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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聯會的戰役 ‧ 3】第一天已被定性「顛覆組織」 他們如何由八九、九七走到今天?

    左上圖攝:黃勤帶

    1996 年的維園六四燭光集會,演講台上懸掛巨幅直幡,「跨越九七」四個大字隨風飄揚,台前眾人舉起燭光,一字排開肅穆站立,當中,一個紮起白頭巾的人拿起咪高峰,逐字逐句宣讀手中悼詞:

    「八九民運當中的死難同胞們,還有 391 日,我們這片土地就會回歸成為中國的一部分。曾經屠殺你們的軍隊,就會在這裡耀武揚威;曾經將你們輾成肉醬的坦克車,就會在這裏橫衝直撞;曾經在你們身體射出彈孔的機關槍,就會在這裏對準我們的胸膛。我們只願意告訴你們,面對這嚴峻考驗,我們已經做好一切準備,沒有恐懼, 十分平靜……」

    現場直播的鏡頭凝定在那不卑不亢的臉容上,他是時任支聯會主席司徒華。他曾經估計,當晚是最後一次的六四集會,「回歸後,支聯會將會是首當其衝被打擊的、鎮壓和迫害的對象。」

    支聯會成立初期已被定性為「顛覆、反共」組織。(圖:支聯會提供)

    「司徒華做了最壞打算,對九七不存有幻想,我們決定『反倒退,不撤退』,能站多久便多久。」支聯會常委麥海華憶述,當時會內常委成員,已作出被捕入獄、組織被取締的準備。

    改天換地以後,1997、1998、1999……香港人心動蕩,但支聯會每年舉行的六四遊行、集會,似乎都安然渡過。

    直至 2020 年,權力亮劍殺人一個措手不及。國安法壓境後仍選擇參選的支聯會常委,向記者表示,已作出被捕入獄、組織被取締的準備。

    是歷史重演?不盡然,只是他們都知道,這是一場漫長的戰役……

    攝:高志強

    六四由「風波」變「暴亂」 何俊仁:有責任叫人記得   

    「可知道『六四事件』的定性轉變過幾多次?」支聯會副主席何俊仁問道。

    上月 2 日,洗刷港大「國殤之柱」的紀念活動上,何俊仁站在記者面前,捧讀中國官方今年 2 月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簡史》,書內提到六四是一場「反革命暴亂」:「依靠人民,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於六月四日採取果斷措施,一舉平息了北京地區的反革命暴亂。」

    他說,六四當年曾被官方稱為「動亂」、「叛亂」和「反革命叛亂」,後來轉變成「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六四事件」,最近則定性為「反革命動亂」。

    「當時指揮軍隊鎮壓的中共最高領導人鄧小平,要將六四這事件淡化。」他續說,「北京人民會說,是共產黨宣稱『槍是用來對付敵人,殘殺學生沒有好下場』;以往北京亦未曾受過戰爭破壞,即使是平津戰役,軍隊亦不需要進城;可是,六四當時軍隊槍殺普通百姓,即使鄧小平說殺二十萬人也要穩住政權,實質上他是知道這是不光彩的事。」

    1989 年 6 月 4 日下午,20 萬港人參加跑馬地舉行的黑色大靜坐,聲討中共血腥鎮壓。(圖片來源:支聯會網站)

    「後來他要修復人心。有些人,一定要他們坐監,例如王丹、王軍濤等,但他們坐幾年就出獄,對比劉曉波或伊力哈木的終身監禁,他們判得不重。然後,中國加速改革開放,並將事件定性為『八九事件』、『八九風波』。」

    他認為,近日六四定性再轉變為「反革命暴亂」,亦是政權欲藉中共百周年去淡化歷史。「事實上,這是一場屠殺。」當年的槍聲成為永遠的夢魘,他慨嘆沉默的人使事件失去歷史的話語權。

    「支聯會的責任就是叫人記住這段歷史。」他舉例,早年民主派議員在立法會提交平反六四議案,辯論期間,民建聯的議員總是鴉雀無聲,對動之以情的陳詞不加回應,到最後一刻才投反對票,否決平反六四。「或許當時田北俊會說幾句,指如果沒有六四,就看不到中國二十年的穩定繁榮的發展。但這是道理不通,大是大非的問題,政府不敢回應,民建聯、工聯會不敢回應,因為他們知道這件事是一根刺。」

    「這件事,大家可以辯論,但不可以忘記。」

    何俊仁表示支聯會不會解散,自己也不會退出。他受訪後不久因8.18、10.1 案共被判囚 18 個月。

    成立初期已被定性「顛覆、反共」組織

    每每跟政權對着幹、拒絕遺忘歷史的支聯會,九七前已作被迫害、被取締的最壞打算,並非沒有根據。司徒華在《大江東去》提到,「支聯會從成立之初,北京政權以各種方式,向他們施加壓力。」

    支聯會成立不足一個月起,它已開始受到親北京輿論「圍攻」:1989 年 6 月 12 日,時任中共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姬鵬飛,針對對港澳問題發表講話,警告港人勿干預大陸內政,並表示:「……不允許有人利用港澳作爲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基地」;7 月 21 日《人民日報》刊登署名艾中的〈「一國兩制」不容破壞〉一文,指斥支聯會為顛覆組織,把香港變成顛覆中央的基地;8 月,中國外長錢其琛與英國外相馬卓安和在巴黎唔談,當時有指「中國外交部會就一些人和組織策劃要使香港成爲反共基地的事,向英國方面進行了交涉。」

    同年 10 月 1日,《百姓半月刊》指出,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約見司徒華,力陳過渡期香道港極為敏感脆弱,若中港關係惡化,難保一國兩制的支票順利兌現,因此遊說被大陸視為「反革命」的支聯會解散。

    同月,基本法諮詢委員羅康瑞亦公開呼籲支聯會自動解散,表示支聯會已被中方定性爲「反革命組織」,而該會支持中國民運的目標亦不復存在,理應解散。他形容此舉並非為遷就中方,而是港方採取主動,以改善中港關係。

    亦是同月,時任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及副主席李柱銘,一同被中止基本法起草委員的職務。

    1990 年 2 月,港澳辦傳召英國駐華大使館官員,席間讀出中國官方授權的書面文件。2019 年,香港前途研究計劃前往倫敦發掘英國解密檔案發現,港澳辦代表當時言談間將支聯會定性「顛覆組織」(subversive),批評支聯會計劃發動一系列「反華活動」(anti-Chinese activities),並直斥支聯會準備在當年 4 至 6 月舉行一系列活動紀念六四事件,都是旨在顛覆中國政府和中國社會主義制度。

    就連港英政府亦有意見。六四一周年後,時任立法局首席議員李鵬飛應港督衛奕信要求,約見司徒華,要求解散支聯會, 以掃除中英關係的障礙。司徒華當然沒理會。

    1991 六四兩年周年。(由右至左)李永達、司徒華、劉千石、何俊仁帶領遊行。(圖片來源:《功成必有你在》華叔紀念集)

    成立註冊公司   在一國兩制下做合法事

    面對連串嚇唬和炮轟,時任主席司徒華曾在 1989 年 11 月接受《解放月刊》訪問時表示,支聯會是否解散,要看兩方面,第一是因違法被起訴,由港府宣佈取締;第二是支聯會內部認爲需要解散,「有些人以委曲求存爲理由,認爲支聯會應爲着大陸與香港關係大局着想而解散,如果支聯會委曲求存,將來中共在第二方面態度又强硬,試問能委曲求存多少次?」

    時任副主席李柱銘亦回應:「中國領導人要明白這就是一國兩制。目前一些指支聯會是顛覆組織的『證據』,其實是支聯會行使言論自由而已。支聯會的存廢即使在九七後,也只能由本港法律規定。支聯會並非搞對抗,其所做均是法律允許,只是中國不喜歡。」

    另一邊廂,支聯會則在實務實幹地策劃組織細節。首先是註册成立一間公司,講求制度化、合法化,不會因受壓而無法律依據下解散;並定明宗旨為推動中國的民主,由時任秘書何俊仁負責相關法律工作。

    何俊仁對當時的籌劃工作印象猶新。在 1989 年 5 月底那星期,他整天都在聯絡義務律師和朋有研究章程。及後,他會見公司註冊處處長,給對方批閱條文。當時的處長得知支聯會要進行籌款,特別要求他們將一些重要條文寫入章程。由於行政手續需時,當時暫只可以申請一個「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的商業登記證明。輾轉間,他又跑到稅務局和銀行辦理各項手續。

    「當時銀行給我開戶口,可以收取捐款,5 月 27 日舉行的民主歌聲獻中華,點解籌得二千幾萬,也是因為有個戶口,那是相當難得,那時每日都做十幾個鐘頭,又要開會。又要上街遊行,又要做文書工作。但我知道這間公司的敏感性,後來有好多文件要簽署,我都一直做秘書。」

    民主歌聲獻中華(圖:支聯會提供)

    在應對打壓之際,與同路人在抗爭路線的分歧和矛盾,亦需要及時的危機處理。六四事件後幾天,香港社會上有人主張擠提中資銀行,甚至購買軍火、發動革命等行動,支聯會開始擔心有難以估計的事情發生。「那幾天,香港政府告訴我,上面派來很多的人,他們住在酒店,全都是單身男人,我們擔心會有衝突。」何俊仁憶述。

    麥海華亦記得那幾天所發生的事情。「我們最初考慮發起全港三罷,罷工、罷巴士、罷課,但前一晚發生旺角騷亂(碧街事變),有政府高層跟華叔說,『危險喎,如果你咁搞法,搞亂檔就入你數喎』,於是我們決定取消三罷,決定釐定一個清晰目標,等大家有個依從,以免運動走歪路。」這個「清晰目標」,就是組織沿用至今的「五大綱領」。

    換言之,歷年引發爭議無數、國安法下更成為建派制炮轟對象的「五大綱領」,最初其實正是支聯會應對組織解散危機的策略。

    確立五大綱領  穩定組織  低調進行內地支援工作 

    支聯會的「五大綱領」(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最早出現的對外記錄,是在 1990 年六四一周年的燭光集會場刊內,跟額外四句口號(悼念六四英魂、民主萬歲、自由萬歲、人民力量萬歲)並列,亦是當年的集會主題,但尚未稱為「綱領」。而在翌年燭光集會的大會宣言內,它則稱為「五大目標」。

    那麼,它是如何成為「綱領」?時隔 32 年,大部份受訪常委對當時的確立過程印象模糊,或說法不一。

    支聯會職員協助《立場》翻查 1989 年至 1991 年常委例會與會員大會的會議記錄,發現當年並沒有就「五大綱領」寫入議程內,反是在 1990 年 1 月,常委趁着新一年開始,在例會上討論組織的未來方向。當時常委進行形勢評估,方針及策略討論,促成「五大目標」或「當前路向」。及至 1990 年 8 月,支聯會舉行新一屆常委選舉,「五大綱領」字眼首次出現在李卓人和麥海華的參選政綱內。

    何俊仁表示,「五大綱領」的構思有一個邏輯,「第一個主題就是『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開槍要負上政治責任同法律責任,跟住『釋放民運人士』,這三個是一體的;接着的『結束一黨專政』、『建立民主中國』,就是長遠的發展,並非是一夜之間要變天,更加沒提過話要用暴力去改變當時的憲制安排。」
     

    2008 年六四燭光集會。(攝:Victorian)
     

    其中今天在國安法下最受爭議的「結束一黨專政」,不少常委均指出處來自「四五行動」在遊行集會所展示的口號。成立於 1976 年的四五行動,最早發起聲援北京學生的一場行動,是於 1989 年 5 月 14 日在天星碼頭舉行「關注中國民運」靜坐集會,當時的北京學生正在天安門絕食,要求與政府對話。當時大會發表聲明,呼籲「中國結束一黨專政,實行真正民主選舉,人民言論、結集社會自由、釋放政治犯」。

    何俊仁指出,「結束一黨專政」是指,中共領導的管治方式是多黨合作制,但出現一個專政的趨勢,支聯會的目標是建議共產黨透過選舉去贏取政權,贏家執政。

    五大綱領以外,支聯會亦已在早期強調「和平、理性、非暴力」。時任會副主席張文光在 1989 年底為除夕集會撰寫的大會宣言初稿時提到,「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手段,促使當權的法西斯集團,在民主和法制的渠道下台」,不過正式場刊中則刪掉此句。蔡耀昌則引述不少常委指,過去的遊行集會,司徒華經常在台上呼籲群眾保持「和平、理性、非暴力」,或遊行中途遇到有人掟水彈,亦要「慎防挑釁」。

    1990 年 1 月常委例會會議記錄(節錄):

    形勢:
    - 東毆民主改革浪潮,打破了共產黨政權迄立不倒的神話,增強組織者的工作信心。
    - 鑑於東歐國家紛紛邁向民主,使中國在國際上更形孤立,導致它的行為更趨保守,更加強對香港的控制。
    - 中英雙方關係仍希望友好相處,更要兼顧九七後利益。
    - 香港民主派力量日漸壯大,部份群眾會因支持支聯會從而支持推動本地民主。
     
    方針及策略:
    - 作為長期支援運動,實行多中心、多元化的策略,舉辦活動,大小兼備,形式多樣化
    - 繼續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則;主張和平演變,而非暴力推翻專制政權。
    - 口號的底線建基於打倒鄭李楊,及主張結束一黨專政
    - 嘗試探討打倒鄭李楊的對策,及有心理準備跨越九七。
    - 本着放眼世界,寄望中國、立足香港的態度,採用細水長流式和急風驟雨式的工作方法,配合形勢而推行活動。

    1990年「六四」一周年集會場刊。內有九句口號,當中有「五大綱領」字句。
     

    「五大綱領」除了是支聯會應對組織解散危機的策略,亦是組織延續群運動的理念方針,講求「長期、細水長流」支援民運;及今天被指「行禮以儀」的活動形式,在當年方針所寫的「大小兼備、多樣化」。

    同一時間,支聯會亦協助流亡民運人士。工作主要由人權及援助部處理,最初負責的常委是朱耀明牧師和楊森。礙於工作上的敏感性和危險性,行動採取低調方式進行。支聯會沒有開宗名義表明參與「黃雀行動」,在每年工作報告內,交代「協助民運人士在港期間尋求合法的政治庇護」。

    何俊仁對當年支援流亡民運人士的工作只作簡單交代,「『黃雀行動』是民主運動的一部份。不過支聯會本身,我們有一點限制,我們沒有網絡,而且本身我們的運動是集中在香港。」蔡耀昌則表示,當年曾有記者向司徒華查詢「黃雀行動」的細節,司徒華卻不作回答,接着記者表示那是很多人關心的事,司徒華便說:「你不只是一個記者,你也是一個人。」接着也再沒回答。

    何俊仁在其自傳《謙卑的奮鬥》一書內,有較多的描述:「民運人士潛入香港後,支聯會提供協助和照顧,特別安排在新界新屋嶺的地方,跟這群要求政治庇護的人士進行徹底仔細的調查,以確定他們的政治難民身份。支聯會四出找安全地方讓他們棲身之餘,更向多個駐港的外國编事館求助,請求他們暫時收留這群民運分子,最後,所有有領事都提供援助。美國領事選擇收留較出名的民運分子,法國領事反倒不計較身份及背景,一律收留。」

    人權及援助部後來成為維權部,關注中國被捕異見和維權人士的狀況,如傘捕者,709大抓捕維權律師;推動廢除「煽動顛覆國家罪」和酷刑等,近年由蔡耀昌、何卓人、何俊仁及鄒幸彤負責。維權部的工作報告,交代遊說聯合國代表關注中國人權狀況、在臉書發佈民運及人權訊息等,至於對內地良心犯的實際支援不作詳述。「我們不多講,他們的安全比較重要。都是人道支援,不方便講。」何俊仁說。

    (圖片來源:支聯會提供)

    九七前後打壓不斷

    1989 之後幾年,支聯會算是在風平浪靜中渡過。直至九七前後,又再翻起了風浪。

    1996 年任中大學生會會長的盧偉明憶述,每年五六月,學生會都會參與支聯會的報章聯署,但那一年討論特別激烈,「好多同學都有擔心。有人會問:追究屠城責任,嗰邊係咪成個成都殺清光啊?呢啲字會唔會用得唔好啊?我簽咗第日會唔會搵唔到工?如果我考公務員會唔會俾人落黑名單?」結果,當年中大學生會否決聯署。

    何俊仁記得,當年被問到支聯會能否過渡到九七,他只覺得,有道義責任要承傳下去,就算有風險都要冒險。

    蔡耀昌也記得,當年支聯會呼籲市民,如果九七之後,支聯會被取締,沒有人去號召六四集會,大家就自行到維園燃點燭光,悼念六四。

    1997 年主權移交前夕,官方亦曾向支聯會作出阻撓。當時,丹麥雕塑家高志活為「六四」八周年製作高約 7 米的「國殤之柱」。初時市政局否決申請,不准「國殤之柱」在 6 月 4 日擺放在维園足球場,後經請願才借出場地,6 月 4 日晚會後,「國殤之柱」送往港大,再遭港大校方及警方阻撓,凌晨約 3 點才成功搬進校園。「那夜凌晨,我收到校方電話,我說(如果)當時的學生不願離開,阻撓只會變成一件好大的政治事件。」何俊仁憶述。

    盧偉明記起司徒華說過:「堅持到底就是勝利」,所以他一直留在支聯會,為八九民運出一分力。

    九七後,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接受傳媒訪問時,公開呼籲港人「協助國家強大,放下六四包袱」,甚至作為候任特首時,已三次約見司徒華,要求停止悼念六四;繼任的曾蔭權亦有同一論調,2009年在立法會接受質詢是否支持平凡六四,他表示「事件發生至今,國家發展驕人,為香港帶來經濟繁榮。」「但我們不唔同意,因為道義上我們要揹起。對一個民族的包袱,我們唔應該放低。」何俊仁說。

    2010 年 5 月底,支聯會在銅鑼灣時代廣場展出民主女神像,其後被警方沒收,坐在地上保衛女神像的多名支聯會常委亦被拘捕。其後女神像獲歸還。同年,社會正值討論政改方案,時任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和時任香港中聯辦副主任李剛,先後勸說何俊仁淡出支聯會,何俊仁接受《立場》訪問時表示,他當時拒絕,認為信念的東西不能改變。

    近年,六四紀念館經常遭遇來歷不明人士騷擾。「那些人走入來,說我們瞞騙群眾,散播錯誤訊息啊;又說(六四)都沒有死過人,死幾多人能否拿出證據來?又有人打電話到消防局,叫人來巡查,說六四館的單位有燒焦的燶味。」麥海華說,六四紀念館網站,更曾經在六四25周年前夕,遭黑客攻擊。今年 6月 1 日,食環署人員到「六四紀念館」調查,指支聯會未領有公眾娛樂場所牌照,涉嫌違反《公眾娛樂場所條例》,即日閉館。

    此外,九七前後,部分支聯會常委或被沒收回鄉證,或被拒入中國境內。例如 1993 年 8 月,蔡耀昌陪同六四工運領袖韓東方返回內地,被沒收回鄉證,事後兩次申請均被拒絕。直至他加入力主溝通的普選聯做副召集人後,2016 年才獲發還回鄉證。1995 年,何俊仁申請續領回鄉證,中旅社不受理其申請,並把原證及申請費退還。李卓人則在 1989 年後沒有再前往中國,但有市民與他同名,進入中國被短暫扣留或被沒收回鄉證;而 2019 年,以往經常往返中港兩地進行協助維權工作的鄒幸彤,亦多次被拒入境。「在落馬洲管制站,突然被欄截,帶去一個細房,隨後便叫你返轉頭,不能過關,好幾次『闖關』不成功。」鄒幸彤說。

    2021 年 5 月,何俊仁和鄒幸彤到石壁採望李卓人,惜無功而還。

    20 常委減至 14   作被捕入獄準備

    九七後,支聯會未有即時成為被取締的對象,可能只是因為暴風雨前夕的時間比想像中漫長。
    去年六四,警方以疫情為由,禁止支聯會舉行六四集會。當晚進入維園的支聯會常委,被控煽惑未經批准集結,多名民主派亦因參與非法集結被控,部分人已被重判。今年警方再次以限聚令為由,禁止支聯會舉行六四遊行和集會。

    上月 13 日,何俊仁在其 10.1 案審訊前夕,與鄒幸彤前往石壁監獄探望李卓人。車上何俊仁說正忙不開交 — 要準備自己入獄,跟進朋友案件,接受訪問。

    還要準備支聯會的六四講座。

    「題目是 30 年中共的管治,好多資料,從 1949 年開始講,土改三反五反、三面紅旗大躍進,說到文化大革命,跟住到四人幫管治,這麼就 30 年,說所帶來的傷害和影響。」何俊仁說。「坦白說,歷史講座,較少人聽,並不敏感,不用驚弓之鳥。」鄒幸彤回應。「因為你不認識中國歷史,你便不懂得中共,繼而不會認識香港。不過,咁我都領嘢(要入獄了),但是,大時代就是這樣,沒辦法。」

    去年年底,支聯會選出新一屆常委,國安法下意味他們要承擔起最大的政治風險。

    經過數月討論、形勢判斷,支聯會眾人決定精簡架構,把常委名額由 20 人縮減至 15 人。盧偉明說,會上曾有人提出減至 3 人、7 人,麥海華指印象中有人提出 11 人,後來因擔心縮減一半令社會輿論憂慮,因而作罷。他續道,之所以減人,一方面因為組織運作上毋需這麼多常委,另一方面是基於風險考量,「支聯會都會係其中一個被攻擊或者被取締嘅對象,我哋係有心理準備。」

    結果,今屆支聯會常委選舉,僅 14 人出選,當中 8 人身負六四案。諮詢會歷時一小時,各團體代表顯得憂心忡忡,提問圍繞應對國安法、擔心常委安危、支聯會未來發展等。

    決定留下來的人,各有不同原因。

    受訪後不久因8.18、10.1 案共被判囚 18 個月的何俊仁說,這是道德責任,而且已經年邁,入獄沒有所謂。「我要親眼同睇住呢個社會點樣改變,亦都有好多同我一齊成長嘅人都唔會離開。30 年來都咁和平,舊年(悼念六四的人)都和平分散在不同地方。你現在要我哋坐監,我唔會覺得坐監羞恥, 困我們入去嘅人先羞恥,全世界都會睇到,離唔離譜?」10.1 案獲緩刑,暫時仍自由,但也要面對六四案審訊的蔡耀昌說,「我哋叫自己做『八九一代』,支聯會要守下去,我是責無旁貸。」

    隨着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被囚,剩下來的副主席鄒幸彤愈走愈前。她覺得香港公民社會底子好一點,人心仍在,不至一瞬間萬馬齊暗,因此更需努力。亦因為本身的人權工作經驗,見過維權人士所經歷的苦難,她早有準備。「劉曉波說過,搞民主運動的人要坐監,就等同農夫要種地,工人要去工廠打工一樣。」同樣要面對六四案審訊的她,已作了入獄的心理準備,並預期日後會在牢獄進進出出之間,繼續支聯會的組織工作。

    另一位在時代中走到前沿的常委盧偉明,自言是個深思熟慮的人。2002 年他曾透過公民抗命反對《公安條例》,被判守行為三個月;這一次他表明,「由細到大,都聽華叔講:『堅持到底就是勝利』,希望自己仲有個位置去幫八九民運去做一啲事。」麥海華唯一寄望趕在 6 月 11 日六四案判刑前,完成六四網上博物館,留一筆歷史記錄。

    反送中後,身兼區議員的梁錦威一度掙扎,是否應留更多時間給本土抗爭,又覺悼念六四的意義比過去更強,「因為佢係一種記憶嘅傳承,所以我最後決定咩都唔變,繼續做常委。」常委趙恩來同樣是區議員,「主權移交後,(支聯會)有另一重意義,係一個自由指標,幾時冚咗,唔俾搞集會,咪係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的倒退。」

    不會自行解散  有難才要團結

    世事跌宕,波瀾不絕。支聯會創會初期被連番「圍攻」,九七前,組織估算會首當其衝被迫害、取締,後來暫時無恙;今年形勢更險峻,兩名核心李卓人和何俊仁相繼入獄,未來六四案再有多名常委可能被定罪判刑。

    6月1日,香港民意研究所公佈在5月中旬就六四事件進行的民調結果,有28%認為「應該解散支聯會」,是有紀錄以來新高。有見近日不少政黨組織先後解散,不少人均關注支聯會會否有此打算?還是預期日後將被取締?

    對此,何俊仁斬釘截鐵地說,「我只能夠講,我們是不會解散支聯會,我亦都不會退出。但它會不會被解散,是一個問題,這並非是我們數能控制得到。因為我們從無見過法律制度變得如此扭曲。我們只能盡量做到組織不會被迫解散,繼續做有意義的事。」

    麥海華則認為,國安法下,政權可能就支聯會的「五大綱領」或「結束一黨專政」口號作出指控,繼而取締組織,因政權從來都懼怕有組織有力量。但他強調組織不會自行解散。「我們多年來能夠堅持落去,是唯一一個組織,大家都信賴,大家都覺得我們有理有節,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行動組織。」他認為支聯會發揮作用就算不大,但存在始終有一定意義,「能夠堅持落去,亦會是一個香港人心不死的指標。」

    他們選擇堅持,但亦有人選擇退下。支聯會在全盛時期有二百八十個屬會,今年數字下降至不足二百,算是輕微「退會潮」。四月,梁耀忠議員辦事處結束,並退出支聯會,起碼至少八個區議員辦事處退出。

    但社民連卻偏偏逆勢而行,選擇加入。「咁多人喺咁大壓力下跳船,我哋應該穩定返架船。」社民連成員曾健成只做了十年常委,隨後退出民主黨和支聯會,但民主台、曾健成個人辦事處一直是支聯會成員。他說,聽聞退會潮後,社民連四月某次行委開周會時,不知誰提出動議加入支聯會,吳文遠、黃浩銘、陳皓桓等人全部一致通過,「有難時才更要團結,現在我們死剩種都係互相支援㗎啦。」

    2021 年 5 月,支聯會常委會議後合照,當時李卓人已在囚,未幾何俊仁亦入獄。

    華叔預言失效?  「真係預計唔到」

    2009 年六四 20 周年。時任支聯會主席司徒華訪問北美,在波士頓哈佛大學的講座中,一位觀眾提問:「甚麼時候,才會平反『六四』?」這個問題,過去記者多番提問,司徒華都沒有回答。

    不過,當天他終於回答:「或會在 13 年後的 2022 年。」

    事後,司徒華在《蘋果日報‧論壇》(2009 年 8 月 12 日)撰寫分析,當時他認為,「平反六四」是中國政治變革的開始,是走向民主的第一步。而這變革,是以由上而下的方式,減低抗爭代價,成功的機會也較大,能保持社會的穩定,再有由下而上的配合。於是,他再推算,到了 2012 年,胡溫都卸任,再沒有像毛澤東或鄧小平那樣的具權威人物,可欽點最高領導層。到時,內部的權力鬥爭必定會激化,出現權力的轉移;再到 2022 年,接替胡溫的最高領導層也要卸任,到時內部權鬥越演越烈,當中,或會有沒有鎮壓「六四」的血漬的一方,利用「平反六四」來打擊對手。

    他的分析,還有兩點。有見當時的維權事件、資訊網絡、宗教活動等,正積聚著民間的公民力量。在 2022 年,這一股力量由下而上,將會配合權力鬥爭的一方,響應政治變革和「平反六四」。然後他數算一下,蘇聯由 1917 年成立到 1990 年解體,結束一黨專政歷時 73 年;那麼,中共在 1949 年奪得政權,到 2022 年剛巧也是 73 年,有着歷史巧合。

    他在文中還補上一句:「我不是算命先生,不能把時間算得那麼準,只是提出一個可能性而已。」

    1990 年 12 月 9 日,支聯會舉行聲援民運領袖王軍濤及王丹的集會活動。

    今年已是 2021 年。司徒華的預言是否失效?

    盧偉明坦言,目前的政治形勢超越了他對香港的想像,何俊仁亦劈頭說道,「呢個世界我都預計唔到。」

    何俊仁說,司徒華是一個言行謹慎,凡事都傾向悲觀去判斷形勢的人,但世事往往難以預料。

    「我記得係九六年、九七年的時候,佢講過,雖然民主派贏咗 31 席,表面可以執政,但大家唔好諗住執政。往後廿年來都無得執政,原來佢係樂觀得滯,仲講執政…」

    「因為我哋將會身處監獄。」

     

    撰文︱蕭曉華

    採訪︱蕭曉華、鄭祉愉

    攝影︱Nasha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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