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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騷亂案】梁天琦等 3 人上訴全遭駁回 上訴庭:原審法官量刑非過重 個人理念不是求情理由

2020/4/29 — 21:47

2019年10月9日,梁天琦、黃家駒由囚車押送高等法院應訊。

2019年10月9日,梁天琦、黃家駒由囚車押送高等法院應訊。

2016 年旺角騷亂案,本土民主前線前發言人梁天琦經審訊後被裁定一項暴動罪成,連同承認襲警罪,被判囚 6 年,同案盧建民及黃家駒則就暴動罪分別判囚 7 年及 3 年半。三人分別就定罪及刑期上訴,今日全遭上訴庭駁回。上訴庭指當日於砵蘭街發生暴動規模大、時間長、犯案者眾多、對警員無故使用嚴重暴力、及後亞皆老街的暴動亦涉嚴重暴力,故原審法官採納的量刑起點並非明顯過重。另外,犯案者的個人理念並非求情理由,並指即使梁天琦本意是保護本土文化,亦不屬減刑理由。

案件由高院首席法官潘兆初、上訴庭法官朱芬齡及彭偉昌處理,高院首席法官潘兆初今於庭上宣讀判詞撮要時強調,暴動對法治構成即時、極其嚴重及惡劣影響,而法治其中一個不可或缺元素是市民必須守法,法律亦必須確保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寧受到保障,不受暴力衝擊,否則法治將受損。他又指,犯案者的個人理念並非求情理由,並指即使梁天琦本意是保護本土文化,亦不屬減刑理由。

上訴庭指暴動對法治構成即時、極嚴重及惡劣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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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庭認為,正如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結,於暴動案中,犯案者個人理念並非求情理由。就梁天琦遭定罪的暴動罪,涉及亞皆老街暴動,是極嚴重的暴動罪,且非單一事件,為較早前在砵蘭街暴動的延續。而梁天琦由從砵蘭街暴動開始便在場,目睹事件如何發展。上訴庭認為既然梁天琦於亞皆老街參與暴動並向警員施襲,便不能辯稱警員出現和之後衝突是在他預計之外,相反,合理推論必然是他當時應能作出相關預計。雖然梁遭裁定罪成的暴動罪只涉及亞皆老街,但他於砵蘭街開始直至被捕時一直在場,屬於他干犯控罪事實背景( factual context ),原審法官應加以考慮。

保護本土文化不構成減刑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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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庭的判詞又指,即使梁天琦本意是保護本土文化,亦不能成為暴動及襲警的減刑理由。雖然原審法官應考慮控罪所涉暴動整體情況和暴力程度,但梁被捕後發生的事情並非一定不可考慮;至於發生於快富街縱火,並非控方就梁所犯暴動罪的檢控基礎,原審法官不應將其納入量刑考慮,但以亞皆老街的暴動情況,包括集結群眾於沒有對峙下,無故從後襲擊沒有防暴裝備警員,及使用暴力的嚴重程度,上訴法庭認為原審法官以 6 年作為量刑起點並非明顯過重,故駁回梁天琦的刑期上訴。

而黃家駒所犯的暴動罪於梁天琦相同,6 年量刑起點亦適合,且原審法官已充分考慮黃的所有求情因素,包括他較早時已被捕及認罪,並給予合適的刑期扣減。上訴庭認為受他人或不當思想影響而犯案,並非進一步減刑理由,駁回其刑期上訴。

至於盧建民的暴動罪與發生於砵蘭街暴動相關,上訴法庭認為暴動規模大、時間長、犯案者人數多,具一定程度預謀。案發地點在旺角鬧市,加上年初一,人流更多,必然對公共秩序和市民大眾人身安全及財物,構成很大危險和威脅。暴動者以警員為施襲目標,恃人多勢眾,對警員無故施襲,使用暴力也極嚴重。上訴庭認為原審法官就此引用了適當判刑原則,以7年為量刑起點並非明顯過重,拒絕其刑期上訴。

援引 67 年案例 指即使只作條例非法行為亦足以入罪

盧同時就定罪提上訴,指《公安條例》第 19( 1 )條下,暴動罪其中一項構成元素是非法集結,而原審法官沒有就「共同目的」元素正確引導陪審團,認為若集結人士的共同目的只是作出《公安條例》第 18(1)條的訂明行為,而沒有另外一個共同目的,便不構成非法集結,而原審法官錯誤理解相關法律。

但上訴庭援引一宗 1967 年的案例 Tse Chung v R [ 1967 ],指當時被告只是嘲諷警察及向警察掟石,本身不構成暴動或非法集結。但審理此案的法官當時認為,「如果有證據顯示集結的人對警方甚或實際上對公眾作出暴力行為,即使欠缺證據證明集結的人有直接意圖去達致一個非法目的,也不論他們有否共同目的或其目的為何,亦已經足以證明該集結是非法的。」

上訴庭指出,普通法所要求的共同目的仍然是第 18 ( 1 ) 條非法集結罪的罪行元素,而普通法下,共同目的可以是合法的目的,亦可以是不合法的目的,甚至純粹只是破壞公眾安寧,沒有其他目的;所以,即使犯案者只有作出訂明行為的共同目的,亦足以符合第 18 ( 1 ) 條共同目的之要求。至於在事實方面,甚麼才構成第 18 ( 1 ) 條的共同目的,則必須按案件的實際案情而定。上訴庭認為,就共同目的這點,原審法官已詳細及正確地引導陪審團,沒有法律上的錯誤,故駁回定罪上訴。

案件編號:CACC16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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