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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一國兩制的新平衡 — 特區政府與屈婦、光頭警的合流

2020/1/31 — 13:24

中國病毒襲港,「一國兩制」的結構成問題盡顯。特區政府嘆慢版,拒不封關,在全城喪屌、不分黨派要求之下,仍然消極應對,釀成信心危機,港人哄搶口罩和各種物資。「一國兩制」的香港擁有外交和軍事權之外的權力,只是「理論的權力」,現時我們正親身經歷這種權力結構的真相:七百多萬人的性命半天吊。

中國自己也封關,香港還是偽封關,靠入境人自己「申報」,瞞報基本沒有罰則,還叫香港醫療界不要罷工,杯水車薪地接收中國病人,也就是叫醫療界送死。

現在已經不是政制問題,而是集體性命問題。在中國統治下,香港民主固然沒有出路;由中國統治,港人性命也沒有保障可言。特區政府出力做甚麼?他們全力道德勒索醫療界,也綁架全香港,令香港成為中國病毒的「逃犯天堂」。以香港為家的人都不會認同繼續中門大開,令所有人「性命送中」,但一小撮高官似乎仍在被動等待命令,或者主動獻媚不敢傷害中國感情,於是只能與一些「滯港中國人」兼政治上的亡命之徒合流。例如屈婦或光頭警長,他們幫特區政府說不方便說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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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空戰是專業勒索,地戰是屈婦或者光頭警長的「激語」:他們妖魔化醫療界想罷工是「逃兵」,其實就是百般阻止香港自保,妄想增加良心成本,分擔中國在這個問題的罪責,轉移一切問題根源是中國病毒泄漏、或者全國食野味,再加上隱瞞疫情。我們還未向中國問責,誰敢追究我們做逃兵?逃甚麼兵?不封關的情況下中國人湧進來,這就不是我們的仗。政府深宮失責,前線送死,如果這是一場仗,這就是一場不義之戰,送頭之戰,我們沒義務打不義之戰,不送頭不是逃兵;香港人要打仗,但戰場是本地,因為我們的資源規模只應付香港境內,這是人人都了解的道理。

現在屈婦和光頭警長,只是司徒華的極端版,而司徒華是他們的「愛國者究極體」。司徒華在六四之後仍然堅持「香港要回歸」,心跡是:「過去百多年來,我們好像很『僥倖』與中華民族的苦難脫離,但亦有點自咎。所以不論前景如何,我還是支持收回主權」,屈婦之流其實應該直白地要求負有「民族原罪」的香港人,必須自我犧牲幫中國打這場仗,這樣起碼會沒那麼強詞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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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輸的負罪感、虛構的原罪,一向是香港事大戀中主義的核心構成。然而時移世易,這套已經不容易推廣。粉嶺藍絲落場參與堵路燒樓,阻止屋村變成隔離所,並且「成功爭取」、上海人不願與武漢人一起乘飛機、屁民驚覺自己平時沉醉於大國夢但個人權利原來是個屁,都是災難中的覺醒時刻。大國虛無,所以打手只能只能用香港遺留的專業主義和溫情民性來剝削,圖你們乖乖做國家的 condom。

到這個時刻,其實是「一國兩制」異變的最後階段,政府草菅本地人民,侍境外的另一個政權,而且與本地菁英完全進入敵對狀態。例如本地資本家田氏也支持封關,政府不肯;醫生、護士、港鐵員工都要罷工,政府不跪;高級醫療學者,都說要封關,政府不肯。政府擁有的支持,是三萬個主要由低學歷人士組成的警隊,以及屈婦光頭警之類的外圍打手。而這些打手也是完全殖民化的,也就是他們的圈子、資訊和意識形態,已經完全脫離香港。

警隊高層受黨校洗禮,低級警平時就去深圳食海底撈、出帖用微博、(聲稱)置業去大灣區,文化上利益上完全脫港入中的。他們是完全不以香港安身立命的「內地國際人」。「國際公民」雖然略嫌虛浮,但還是會在關鍵時候以共同價值與母城呼應;「內地國際人」是懸浮狀態不止,並且跟香港處於絕對價值對立。這比起八旗軍鎮壓漢人還要差,鎮壓異族是天理,但現在這些是漢八旗,是歸化殖民者鎮壓同胞的「前自己人」。

這種人其實是香港的叛國者,是主動出賣族群利益,跟市面藍絲貪小便宜吃一下蛇齋餅粽、被動接收利益不一樣。相反「藍絲廢老」雖然愛國,但身體離不開香港,不相信民主自由、心向中國也好,也是有機的共同體一員,政權要草菅香港人命,他作為一員也會有反應;但離開了香港有機組織、完全依賴境外勢力的人,看見香港淪陷,可能還會像林鄭記者會一樣冷笑,因為國難財很好發,有問題就要有人掩飾,他們就有機會和經費。而「一國兩制」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是不會突然「修復」的,只有不斷滑落。由董建華到曾蔭權,是一個本地國際中國三者達到平衡,而平衡逐漸崩潰的過程,之後是國際撤出、本地政商菁英相繼被逐出,最後甩皮甩骨的無機親中者上位。

不管林鄭政權的命運如何,之後收拾殘局的政權也必然是由更敵視香港共同體的人上台,「港奸」成份越高,越是北京需要和信得過的人。在「一國兩制」的晚期,幾乎沒有起死回生的可能,可怕的東西只會越演越烈。就像中國病毒橫行的災難可能令人醒腦提神,進入冷酷的真理時刻;香港人需要思考和準備「一國兩制」的替代方案,懶惰和虛怯的代價,是我們會在這個制度中,被「更加屈婦」和「更加光頭警」的人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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