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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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28 - 21:01

【新丁區議員抗疫戰.3】沒有後台的素人 張文龍:我們不能販賣假希望

週四(2 月 24 日),青衣長安邨安洋樓大堂。管理員案前貼了一張手寫告示,上面寫著:

「24、25、26 三天,不給張文龍議員,或張文龍的助理進來給街坊派消毒藥水或清潔用品......」

張文龍是青衣長安選區區議員。他於去年區議會選舉中擊敗時任葵青區議會主席羅競成,躋身素人區議員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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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肺炎疫情爆發以來,青衣一直是疫情較嚴峻的地方:安濤樓有一宗確診感染個案、附近的長康邨康美樓又於早前險成「疫廈」。

無黨派、無後台、資源相對匱乏的張文龍,要服務基層人士為主的選區,無疑已一早陷於苦戰,疫情更讓他的地區工作百上加斤。

這是人們四出瘋搶防疫物品的時候,也是資源和政績最直接掛帥的時候。張搜羅到的口罩不多,只能轉戰派發酒精搓手液。當區資源充沛的建制派藉此攻擊他,有街坊打電話罵他,豈料挑戰還不止於此。

週四當晚,他和義工準備到安濤樓派發搓手液,甫步入大堂,便被保安截住。保安看一看手中的文件,似乎收到指令,然後跟張說,「你不能進來。」

從後來發佈於「長安邨業主立案法團」專頁的 Whatsapp 截圖中可見,法團管委會曾就張文龍派發防疫物品的申請進行投票,最後以 5 票贊成、8 票反對駁回申請。事後四名贊成允許張文龍上樓的成員更因無法阻止這種「政治立場凌駕於邨民福祉之做法」,辭職明志。

當時,面對保安的阻撓,張解釋說,他早已就派發活動作通知,亦能出示登記居民的聯絡資料。保安屢屢卻以疫情為由推搪,儘管張此行的目的卻正正是要協助居民防疫。張看不到任何合理的阻止理由,也不能讓居民白等,只好無視阻撓,逕自上樓。

翌日早上,他在 Facebook 撰文,名為《三個月:一個新科議員的自白》,字字句句透露著疲憊。被法團針對的事情只是導火線,似乎背後還有很多不為人知的辛酸。

「我們議員,很多人印象仍是活神仙……很多人卻不甚了解,議員種種『活神仙』的表象,是靠如履薄冰地換回來,尤其是我們無後台的單頭議員……」

2 月 25 日晚上,張文龍於長安邨為居民送上早前代之預購的酒精搓手液。

2 月 25 日晚上,張文龍於長安邨為居民送上早前代之預購的酒精搓手液。

居民以為區議員重權在握

「我最大感受是,區議員本身係一個冇乜權力嘅職位。」張文龍從前當區議員助理時,已有此感悟。

真正當上區議員以後,這種感覺有增無減。尤其是當居民時常誤解區議員是「地方官」的時候。張說,他們以為區議員「喺呢一區係大晒」,一呼百應,要乜有乜。

「有街坊覺得,區議員寫封信,間公屋就會快啲到。」張說,「其實區議員沒有這樣的權力。我要好清楚話佢知,政府的制度是怎樣怎樣,你要快,必須要畀到理由。然後我再將理由轉述給社工,這樣你才可能有恩恤安置。我要解釋得非常清楚,讓他們知道社會上有這樣的制度。」

他認為,這是由於以前的議員開了壞先例。

「以前啲議員好鐘意充大頭。他們很多時會去刻意塑造一個形象 — 自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的形象。這令很多居民覺得,到區議員那裡(求助)就會有辦法。」

連辦不到的都會答應?「對。所以令街坊在兩三屆(區議員)後累積了很多處理不到的個案。(街坊)覺得你唔掂,你廢,再找另一個。」形成惡性循環。

張把心一橫,決不會再縱容這種風氣。「我們其實是要好誠實地跟居民講,我們沒有什麼樣的能力,但我們會用私人的能力去幫他們做事......我是一個開誠佈公、讓他們知道實際上發生什麼事的人,而不是賣假希望。」

然而某些居民對區議員重權在握的印象積重難返,在疫情的催化中,更令張吃過不少苦頭。

「總有人覺得我沒有派過口罩就等於『唔做嘢』。他們不知道,(我私下有)和政府部門周旋,例如是(跟進)流感診所,(讓他們)安排一個真正遠離民居的位置,做好防疫措施……有單位出事的時候,他們會埋怨我,說我怎麼會不知道是哪個單位。但其實(他們)應該埋怨的是政府不公布(該單位的資料)。好多時,政府做錯決定的時候,他們會覺得我是政府的一部分。」

不過區議員對安定民心始終起著重要作用。把困境如盤托出,是不是最好的應對方法?在這種人心惶惶的時候,上述那種「活神仙」的強人形象,某種程度上不是必要的嗎?

「某程度上是需要的。但不是好似以前咁,不理是什麼問題,總之交畀我就一定掂。」

他是一個對居民有要求的區議員。「會希望他們明白我們作為議員有什麼難處。」

所以不同意區議員和街坊是「湊仔」關係?「我反而覺得(區議員)是一個橋樑,讓他們明白一些社會制度的運行方式。」

沒有後台的抗疫

現實裡,新手不一定都在新手村出發。作為資源緊絀的「單頭議員」,張能對龐大的基層人口作出的協助,難免有點杯水車薪。

「因為我不像別人大黨例如說有律師團隊,一 call 就知道事發生什麼事情,又沒有那麼多資源去派發那麼多嘢。而基層很多時都很現實,要解決他們的燃眉之急,他們才會聽得落其他事情。」

近日上門送到居民手上的酒精搓手液,也由張先自行墊支一萬多元購得。「吓,乜要錢㗎!」某居民在張向他收費時驚呼。

資金有限,張只能向居民收取成本價。收回來的錢,又用來墊支購買未來將陸續運抵的二、三千個口罩。至於張文龍現在手上的一千多個口罩,則由居民捐贈所得,之後只會派給最有需要的人。

「你嚟緊洗唔洗覆診啊?」張柔聲向一名年長的居民詢問道。「如果你三月要覆診呢,可以用張覆診紙來登記,拎個口罩……」資源有限下,張的其中一個解決方法,就是把自己定位為一種調度資源的角色。

面對困難重重的防疫工作,張亟需居民的理解。然而,在這種時勢中,理解也許是一種餘裕。

有些本來支持張的居民亦因擔心疫情,而對他心生質疑。

「最近,他們好鐘意問我點解冇辦事處,覺得是我懶得去租。但其實,我沒有那麼多資金去租一個私人單位,所以就要等房屋署(安排租賃)。但係房屋署在行政上需時……始終他們見慣區議員的模式不一樣。見到你有擺街站、有在辦事處做嘢,才是做嘢。」

但實情是,很多東西 out of sight 就會 out of mind。從政雖然不是做 show,但為了讓居民安心,應怎樣彌補「存在感」?

「盡量希望把他們納入我的電子平台。」老人怎麼辦?「其實現在就算八十多歲老人家也在用手機,就算不會用 Facebook 也會用 Whatsapp。我就會用 Whatsapp 傳些圖給他們。唯有辛苦一點,每次遇到他們就主動幫他們加入我的聯絡方式。」

會不會考慮多擺街站?「這就很兩難。我不想讓街坊們覺得現在還是應該不停外出。但的而且確,如果少見我是會擔心。所以可能取一個平衡的密度。」

除了自身的表現難以符合居民期望,政府的不作為更是雪上加霜。

「政府高層絕對是想玩死我們這些區議員。另外,他們和下層的沒太多溝通或是信任機制。很多統籌的溝通的非常亂、非常差,就算有比較底層的官員想幫我們,也因為溝通問題幫不到我們什麼。」

留意到其他區面對同樣困境的民主派區議員,他無奈道,「大家都一樣慘,一樣捱緊。」他苦笑說,「呢排腸胃非常差,我一緊張腸胃就很差。」休息呢?「絕對不夠。近來每天真正睡的時間只有兩個鐘。」

現實裡的張和《一個新科議員的自白》裡那種氣勢凌人的形象不同,語速很慢,聲線有點讓人意外的軟糯。不知道是疲憊還是本性。

派發物資時,張高高瘦瘦的身影在昏暗的走廊燈光下緩緩移動,很多居民一眼便認出他來,當中不少劈頭就問:「咦,佢哋今日畀你上嚟喇?」

日前張被拒上樓的事,貌似已傳遍整個長安邨。消息流通之快,全靠一個叫做「長安後浪監察組」的 facebook 群組。

記者到訪那晚,有街坊曾在群組號召有空的居民「幫手接應文龍」。發貨結束後,也有一群街坊在樓底等待他,噓寒問暖,送上兩盒原子筆。

對於這位不太幸運的新科議員,一位邨民在「長安後浪」上這樣寫道:

「張文龍這個人,平日真的很不討好。他選上區議員時,大家都不由擔心,以他有點『倒米』的性格,面對街坊會不會出事?

經過昨晚事件(被阻上樓一事),我自己都有點反思,或許我們這條邨,就是需要有一個坦白耿直得有點過份的區議員,來叫醒大家。其實要走多一步,努力更多的,不只是張文龍團隊,還有我們一班街坊。」

縱然苦戰,在長安邨,張文龍仍然有一群非常關心他的居民,作他最強大的後盾。

張也說,「長安這裡的居民之間的連結很厲害,看『長安後浪』就知道。全條邨(的關係)都很緊密,因為以前的法團很貪腐,他們在幾年前因為推翻了那個法團而團結了很多……」

長安邨法團問題非朝夕

原來長安邨的法團風波早已不斷。張文龍派防疫物資被法團阻撓,只是其中一個明顯的枝節。

去屆的長安邨業主立案法團在 2017 年因貪腐問題遭居民群起推翻,現任法團和「長安後浪」的群組皆由之而來。現任法團的成員中,有建制派、前葵青區議會主席羅競成的親信,亦有當年由街坊推舉的人。

記者向街坊 Terence 查問現任法團的過去表現,發現除了近日阻上樓事件,該法團還作出過不少令人費解的行為。

「其實法團霸權的做法一直存在。」Terence 說,「之前有個街坊指他們用法團的錢買蛋糕,又有錄音流出證明事件屬實。然後該名街坊便收到律師信,被指誹謗。後來,他們(法團)在大廈的每一層都張貼海報,指相關說法是誣陷,居民都覺得很不解。」

除此以外,現任法團在向居民提供法團文件的時候,會要求居民簽訂保密協議。Terence 就援引相關法律,指這種做法其實不當。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法團在收取合理的複印費後,應向任何符合條例要求的人(如租客代表、業主、已登記承按人)提供相應的法團文件(如常務會議紀錄、財務報表)之副本,沒有簽訂保密協議的要求。

至於最近的派發事件,Terence 則指法團雙重標準,「文龍上樓前一星期,羅競成才在安海樓派過物資,也沒有被阻止。(我)無從判斷他們的準則。」

然而,法團和區議員的合作,對社區工作的成效仍然是至關重要。對於和法團建立良好溝通關係的信心,張稱只有「一半」。

「因為偏見還是非常嚴重。我唯有做好我自己,讓他們慢慢知道,儘管立場不一樣,我都會盡量溝通。希望他們會明白。」

但自辯始終難敵人言。另一邊廂,以張的防疫工作不周為由,作出攻擊的建制派亦非常多。

「經常有一些『耳語隊』會突然在老人家耳邊說,『佢(張文龍)冇嘢派啊、佢收埋收埋啊,佢點會對老人家好啊』。說完以後甚至會鼓勵他們打電話不斷騷擾我。然後會突然之間,收到很多電話,罵我『收埋啲嘢唔畀老人家』,是『賤人』、『衰格』。通常都是一些不願意透露住哪裡的街坊。」

張又指,在防疫工作中,政府會明顯地偏幫建制派。

康美樓爆發多宗確診感染個案後,建制派政黨便向居民派發防疫包。但令張感到意外的,是連民政專員也會一同進行派發。

「基本上平時民政專員會保持政治中立。(但當時)竟然連民政專員都會親自落場做宣傳.……我不知道是巧合還是怎樣,雖然那一件事很嚴重,但其實(民政專員落場派發物資)都比較少有。」

翻查近日區內的防疫物品派發活動,確實可見葵青民政專員鄭健曾與民建聯議員陳恆鑌、建制派的葵青工商業聯會董事等人一同派發酒精搓手液及漂白水。

「政府(早前)跟我們說沒有(防疫物品)存貨,但在康美樓又有貨派。(後來查問下)他們說是溝通問題,又說以前不知道有這些存貨。我就會想,是不是因為我們是民主派,(所以我們問的時候)就不細心地檢查(存貨)。」

除了建制政黨的攻擊、政府資源的分派問題,區內不少社區組織,尤其是以老人為服務對象的,皆屬建制團體,令張難以找到可以因應疫情合作的非政府組織。

張在這場抗疫戰中,可說是腹背受敵。

疫情中仍寄望民主

有議員也有民眾相信,處理好民生,就能為民主鋪路。

「在我的選區可能比較多人這樣想。」但張心目中的理想次序,由始至終都是那一個:「冇民主就冇民生。」

沒有民主怎樣影響民主派的防疫工作?「沒有民主,就令所有行政措施進行得非常緩慢。例如,我們早在一月已經通過撥款要做防疫措施,但是當中因為政府不合作,不讓我們開會,秘書處又不幫忙處理文件,就錯失了黃金機會,無法在物資價格飆升前處理這些款項。所以我們就要花很多額外的金錢去做一些本來可以做更多的嘢。」

張又追溯到區議員的權力來源。「區議員原本就不是真真正正、完完全全民主的一個角色,雖然一人一票,但是政府委任的,如果政府有權用盡不委任你的話,都可以的。」

因此,民主派在去年區議會選舉大獲全勝,對張來說亦不算是進步。

「尤其是區議員是寄生於民政事務處的一個諮詢架構,根本沒有實際權力,我們想做什麼都要透過民政事務處去幫我們去做。只要他一聲『不肯幫』,其實我們等於沒有任何功用。」

這種看法會否延續了人們對民主派「政治凌駕民生」的批評?張則說,要令人知道其實民主派一直處於被動。

「以前的民主派可能予人感覺是主動搞事,但我會盡量令居民明白其實我們其實很被動。我們其實不想動什麼,只不過是政府崩壞到這個地步,我們如果不想方法去處理、繼續跟他那一套的話,到了最後大家只會什麼都沒有。」

那麼,下一步該怎樣走?張面露疲態,說,「祈求香港人真是會反抗。因為整個政府可以說是崩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