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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還是哈維爾?(安心,還是拒安心?)

2021/2/17 — 16:05

公屋電梯大堂的「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通告及到訪二維碼(資料圖片)

公屋電梯大堂的「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通告及到訪二維碼(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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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運動以來,捷克異見者兼劇作家哈維爾(Václav Havel)寫於一九七八年的《無權力者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便成了不少人獲取力量的「神書」。在哀傷絕望時,讀讀它會有鼓舞作用,因為哈維爾在蘇共暴政面前長期保持積極正面,他叫捷克人要「活得磊落真誠」(living in truth),在最細微日常的事情上按自己的真誠意願行事,而非跟大隊做暴政下的順民。

四十多年前寫成的文字,至今仍透著凛凛浩氣。當然背後還附有一個大彩蛋:捷克人後來終於大獲全勝(踢走蘇共佔領者),哈維爾更由異見者變總統(八九年當上捷克斯洛伐克總統,之後再當十年捷克總統),美滿的結局,增強了此書撫平焦慮的作用。

但哈維爾式的「磊落真誠」,並不易為。

《無權力者的力量》舉過一個常被引用的例子:一名磊落真誠的蔬果店經理。哈維爾寫道,這經理某天突然決定要活得磊落,做回自己,於是他停止在店裡櫥窗展示「全世界工人團結起來!」的標語紙牌 — 其實他向來就不信這鬼話!然後,他開始在黨委會議裡講真話、拒絕參與假選舉投票、開腔支持被政權打壓的人……哈維爾認為,行為可能微不足道,卻能產生蝴蝶效應,譬如拒絕從眾在櫥窗展示共產黨指定標語,等於拒絕成為「製造順服聽話氛圍」的共犯。磊落者於是由一條小縫開始戳破政權謊言。當更多人仿效這種磊落,縫就會越裂越大。

香港不是捷克,但歷史總似曾相識。我們(暫時)不用在櫥窗展示愛黨標語,卻開始有其他展示「忠誠」的 requirement。

假如哈維爾還活著,相信他會同意我的香港版「磊落真誠」例子:磊落的食客到食肆吃飯,但拒絕下載「安心出行」應用程式,因他拒絕成為「全民監控常態化」的共犯。

瀕死食肆要求食客嘟 app 或登記資料是無可奈何,但食客卻是自由的(至少暫時仍可選擇不下載 app,只向食店登記資料)。既然對「安心」不安心,既然對政權以「上館子權」作要脅深深不忿,就應磊落地拒絕下載。因為每一個下載,等同於對政策的多一次「背書」。(政府周日聲稱「最新下載量超過七十萬」,即有十分一人次下載了程式。)

假若全體有良知港人都選擇「活得磊落」,拒絕下載,「安心」app 根本不可能普及。問題是,「活得磊落」有其「成本」。除非不外出用膳,否則磊落吃飯就要奉上個人資料,一旦不幸被列為「密切接觸者」,食客的「不合作運動」就可能被紀錄在案。

我不知道那七十萬人有多少良知港人,但估計怕惹麻煩和怕留紀錄而勉為其難下載程式(或用太空卡加新手機下載程式)的人不在少數。

這種輕易的退讓,不是好兆頭。我們很多人都曾由衷相信「活得磊落真誠」的抗爭哲學,甚至視哈維爾那位經理為榜樣,但考驗來到時,我們沒一點扎掙就退縮,甚至採取了跟「哈維爾立場」相反的「昆德拉立場」。

我們會否投降得太快?

2/

什麼是「昆德拉立場」?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和哈維爾是同代人。昆德拉當時是體制內的作家,也是一名被開除過的共產黨員。六八年「布拉格之春」(蘇軍入侵前的政治開明日子)期間,他和其他文化人一樣,曾在官方報刊撰文表達對體制的不滿。哈維爾則是體制外的人,也是一個不成功的詩人和很成功的劇作家。他的意見大膽得多,譬如他主張「權力要有合法競爭」。

昆德拉看不起哈維爾的激進抗爭方式,蘇軍入侵後曾和他進行激烈筆戰。他在其中一篇文章這樣嘲笑哈維爾:

「所謂『行動』,在哈維爾心目中就是『要冒風險』。其目標並非「成功」,因此他對行動的後果和時機毫不在乎;換句話,他對「策略」毫不在乎。這樣的『行動』只可能有兩個目的:1. 揭露這世界無可挽救的不義;2. 展示作者本人的高尚情操。」

當時哈維爾還未寫出《無權力者的力量》,但已是知名抗爭派。厭惡喊口號舉拳頭的昆德拉,認為哈維爾的所謂「行動」只是道德的 show off,是討光環,是風頭主義。相對於哈維爾的著重「磊落」,昆德拉更著重「後果」:假若時機不配合,假若抗爭會令情況變糟,就不應和政權「硬碰」。(很像年長黃絲跟年輕人說「保留實力,唔好送頭」?)一九八二年他寫《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時,便借小說男 一 Tomas 之口表達過這種「講究實效」的抗爭心態。

故事發生在一九六八前後。這一年八月,蘇聯一夜間佔領布拉格,扣押了捷共領導人。新扶植的政權其後全力整肅不聽話的知識分子,把他們投進監獄。小說男主角 Tomas 本是外科醫生,因不甘政治壓迫(上司要求他收回一篇批評某些共產黨員的文章)轉行當抹窗工人。某天,抗爭派人士來接觸他,想請他在「要求政府特赦政治犯」的聯署信上簽名。Tomas卻感到疑惑:

「特赦政治犯?單靠被政權拋棄了的人(即本身也是未來政治犯)提出訴求,就能獲得特赦?這樣的聯署請願信,只會適得其反:就算當局本來有意放人,看見請願信也會改變主意!」(Amnesty to prisoners? Would amnesty be granted because people jettisoned by the regime requested it of the president? The only thing such a petition would accomplish would be to keep political prisoners from being amnestied if there happened to be a plan afoot to do so!)

Tomas 的意思,是「策略」應比「磊落」重要。如果某種抗爭方式只會激怒政權,令所想取爭的東西更難到手,甚至令更多人陷進危險,那就最好不要輕舉妄動。

然而在高壓時代(無論是七十年代捷克還是今日香港),世上真有什麼抗爭方式不會激怒暴政?假若有,恐怕已談不上是抗爭。假若無,就變成什麼也沒法幹,美其名曰「等待時機」。「保存實力就是最好的抗爭」固然有點道理,但若連丁點險也不願冒,便只能長期陷在「等待」的泥沼裡,看著事態變壞,完全動彈不得。哪個是較好選擇?

哈維爾所描述的經理,確要冒風險行事,因為不擺放標語可能會被篤灰被約談甚至被下崗。相比起來,不安裝「安心出行」app 所冒的風險,真是微小得很。假若連這樣小的險我們也不願冒,往後再說喜歡哈維爾《無權力者的力量》就變得惺惺作態了罷……

如果你已下載了「安心出行」又同時贊同哈維爾抗爭哲學,或許是時候三思。昆德拉還是哈維爾?

順帶一提,哈維爾和昆德拉文藝造詣都極高,且都能貫徹他們的「抗爭哲學」。

蘇聯佔領捷克後,哈維爾的劇作不能公演,但他沒像某些同行般寫「悔過書」以換取體面工作。他選擇躲在鄉郊,以積蓄度日,到真的沒錢了,就去當啤酒廠工人。七七年他發起《七七憲章》聯署,翌年寫下《無權力者的力量》,七九年五月被當局拘捕,判監四年半,蘇聯倒台後當上捷克總統,二零一一年逝世。他磊落地活,冒了極大的險。

蘇聯佔領捷克後,昆德拉仍抱樂觀心態,講過「nobody is being locked up for his opinions yet」。但六九年胡薩克上台開展「正常化」運動,溫和聲音如昆德拉也遭打壓,作品被禁止出版。他遂於七五年流亡法國,四年後被剝奪捷克籍。此後他長居法國,以法文寫作,至今仍是諾貝爾文學奬熱門人選。他有策略地活,不冒多餘的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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