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監獄實驗記.3】高科技監控羈留者成國際趨勢 港府終考第一?

先閱讀「智慧監獄實驗記」專題第一篇第二篇文章。

九月,被還押的鄒幸彤在庭上自辯,稱自行陳詞需時準備,法官一問「你喺監獄有冇得上網㗎」,便引起滿庭笑聲 —

即使在懲教署推出的「第一代智能監獄」,在大潭峽懲教所內,羈留者也不能上網,只能打電話。

香港智慧監獄用作羈留用途,藏着兩個重大的問題:推行智慧監獄的進度表中,到底有否考慮囚犯的權益?國際上,入境羈留為何漸漸使用高科技,尋求庇護者為何身在試驗第一線,而國際公民社會為何滯後?

《立場》採訪三名專注入境羈留及人權事務的國際專家,他們均稱「智慧監獄」用作入境關押是聞所未聞,屬於千方百計損害尋求庇護者人權、迫令遣返的一環 — 在這方面,香港考了第一,緊貼國際上刑事化羈留者的大趨勢:歐盟出資在希臘建高度監控的難民營,今年落成,在第一線的國際人權律師參觀後形容「像監獄」;以歡迎難民聞名的加拿大同樣有「影子監獄」,在監獄羈留尋求庇護者;在美國「替代羈留」盛行,被電子腳鐐等電子監控的移民及尋求庇護者達十萬人……

距離智能監獄全面落實有多遠?

香港是何時有計劃推出智慧監獄的?現時進度又如何?

據政府資料,懲教署早在 2013 年開展「資訊系統策略研究」,2016 年耗資三億元發展「綜合懲教及更生管理系統」,由 電訊盈科(PCCW)中標建造中央數據及業務應用平台,建立一系列網絡及連接設施、提升安全性,預計會於 2023 年啟用,為智慧監獄長遠落實鋪路。

據懲教署署長胡英明早前受訪時指,2017 年因懲教署人員流失率高,提出「智慧監獄」想法,其後智慧監獄方案組在 2019 年 7 月成立。胡英明親自領導科技創新小組,與機電署、建築署及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合作,過去三年間測試逾 40 個項目,包括「巡邏機械人」等等。

此外,「智慧監獄」部份系統,亦由前年開始,在機電工程署的網站上招收科技公司配對方案,例如紀錄在囚人士位置的「移動路徑及健康監察系統 」,提供實時監控、控制鏡頭動作、人工智能由影像辨識情緒及行為、與職員即時對話功能的夜間巡邏機械人等。

翻查前年報導,大潭峽懲教所使用的智慧手環和視頻監控系統總共耗資 350 萬港元,這筆費用由機電工程署支付,機械臂由本地的科技公司開發,成本約一百萬,去年署方則開發具圖像分析功能的「無人機自動巡邏監察系統」。

機械人監察系統(圖片來源:懲教署年報)

綜合資料,2019 年,懲教署率先在多個地點推出試驗計劃,首先,科技統籌整體撥款計劃投放七百萬,研發智能機械人監察系統,在荔枝角收押所實行;另外,東頭懲教所及大欖女懲教所則推出「在囚人士自助服務系統」,認購小賣物品;在羅湖懲教所試驗「在囚人士綜合通訊系統」,其醫院內安裝「維生指標監察系統」,以智慧手帶實時監察在囚人士的心跳及位置,在特定通道內亦安裝「移動及位置監察系統」,在囚者偏離原訂路線則即時發出警報。措施現正逐步試行,多年來探望在囚人士的甘浩望神父指出,十一月初羅湖懲教所部份囚犯由工作間前往探訪室時,亦需短暫配載智慧手帶,毋須職員帶領。

至於壁屋監獄四個囚倉則率先安裝「影像分析及監察系統」,監察在囚人士集體打鬥、自殺及違反紀律行為,其後懲教署為多間院所更新閉路電視系統時,亦加入此功能。

光是安裝以上項目,已耗費逾三千萬,光在大潭峽懲教所安裝三個系統,便耗費 1337 萬,而五月大潭峽懲教所的開幕儀式上,懲教署署長亦展示了即將引入使用的智能機械人監察系統,以及研發中的巡邏機械狗。

綜合資料,《立場》統計,連大潭峽懲教所在內,現時一共有七間懲教院所正試行智慧監獄項目。

在懲教署全面在 27 間監獄推出「智慧設施」前,羈留者仍然身在試驗場第一線。

加拿大「影子監獄」囚羈留者  研究員:逼難民「自願」離開

不幸地,除香港政府,全球還有不少國家將羈留者關押在監獄,包括英國、加拿大 — 即使看似歡迎難民也好,也有照不見陽光的角落。

根據國際特赦組織加拿大分會及人權觀察六月出版的報告,九十個受訪的前羈留者、親友及專家等,指出加拿大監獄設施內另設一翼專門收押羈留者,被稱為影子監獄(shadow prison)。尤其患有精神問題的尋求庇護者,當局更傾向將他們羈留在獄中,施以單獨囚禁,而非讓他們待在入境羈留中心。

2019 至 2020 年度,加拿大一共有近九千人遭受入境羈留。

難民研究中心(Centre for Refugee Studies)研究員 Stephanie Silverman(受訪者提供)

加拿大約克大學下的難民研究中心(Centre for Refugee Studies)研究員兼牛津大學博士 Stephanie Silverman 專注研究國際羈留系統,即將就「影子監獄」現象推出一本書。她指出,羈留者在獄中被單獨囚禁,通常是行政性質的分隔(administrative segregation),不會通知律師,亦沒有時間上限,而監獄的職員未受訓練,不懂處理說另一種語言、因被遣返致精神狀態不穩並自殘的羈留者,便往往將其單獨囚禁 — 她舉例,數年前有媒體揭發有一名印弟安原住民 Adam Capay 遭單獨囚禁長達四年半,導致語言能力退化,加拿大公民自由協會將事件提上法庭,嘗試挑戰並取締單獨囚禁。

她指這屬「削弱(attrition)」的策略 — 即是令環境條件變差,直至難民自願離開,放棄尋求庇護的人權。「即使羈留屬非法(unlawful),亦很難分清楚過錯在於入境處或懲教署。」Silverman 又稱,萬一出現問題,當局亦傾向將責任推諉至監控鏡頭或者監獄看守身上。

她舉例,2013 年曾有一名墨西哥女人 Lucia Vega Jimenez 因面臨遣返,選擇在羈留中心的淋浴間自殺,而死因庭竟建議在浴室中安裝 CCTV。「即使有 CCTV 錄影,亦需要有人實時監控。」她形容建議「令人作嘔(disgusting)」,當局應探究事主恐懼的原因,而職員所受的訓練亦更加重要。

歐盟出資建首個高度監控難民營   難民:入去會癲

經歐盟破天荒資助,希臘政府將在愛琴海島嶼建造五個全新的難民營,稱為「多功能收容及識別中心(MPRICS)」,內部會安裝一個名為「Centaur」的系統,具動態分析運算能力的鏡頭,監視羈留者的行為、移動及出入。現時,希臘境內有四萬多名尋求庇護者。

羈留中加重監控成份,成國際趨勢。

經歐盟破天荒資助,希臘政府將在愛琴海島嶼建造五個全新的難民營,9 月 18 日,首個於薩摩斯島(Samos island)上的難民營已開幕 (AP Photo/Michael Svarnias)

9 月 18 日,首個於薩摩斯島(Samos island)上的難民營已開幕,耗資四千五百萬歐元(約四億港幣)建造,能容納三千人。營內一共設有 240 個小屋供其中三分一人居住,其餘人住在大禮堂, — 計劃標榜「安全」,以及改變難民的生活環境。

加拿大 Refugee Law Lab 副總監兼人權律師 Petra Molnar 在當地進行研究工作,難民營開幕後獲邀參觀,形容場面相當「震撼(visceral)」,因該處設計如「監獄」,入口的旋轉門不僅有指紋識別系統,圍滿多重帶刺的鐵絲網、監視鏡頭、大門安有電磁鎖,並安裝了 X 光掃描器。

9 月 18 日,首個於薩摩斯島(Samos island)上的難民營已開幕,入口的旋轉門不僅有指紋識別系統,圍滿多重帶刺的鐵絲網、監視鏡頭、大門安有電磁鎖,並安裝了 X 光掃描器。加拿大 Refugee Law Lab 副總監兼人權律師 Petra Molnar 參觀後形容該處設計如「監獄」。 (Photo by Nicolas Economou/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長約三小時的參觀過程中,她不被准許與營內的難民談話,只能嘗試計算監視器的數量。在室外,高高的燈柱安裝了擴音器和 CCTV,監察籃球場、遊樂場;在室內,監視器散佈在貨櫃改造的住屋、廚房、共享空間以及走廊上 — 但她看不到走廊另一端共用的廁所及浴室是否設有監視器。鏡頭中的景象,將透過動態監控系統,實時傳送到位於雅典的希臘移民局(Greek Migration Ministry)。

第一批轉移至此難民達 450 人,前一夜,Molnar 與一位母親透過 Google 翻譯談話,對方憂心忡忡地說:「我哋入去會癲(If we go there, we will go crazy)。」

根據歐洲媒體報導,在內的尋求庇護者可以在早上八時至晚上八時離開 — 除了聲請被拒者之外,再入內時,必須被搜身。

Molnar 進一步指出,該批難民被逼遠離昔日生活圈,包括孩子上課的地方、處理案件的律師樓、咖啡店等,被遷移至距離最近的城市 Vathy 達十公里的營地,巴士班次疏落,違反宵禁亦有懲罰。

她形容,這種做法屬「地域隔離(geographic segregation)」,又稱新營地像一所露天監獄,「在新營地或可有更符合標準的庇護(adequate shelter),可以用 Wi-Fi,但付出了什麼代價?」

希臘移民部部長 Notis Mitarachi 稱,新的難民營是一個「封閉式而且控制出入的中心(closed, controlled access centre)」,既現代化又安全,並會給予尋求國際庇護的難民專嚴。

不過,事實上,一共有 45 個非牟利及公民組織,發聲批評新難民營的設計,希望歐盟及當地政府不要限制難民在營內的活動。據半島電視台報導,為抗議監控,許多原先在營內服務的 NGO 拒絕在內服務,包括向難民兒童提供教育機會的 Still I Rise。無國界醫生亦選擇在營地外才設立診所,甚至罕有公開發稿,形容新營地「像監獄(prison-like)」,指薩摩斯島上的病人為此擔驚受怕,當中大部份患有抑鬱病及創傷後遺症,六成有自殺傾向,抨擊監控系統會勾起病患的創傷經歷。

Molnar 嘆現存資料太少,有難民仍可透過電話溝通,曾對外指出水管浸水、食物不足等情況,她亦收到難民所發訊息,說「覺得受困,唔知發生咩事」、「太似坐監,唔想喺度,想離開希臘,返去邊度都好」。

2021 年 9 月 18 日,薩摩斯島(Samos island)上的難民營開幕。有示宴者舉牌抗議。 (Photo by Ayman Oghanna/Getty Images)

入薩摩斯島營地,外來者需事先向希臘政府申請入內探訪,當地亦無獨立第三者監控羈留機制。「官方政策稱要保護營地內難民的私隱 — 是將私隱武器化的做法,阻止他人探訪及監察裡面發生的事。」她以其他營地為例,在科斯島(Kos )難民營,羈留者可以保留電話,不過必須拆除鏡頭,同令外界更難監察,而在 Lesvos 難民營,連難民代表律師都需要事先向官方申請才可入內,還不一定成功。

她希望在十一月申請入內,但短促地笑了一聲,說寫了文章批評營地做法,「唔知佢哋准唔准。」即使此路不通,她仍望再循公開資料要求,向當地政府、提供科技的公司,索要新營地內 CCTV 或監控的用途 — 但估計需時。

歐盟「智慧邊界」損人權  難民自覺變「無生命的肉」

政策監管追不上高科技,Molnar 指國際間公民社會只能追在後頭跑,往往直到與入境高科技應用的政策出爐、先導計劃落實後,才再追問:「私隱呢?歧視呢?人權呢?」

難民營開幕前,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 Michelle Bachelet 曾公開呼籲,各國暫緩(moratorium)使用屬於各侵害人權的高風險科技,例如以人工智能分析人的動作及表情,並鑑別情緒,並應用於警察拘捕、審訊之上。

聯合國種族主義問題特別報告員兼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UCLA)法律系教授 Tendayi Achiume 去年出版一份有關科技使用加深種族歧視的報告,警告「智慧邊界(smart border)」趨勢,尤其加劇生物監控,令移居(displaced)人群的權利受侵害,例如要求難民尋求庇護時進行瞳孔識別,或西非將推出疫苗護照「Covi-Pass」,就令難民的遷徒自由受限。報告中稱,當有權力的大國,選擇在危脆的人口身上實驗入境科技,「收集數據絕對不是非關政治的做法」。

一個警員於接近希臘土耳其邊境的村莊 Nea Vyssa 工作。當地使用一套高科技監控網絡,提早偵測及辨別移民的身分,並用裝置阻止他們越過邊界。 (AP Photo/Giannis Papanikos)

同樣有份草擬報告的 Petra Molnar 說,聯合國報告可以向各國政府做示範,但由歐盟法案的無約束力(non-binding)動議,落地至本地法例,理想與現實卻往往存在巨大落差,「難以實行(non-enforceable)」。

她解釋,長久以來,在邊界之間的難民均特別脆弱,公共行政上,各政府部門在公民身上推行措施,需要經過多重問責程序,在入境事務及移民(migrants)群體往往缺乏監督,形容維護其權利的機制「特別模糊、酌情處理,又軟弱」,而在歐盟國家以高科技篩選入境難民,以及監控水陸邊界,亦越見頻仍。

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Molnar 與一群難民坐下討論其尋求庇護的經歷,如何被高科技的應用影響。其中一名三十多歲的難民,已四年沒見到太太,一邊轉着婚戒,一邊形容自己被迫放棄的個人資料,每次被被掃瞄的指紋同虹膜,令他自覺像「一塊無生命的肉」— 這句話令她印象深刻,其後出版有關智慧邊界的研究報告

早在 2017 年難民湧入後,德國已推出先導計劃,以自動決策系統(automated decision making system)作審核難民的決策,包括人面辨識,或語音辨認(voice recognition)系統,以不同的地域口音、或面部特質分析難民的來源國及地區,核對文件資料,判別真偽。

Molnar 稱,這種做法引起數據保護及歧視的考慮,由於人工智能系統設置數據基準時,會受人的偏見影響,人面識別已多次惹起種族歧視(racist)爭議,而隨時間及環境影響「人的口音會改變」,語音辨認國籍並不可行。

她進一步指,國與國之間,執法及入境單位數據庫互通有無,對邊境移居的人群加劇控制及刑事化。上月初德媒 《明鏡》經連月跨國追查揭發,在克羅地亞及波斯尼亞兩國邊界,克國追捕犯罪分子的特殊「影子部隊」蒙起面,暴力驅趕難民回到波國。Petra 稱這種「推離邊界(pushback)」的做法,無疑把難民當成罪犯,違反國際法,違反《難民公約》。

加拿大 Refugee Law Lab 副總監兼人權律師 Petra Molnar (受訪者提供)

與此同時,一整個圍繞人工智能與監控的產業已誕生。

越來越多跨國公司收集、儲存及分開數據,但缺乏監察,她形容往往在「第一國發展技術、第二國改變應用用途,販賣技術至第三國」,令規管或模糊或困難。Molnar 指,雖然歐盟名義上有嚴格的《一般資料保護規範》(GDPR),規管任何握有歐盟成員的商業組織、供應商、非營利組織及政府機構,或者令配載式監控科技難以應用,不過在羈留及審核程序上,一來,難民不是歐盟國民,二來,因需向該國尋求庇護,難以行使其權利,「無能力拒絕」,等於人為刀俎,我為魚肉。「行政羈留的問題就是,你可以留在此國,是因為進行中的行政程序,因此該國家就擁有好多權力,可以用嚟對付你。」

智慧監獄用於羈留  專家稱香港諷刺地「領先全球」

一得悉香港大潭峽懲教所的情況,Molnar 便覺與薩摩斯島上難民營相似,將湧入的入境者刑事化(criminalise),並在入境政策上應用更多高科技,均是國際上的潮流 — 不論是國際拘留聯盟(International Detention Coalition, IDC)總幹事 Carolina Gottardo 、難民研究學者 Stephanie Silverman 還是加拿大人權律師 Petra Molnar 均稱,香港政府將智慧監獄應用在羈留者身上,是諷刺地堪稱「領先全球」,令人憂慮。

Silverman 更稱,外國配戴智能手帶,多是用於社區內的羈押,形容監獄內仍要配戴手帶是「瘋狂(crazy)」的做法。

身為國際人權律師,Molnar 稱行政羈留及刑事關押明明是兩件不同的事,受不同法律限制,卻往往被混為一談(conflating the two)。她覺得荒謬,羈留者明明沒有犯罪,「有時刑事法律制度下的人,可以享有更廣更多的權利,例如律師辯護權、上網或者用電話 — 而入境羈留者係冇。」

她指,不論在邊境還是羈留應用新科技,均構成一個「高科技圓形監獄」,千方百計將難民逼回去受折磨的國家,而當局似乎忘記了一點 —

「『免遣返』原則就係難民相關法例的基石。」

Silvermann 認為給予尋求庇護者免費的法律代表,是唯一正確的路,因為如果尋求庇護者獲得公平的法律程序,會更易接受遣返的決定 — 香港亦明顯使用此做法。不過,按入境處數字,遣返聲請拒絕率達 99%,而由 2014 年至 2020 年,在酷刑聲請上訴階段有法律代表的聲請人,僅百分之八。

替代羈留坐「電子監」 數據保護無王管  國際拘留聯盟:急需研究

國際拘留聯盟(IDC)是由四百個全球關注羈留情況的組織組成,提倡以其他方式替代羈留。

總幹事 Carolina Gottardo 說:「解決之道是『替代羈留(Alternatives to detention)』的方式,而不是尋找另一種羈留方式。」她指出,入境命令下被行政羈留的人,被當成刑事法例下拘留下的罪犯,完全是「不成比例(disproportionate)」的做法。

國際拘留聯盟(IDC)總幹事 Carolina Gottardo (圖片來源:JRS)

「政府有權控制出入境(immigration),卻不應施加懲罰或限制,最好是有個案主任跟進及支援他們,令他們保持社區參與(engaged),但不失去自由。」她指出,使用即時的社區個案支援,相對懲罰性質的做法,更人性化,亦可更省成本。

按《入境條例》,香港只有擔保代替羈留此一選項,免遣返聲請者並需要定期到入境處報到。

何謂「替代羈留(Alternatives to detention)」?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ICE)自 2004 年起,已推行被稱為電子監禁(e-carceration)的電子腳鐐選項。根據一份美國研究報告,至今年五月,美國的「替代羈留」 (Intensive Supervision Appearance Program, ISAP)計劃包括近十萬人,除了突擊家訪,三成人用配備語音識別(voice printing)的電話報到,三成透過電子腳鐐進行 GPS 監視,而三成五在手機安裝人面識別的應「SmartLINK」,顯示出大規模監控替代羈留的趨勢。羈留者平均被監視長達 837 天 — 前年美國當局曾破天荒利用 GPS 監視裝置的數據,大規模拘捕七百人,引起私隱權爭議,飽受外界批評。同時,監控成本亦相當高,當局今年度花在羈留的預算高達 28 億美元。

危地馬拉移民小童在美國佛羅里達州家門外觸摸母親的電子腳鐐。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ICE)自 2004 年起,已推行被稱為電子監禁(e-carceration)的電子腳鐐選項。 (AP Photo/Brynn Anderson)

Silvermann 指已有研究指出電子腳鐐效果欠佳,配載者不僅因長期配載腳鐐出現傷口,而污名化所帶來的效果,亦影響其精神健康、人際交往、工作等情況。電池沒電時,他們甚至要在公眾場所趕忙充電。

「私隱權對羈留者身心健康非常關鍵。」Gottardo 指出,IDC 的成員中曾報告,有個案因入境羈留遭受嚴重的抑鬱症及創傷後遺症,而缺乏私隱亦會構成精神負面影響。她指香港大潭峽懲教所在廁所安裝監控鏡頭,情況可怕(scary),而國際上仍未存在監察高科技監控的機制,形容現象「急需研究(understudied)」。

今年六月,聯合國移民網絡組織了一次網絡閉門會議,參與者包括學者、公民社會組織代表、來自 37 個國家及歐盟的官員、聯合國代表等等,IDC 亦有出席,討論社區為主、支援性質、針對個案管理工作,如何合乎道德(ethical)地使用新的「替代羈留」應用科技,會後報告總結十個重要條件:

《立場》曾查詢大潭峽懲教所有否保障羈留者知情及私隱權,通知羈留者 CCTV 錄影用途及智能手帶收集的資訊用途,保安局回覆中則未有提及。

人權與監控之間   智慧監獄兩個極端

近兩年,智慧監獄在各國如雨後春筍推行,難道必然意味着更多監控?

2018 年十月,芬蘭開展「智慧監獄計劃」,是世上第一個推行智慧監獄的國家。不過「開放式監獄」一概念,早在 1930 年代在當地萌芽。服刑期間囚犯可以每日通勤上班,保住原本工作,因剝奪自由本身已為懲罰。

芬蘭首個智能監獄「Hämeenlinna」,同樣開放式概念,囚犯可上網。(圖片來源:Hämeenlinna prison, Criminal Sanctions Agency, Finland)

今年三月,當地首個智能監獄「Hämeenlinna」啟用,每個囚室均安裝一部有獨立系統的手提電腦,讓囚犯發訊息、提交要求、與職員視像會面、聯絡獄中醫生、親友、NGO、政府服務以及更生中心。囚犯可用它來上網,但限制瀏覽「白名單」上的網站,也可用電腦來線上學習以及購物,甚至上大學提供人工智能的課程。不過,監獄職員仍會監控囚犯的線上活動,以及與外部聯絡的視像通話。

根據該國智能監獄項目的負責人 Pia Puolakka 撰文,早於七十年代,外國已有研究指囚犯越多接觸親友,重犯率越低。因此即使外界憂慮囚犯與別人交流會減少,監獄仍會保證他們有足夠、具意義的交流活動。

芬蘭智慧監獄中,每位囚犯均配備個人電腦,雖然被監控,但可與親友聯絡。(圖片來源:Hämeenlinna prison, Criminal Sanctions Agency, Finland)

與香港較接近的則有另一例子,台灣第一所智慧監獄 — 嘉義看守所在去年末啟用,准許囚犯與親友遠端視訊、購物,健康手環除了實視監看生理指標,也可與醫生遠端覆診。

然而,在人權與監控之間,存在另一個極端。據《南早》前年報導,中國同樣於唯一司法部直屬的燕城監獄,推出人面辨識及感應監控系統,同時可監視二百名囚犯,一有任何異常行為,即會發警號,受訪官員亦稱連來回踱步或被視為可疑行為,因這顯示焦慮或興奮情緒。

至於新加坡,三年前提出「無守衛監獄(Prisons Without Guards)」概念,似乎嘗試從中取得平衡,除了以視像監控系統「Avatar」監控獄中異常行為如打鬥,同樣向囚犯提供平板電腦,加載電子書、新聞、學習程式等,亦允許電子收發信件,使用智慧手帶檢查工作出席率、發放薪金及使用購物系統。

外國智能監獄准上網打電話 蔡耀昌:點解我哋做唔到?

「懲」與「教」中,港版智慧監獄似乎更重前者,多談監控,少談更生。

社區組織協會幹事蔡耀昌處理囚權個案多年,認為智慧監獄不應純粹由管理角度考慮,反而應協助在囚人士對外聯繫,例如上網及打電話,「你可以話你驚安全紀律問題,外國咁多經驗,人哋做到點解我哋做唔到呢? 」

蔡耀昌形容懲教署做法「因循」,十多年前社協已提出讓在囚人士上網的建議,而署方亦有作研究,但當時考慮包括「走上網去研究點樣製造炸彈,咪大鑊」,不過現時若推出網站白名單,配以監控,理應可以確保安全。

論囚犯上網,比利時行得最前。該國早在 2014 年已推出「Prison Cloud」上網系統,每個囚犯均獲發 USB、帳戶及密碼,可瀏覽指定網站,雖然不准上 Facebook,但可上求職網、租看電影(包括 AV)、遊戲、書籍及音樂,也可打電話,與職員溝通以及閱讀法律文件。據 BBC 報導,Beveren 監獄負責人指此一措施可有助更生,避免囚犯脫節,回歸社會,「社會改變,監獄都要改變」。

「在囚人士綜合智能通訊系統」讓在囚人士獲得院所管方批准後,以自助形式致電海外和本地的指定親友,蔡耀昌指,現時僅外籍囚犯於香港無親人探訪的情況下,可獲通話機會。(圖片來源:懲教署年報)

據報導,去年懲教署推出試驗計劃,向約 40 名在赤柱監獄服刑超過 12 年的囚犯發放平板電腦,裝有約 700 本電子書、遊戲及更生相關的錄像資料,署方未來希望擴大計劃,讓囚犯收發電郵。

「我哋想學習,懲教想更生,改變我哋。我哋冇得睇學習資源,可以點樣學習?」外籍女囚犯 Thandiwe(化名)身處的監獄未有推行上述計劃,她受善心人資助兩萬多元才可就讀進修課程,近月需前往更生事務組電腦室,才可觀看長兩小時的錄影教材,每周觀看半小時,一共四次,其中兩次卻因校方延誤送帶、保安等理由取消,即使向福利官申請,亦無法補看。每天工作後,她均挑燈夜讀,然而缺乏購買教科書的渠道,得悉如果持有平板電腦,可以下載片段,時常翻看,甚至下載課本,「一樣都係學生,會容易好多」,遂感到「不公平(unfair)」。

據懲教署網頁,現時親友視象探訪需預先申請,並僅限不便前往的人士,僅赤柱監獄全面推出視像親友探訪服務試行計劃,但仍需前往荔枝角收押所連網。

「如果本地囚犯都咁,咁我哋呢?」Thandiwe 多年未親眼看見萬里之外的女兒,一直只能聽見對方的聲音,因為外籍囚犯沒有親人在港,才可獲准致電親友,冀望智能監獄能顧及對外接觸的需要。

目前「在囚人士綜合智能通訊系統」僅在大潭峽懲教所,供羈留人士使用。蔡耀昌一直倡議容許囚犯打電話,認為香港應仿效外國做法,例如英國監獄在公眾地方設有電話亭,只要預先登記親友名單及電話,便可致電親友,過程中亦有監獄職員監聽及錄音,而美國監獄亦容許囚犯使用外判研發的 Jpay 系統付費收發電郵,亦逐步讓囚犯購買不連網的平板電腦。

社協幹事蔡耀昌曾親身前往大潭峽懲教所探訪羈留者。

監獄欠獨立監察  邵家臻:冇自由都應有私隱

蔡耀昌嘆,即使社協慣常一年一度與懲教署會唔,但署方仍未有獨立機制承認 NGO,「冇咩地位,入去探都係當朋友」,懲教署亦缺乏吸納外界意見的機制,變相多由管理、紀律方面推行智能監獄,亦未有考慮在囚人士意見,考慮在維護保安或減少人手之餘,減低對囚犯私隱的侵害。

蔡耀昌指出,香港九十年代立人權法時,不像外國設立具法定權力,同時是執行機制的人權委員會,由個案處理、研究到改善制度,獨立監察獄中狀況。現時懲教署投訴調查組屬於署方部門,投訴委員會及上訴委員會分別由懲教署政務秘書、副署長出任主席。據懲教署 2020 年年報,887 宗投訴、求助及查詢個案中,僅 7 宗證明屬實,而過去二十年每年投訴證明屬實個案,亦全部低於 10 宗。他指,由於缺乏第三方監察,令囚權個案往往只能循司法途徑申訴。

「坦白講,九七後特區政府對人權非常之唔重視,而家由於紀律部隊以至警權嘅膨脹,都會令到整個政府重視所謂紀律、治安、安全遠遠多過人權。」

訪問之時,「石牆花」仍未解散。囚犯家屬仍可前來領取物資,邵家臻感慨,懲教署與人權組織之間不但「冇對話」,更「好似平行時空咁」,彼此不能看見。

「囚權有囚權嘅起起伏伏,智慧監獄有智慧監獄嘅一帆風順。」他嘆道:「(獄中)係唔存在自由,你講嘅少少自由都應該唔存在,但係冇自由都應該有私隱。」

「揸莊嘅係佢(懲教署),揸權、揸資源、揸政策嘅係佢,我哋只能夠話畀人聽,而家個不足喺邊度,但係好可惜,以而家政治氣氛嚟講,佢會視所有意見為挑戰。」想了想,他修改用字 — 「為對懲教嘅攻擊。」

邵家臻,攝於「石牆花」仍存在之時。

記者|鄭祉愉

攝影|PW

 

— 專題完 —

相關文章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