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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青年政策 — 當權者跟青年的距離

2020/7/13 — 13:55

林鄭月娥

林鄭月娥

【文:籠外人】

回歸後一波又一波的社會運動,令青年人和當權者漸行漸遠,有人話是年輕人激進、反叛,並標籤他們為「廢青」。本文以非意識型態之爭的角度,由當權者的「敵青年」政策分析這個當權者與年輕人之間的矛盾。

1. 後生就是廢、無用、唔識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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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年輕人標籤為敵人,正是敵青年政策的第一步,但問題是稱呼年輕人為敵人總難以說服其他人,結果衍生出「廢青」一詞。根據端傳媒的報導,「廢青」一詞出現於 2014 年 10 月,時值雨傘運動的高潮,社會對立氣氛濃厚。將年輕人污名化,以不同的負面形容詞加諸於年輕人身上,結果得出「後生就是廢、無用、唔識嘢」的結論,並將一切問題簡單地歸因於此結論,同時忽視其他更深層的矛盾,是當權者一個轉移視線的手法,以此逃避自身的責任。雨傘運動時期的「廢青論」,在反送中運動下已演變成「放棄廢青論」,例如林鄭月娥稱年輕人 have no stake in the society,雖然最後因迴響太大而收回,但「放棄廢青論」造成的仇恨卻日益加深,例如雷鼎鳴稱「黑衣人暴力」令青年「燒壞腦」,他們移民離港可令願留港又思想正路的青年有升遷空間。這種敵青年政策,正正是由當權者親自中斷跟年輕人的溝通和理解之路,首先製造對立,然後再 blame the victim,指控年輕人的反叛造成社會對立。如果這種思維會在將來引致文革 2.0,那麼這將是一場當權者對年輕人的批鬥,而非像大陸的文革般,由年輕人批鬥老一輩的「右傾份子」。

2. 當權者固步自封,擁護現狀(statue 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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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權者和「上咗岸」的一代中產,他們今日掌握權力、地位、財富,他們經歷經濟飛躍的七丶八十年代,一步一步爬上更高的社經地位。其實他們都曾經窮過、辛苦過,但他們今日卻毫不體會年輕人面對的挑戰,譬如今日的社會流動性(social mobility)不能跟昔日相比,供樓負擔比率節節上升,廿年以來的大學生畢業工資水平依然是萬幾元,經濟結構單一令年輕人出路狹窄。敢問一句當權者做了什麼去改善這些社會問題呢?他們不是無落實過一些政策,但是這些政策的最大得益者依然是既得利益者。9 年內僅得 80 宿位的青年宿舍,提高可做按揭成數,讓年輕人用「呼吸 plan」去買納米樓,這種房屋政策到底是幫助年輕人置業,還是讓地產商賺到更多錢呢?政府推動創新科技產業發展,要申請政府資助的門檻極高,相關企業要有相當規模才有機會申請成功,結果是相關資助根本只是幫「已上岸」的既得利益者再創業,而非關注於年輕人小本生意創業。當權者的青年政策完全幫不到年輕人,反而是強化現有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維持 statue quo。

3. 無未來的人不會想象到年輕人的未來

當權者有沒有想過自己的未來會是什麼模樣呢?會不會像陳健波的「收成期論」一樣 — 以現有的權位、金錢去保證自己退休後的安穩生活?那麼他們會想像到年輕人的未來是怎樣嗎?人工智能取代部分傳統職位、網上營商的新商業模式、遙距(跨國)工作的職場環境、環保科技的發展等等,在未來的幾十年會為年輕人帶來挑戰和機遇。但你認為一個用八達通坐港鐵都不懂的離地階層,會明白原來 iPhone 已經可以代替實體八達通卡的新技術嗎?因為香港正正是由一班無未來的當權者掌控,他們犧牲擁有未來的年輕人,以此鞏固自己的權勢。當外國政壇出現年輕化,香港廿年以來,指點江山的人依舊是那個白髮蒼蒼的航運巨賈。敢問當權者,你可曾想過以民主、和平的手法,讓年輕人真正選出代表到他們聲音、讓他們見到未來的領袖嗎?

那麼「敵青年」政策會有改變的空間嗎?遺憾地,恐怕沒有改變的可能。根據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的理論,如果當權者繼續擁抱封建、專制的制度,要令他放下權力、真正關心人民的福祉,恐怕是天方夜譚,相比起西方容許人民以選舉推舉不同領袖的民主制度,那一個會是香港年輕人屬意的制度?回望過去一年,讀者們不難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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