人名義承擔進入維園後果。

五月初受訪之時,何俊仁早已預視,今年六四將因十一案身處獄中,認為應該由外面的人作決定。「依家警察唔批准,我可以話俾你聽,我哋唔應該搞,因為我哋自己唔怕坐,但都唔想我哋啲義工,或者啲人唔知道嚟到參與,跟住 12 個月作為(量刑)起點,跟住坐三個月、四個月。」作為律師,他常常接受法律查詢,亦經常去探監,如李卓人、去年六四案的黎智英和尹兆堅。「好多個都係有案,都係支聯會嘅……好多戰友,更多比我年青,比我經驗淺嘅都喺入邊,我個心好難過,你放咗我喺入邊坐,我會冇咁難過。」

上訴遭拒那一天,十一案被判囚但緩刑的蔡耀昌肯定地說:「一定喺未來重返維園。」鄒幸彤在 Facebook 發貼,指個人堅持會守諾言,「在大家都能看到的地方,點起燭光」。她但覺,支聯會支撐三十載的信念,不能斷在自己手上。「佢要嚟咪嚟,要取締咪取締,冇理由自己退。」她認為,「每個人揀返自己可以承受,可以做到嘅方式堅持悼念六四。」

獄中常委均不呈辭,梁錦威提到,雖然例會上,就國安法風險,曾稍稍考慮解散,但談了幾句已駁回,眾人一致決定堅持,即使這份個人的堅持越見沉重,出現「可見的代價」。

約五六年前,鄒幸彤往返中港兩地參與維權運動,一早提前留下一封信,打算出事後給家人,今日母親已會間中提起「你都好大機會坐監啦」,她自言「自私」,只顧追逐自己理想。相較中國維權人士面對酷刑、秘密關押,猶如人間蒸發,香港的政治犯仍能寫信發聲。「坐監不是一個終結,衰啲咁講,可以坐緊監叫人去六四維園;國內朋友坐監都會斷食,(香港)好過大陸,寫到信,傳到文,溝通能力仲在,只不過冇個人影相。」

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深入中國維權活動多年,認為坐監並非終結

燭光消逝,人心不死。

今年六四後,麥海華和其餘七名常委便要面臨審訊,只是見步行步。萬一支聯會被取締,意味着什麼?「香港玩完囉,香港冇咗自由,冇咗不同聲音,即是好和平、好理性、採取合法抗爭嘅組織,都唔能夠存在。」

「佢就恐懼你集結,恐懼你有個 icon,有一個 event 參與,畀人表達佢嘅聲音,佢驚呢樣嘢。」

隨今年六四漸近,平反六四越遠。多個傳媒報導指六四當晚警方將部署三千警力在維園、尖東海傍、中聯辦等一帶,若果有人穿黑衫黑褲、叫口號、點燭光,將被視為與被禁集會有關。前日身在荔枝角收押所的主席李卓人回信傳媒時,呼籲市民「集點成線、集線成面」,在任何地方悼念,將燭光照片上載,他將在囚室中禁食一日,點起香煙替代燭光,朗讀宣言,繼續唱《自由花》 — 1993 年民運人士王希哲獲釋,見記者時唱了《水手》一曲,支聯會成員請來填詞人周禮茂重新填詞,這首歌因此誕生。

八九民運熾熱之時所寫的《為自由》,高唱為自由無人能擋的大志,《自由花》唱着那年那夕的故事,往事如煙,空餘燭光與信念。

2021 年 5 月 18 日,十一案審訊後,被押回荔枝角收押所的李卓人。

「但有一個夢 不會死 記著吧!」

三十多年來,黃志強最難以忘懷 2013 年的六四燭光晚會,忽然刮來一陣狂風暴雨,照明、音響設備的電力全部中斷,數以萬計的市民仍不願離去。

黑夜暴雨中,眾人撐起彩色的傘,護著一點點燭光。「但有一個夢,不會死,記著吧!無論雨怎麼打,自由仍是會開花……」不知誰開頭唱起歌來,擁擠的人群中,歌聲和雨中,黃志強渾身冰涼,心卻是熱的 — 毋須大會安排,他從未聽過群眾如此自發唱起的《自由花》。

沒有燭光晚會,或者這樣的《自由花》已成絕響 — 黃志強笑了笑,說:「冇人知道,有可能隨時落場大雨,有人唱呢。」他相信記憶會繼續存在,「你可以禁到一個維園,但你禁唔到全個香港。」

紅線與刀鋒越見鋒利,許多的線上集會、或場所仍在六四當晚開放,嘗試凝聚一群人,守一盞燈。

5 月 6  日,眾支聯會常委洗刷國殤之柱。柱上臉龐的漆已隨時間剝落,迎着細雨陣陣,徐漢光身穿十周年「平反六四」的「戰衣」,說要努力保住民氣,「我哋一定會堅持落去嘅,直到逐個逐個拉囉,拉拉下冇人堅持,我哋喺赤柱(監獄)唱返首歌囉,哈哈。」記者問唱哪一首歌?徐漢光瞪大雙眼說:「《自由花》囉!」

 

撰文|鄭祉愉

採訪|鄭祉愉、蕭曉華

攝影|Nasha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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