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人語

立場人語

2020/9/28 - 17:00

【暴政之課.1】專訪哈維爾傳記作者 共產捷克給香港人的啟示:活得磊落,就是對抗極權

圖片素材來源:LUBOMIR KOTEK/AFP via Getty Images

圖片素材來源:LUBOMIR KOTEK/AFP via Getty Images

此為立場專題《暴政之課》第一篇,請先讀專題前言:當暴政成為事實 歷史給香港人的教訓

近月香港不少人談論的,是捷克首位民選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他本是位詩人、劇作家。其中他最為人熟知的著作《無權者的權力》(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寫於上世紀蘇聯時期的捷克斯洛伐克。在有人形容香港已踏入白色恐怖時期的今天,不少人在讀哈維爾,希望從中獲得啟示及參考。曾翻譯此書的文化學者羅永生近月接受報章訪問,也說迷茫時要讀哈維爾,學習在極權下面對自己 [1]

1936 年生於布拉格上流富裕家庭,哈維爾童年時經歷納粹佔領,青少年時則正值共產政權管治,因階級出身無法進入高等教育院校,半工讀完成夜校。他多年來一直公開批評政府侵犯言論自由及人權,是著名「七七憲章」發起人之一,曾被捷共以「顛覆共和國」罪名判囚 4 年半。1989 年東歐政局劇變,捷克斯洛伐克爆發「天鵝絨革命」,共產黨政權在群眾和平示威下倒台,出獄僅 42 天的哈維爾成為共和國總統。邁向民主之路的過程不流一滴血,至今被奉為佳話。

廣告

1989 年 12 月 10 日,捷克反對派領袖、劇作家哈維爾在布拉格向示威者揮手。他不久獲選成為捷克斯洛伐克首任總統 (LUBOMIR KOTEK/AFP via Getty Images)

1989 年 12 月 10 日,捷克反對派領袖、劇作家哈維爾在布拉格向示威者揮手。他不久獲選成為捷克斯洛伐克首任總統 (LUBOMIR KOTEK/AFP via Getty Images)

Michael Zantovsky 是哈維爾在憲章運動中的戰友,哈維爾執政後擔任他的新聞秘書,並曾擔任捷克參議員、駐海外大使等職位。2011 年哈維爾去世後,Zantovsky 撰寫他的傳記《Havel:A Life》,被翻譯成十幾種語言在全球暢銷,目前是哈維爾圖書館的總監。

身處布拉格的 Zantovsky 早前透過視像通話接受《立場新聞》訪問,他主動提到捷克過去一年亦有關注香港情況,並支持香港人民主訴求。雖然香港與捷克兩場民主運動相隔三十年,兩地歷史、社會脈絡均大相徑庭,兩地經驗難以直接類比,但 Zantovsky 引述哈維爾指出,人權、自由等都基本普世價值,人的視域(horizon)理應要超越自身的日常生活,關心他人及世界。他於訪問開首著記者放心,在爭取民主的議題上,捷克人與香港人民站在同一陣線。

但香港時代革命與捷克天鵝絨革命,至少在兩個層面上無法相提並論。Zantovsky 說,第一當然是對手不同,全球政治格局也今非昔比;第二現今世界資訊流通,全世界都把香港情況看在眼內,起碼就這一點而言,Zantovsky 認為香港的情況或比當年捷克斯洛伐克來得好一點。

捷克前總統哈維爾的戰友 Michael Zantovsky 透過視像通話接受《立場新聞》訪問,他現時身在布拉格。

捷克前總統哈維爾的戰友 Michael Zantovsky 透過視像通話接受《立場新聞》訪問,他現時身在布拉格。

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上世紀 40 年代掌權,1968 年改革派上台,當時的捷共第一書記亞歷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主張實行「帶有人情面孔的社會主義」,推動國內經濟及政治民主化改革,亦即史稱「布拉格之春」。但改革運動觸動了莫斯科神經,憂慮民主改革會輻射出去影響其他華沙條約國家,毅然決定在同年 8 月軍事介入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走上街頭抵抗,死傷枕藉。改革被鎮壓後,捷共政府被逼簽署《莫斯科協定書》,接納華沙盟約軍以「保衛社會主義」為由繼續軍事佔領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隨即進入長達 20 年的黑暗時期,秘密警察橫行,異見分子遭逼害。

不過對比起例如揮軍直入布拉格等血腥手段,極權 — 或哈維爾所指的後極權社會,最主要並有效的宰制方式,是讓人民自動服膺於政權意識形態。

1969 年,時任副總理古斯塔夫·胡薩克(Gustáv Husák)接替被迫辭職的杜布切克職位,在國內推動「正常化」計劃,撤銷改革時期的新法案,整頓傳媒、司法機關中改革派力量,重新擴大警察權力,將異見分子關押在教育或勞改營,並透過秘密警察竊聽電話、檢查信件等手段,監視等手段控制公民日常生活。哈維爾在 1975 年《給捷共總書記胡薩克的公開信》中,如此描述當時社會「正常化」的面貌:人們如常上班、逛街購物,他們也投票支持政府,支持政府所作的任何事。社會恢復「正常」,因為人們恐懼,促使他們互相監察及自我監察,變得犬儒和冷漠。

哈維爾最為人所熟知的作品《無權者的權力》[2],寫作背景正是這段歷史,他形容的布拉格之春後的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人們變得自私起來,到處都籠罩着恐懼。人們被迫對生活採取陽奉陰違的態度,表面上順從,內心裡卻什麼也不相信。」哈維爾在書中提及一個賣菜大叔的故事,他會在商店櫥窗掛起「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起來!」的標語,但他這樣做,不是因為真的在乎工人階級有無團結起來,而是為免自招麻煩,順從政權的意識形態。這看似無傷大雅的行為,已同時鞏固了謊言,成為謊言的一部分。

1968 年 8 月,華沙條約盟軍佔領布拉格(圖片來源:Wikipedia)

1968 年 8 月,華沙條約盟軍佔領布拉格(圖片來源:Wikipedia)

生活磊落作為反抗

哈維爾提出,反抗的第一步,是每個人都要 living in truth,直接翻譯是「活在真相之中」,羅永生譯作「活得磊落真誠」。

Zantovsky 解說,哈維爾圍繞「磊落真誠」的思想有三個重點,第一,哈維爾觀察到在後極權社會中,人民只是口頭上(by lip-service)順從官方意識形態,社會表面上團結,實際上人人生活在謊言之中,且從自己的身份異化開來,哈維爾認為,只有當人拒絕假裝順從,踐行自己所信之事,方是結束異化及自我矇騙的第一步。

第二,Zantovsky 指,哈維爾相信如果有足夠人數拒絕政權的謊言,不接受政權的遊戲規則,甚至講出自己真正信念,力量匯聚起來有巨大潛力,會為社會帶來轉變,亦即所謂無權者的權力。

第三,哈維爾深信每個人都要對權力作出某程度的回應,每個人對社會均有一定程度責任。哈維爾在《無權者的權力》中就如此闡釋:

...後極權制度就靠著將每個人都拉進其權力結構內,使每個人都成為一個相互構成總體中的器具,而這總體已成社會的自驅總體。

事實上,下至賣菜大叔,上至總理大人都參與其事,亦同受其奴役。不同級別的人只不過以不同程度參與:賣菜大叔的參與程度低,因而掌權較少,總理大人具有更大權力,自然泥足深陷。兩者同樣是不自由的,只不過方式不同已。真正的始作俑者不是某個人,而是制度。在權力階梯上,在不同位置的人有不同程度的責任和罪咎,但沒有人要負全部責任,也沒有人可以將責任完全推諉。...

Zantovsky 所著之哈維爾傳記

Zantovsky 所著之哈維爾傳記

發生的事總有價值

正如 Zantovsky 也開宗明義指出,香港和捷克的社會脈絡不盡相同,自去年社會運動爆發後香港社會高度政治化,最高峰時曾有 200 萬人上街參與遊行示威,即使街頭抗爭減弱,香港也沒有出現簇擁政權的假象,建制派在區議會選舉中大敗,民意調查顯示政府民望仍然長期於低位徘徊,似乎個人層面的覺醒仍未足以動搖政權一分一毫。如果政府完全不在乎謊言有無被識破,哈維爾的「磊落真誠」,對今日的香港有何意義?

Zantovksy 說,他完全理解為何港人在中共治下會感到絕望,尤其看到過中國公民社會承受的壓迫,像是受《七七憲章》啟發而成的《零八憲章》,發起人劉曉波陷獄含冤而死,「中國裡面發生的(壓迫),是很龐大、極具系統性,是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未見過的,」

不過 Zantovsky 強調,即使是至 1989 捷共倒台前幾個月,他們當時還不知道民主化在望,人民始終要確信,我們無法預知政權、或世界局勢何時會變化,何時會出現破局的可能性,「有時你就是要告訴自己,你可以堅持下去,無論要堅持多久。」

哈維爾的磊落真誠,其實核心說的是如何面對自己。Zantovsky 指,哈維爾一直強調一種信念,是所謂抱有希望,並非因為肯定是事情會有好結果,而是不論結局如何,發生的事情總有其價值(hope is not a certainty that something will turn our well, but a belief that something has a meaning, regardless of how it turns out.)

「如果你相信這種說法,它會給你一種距離感,並令你更有耐性,為結果去等待。」

《七七憲章》的35個發言人

《七七憲章》的35個發言人

捷克《七七憲章》最初只有 242 人簽名,至 1987 年底簽名人數亦不過一千人,反而招致多名發起人被捕陷獄,看似無功而還。哈維爾一年寫成《無權者的權力》,就曾形容如果用開放政治系統的傳統眼光來看,它可以說「在政治上是完全無望的」,但對一個後極權社會而言,七七憲章可能有著重燃公民自覺和信心的影響。哈維爾十年後再撰《論七七憲章的意義》[3] 一文,再回應有人對憲章作用提出質疑時承認,如果從實用政治角度看來,憲章的作用的確有限,但他認為憲章當初的宗旨,更傾向是在道德方面尋找出路。

從短期產生的效果來看,上書之舉似乎鞏固了執政者的法權,然而從歷史發展的觀點,以及永恆的原則性來看,上書之舉強調了公民意識。在社會歷史的發展中,政權更替,法律秩序變換,甚至社會制度也會發生變化,然而有一條原則是永恆不變,並永遠具有現實意義,那就是:公民應該承擔他們對整體命運的責任,並以此指導自己的行為。...... 無論遇到什麼困難(當然要根據未定的環境),都要弘揚真理;將真理與權利結合起來;要求當權者尊重真理,從而或多或少地為公開的民主討論開闢一席之地;建立、鞏固公民參政的制度,提醒公民維護自己參政的權利。

憲章的任務不是評價執政者,而是樹起一面社會關係的鏡子,從而強調最基本,人人都應有的公民權利。

《論七七憲章的意義》一文在 1986 年 7 月寫成,當時距離天鵝絨革命不過 3 年。

香港《國安法》生效近三個月,至今超過 20 人被逮捕,當中不乏因網上言行被捕者。在嚴刑峻法下,言論自由空間縮窄,人民還能如何保持磊落真誠的勇氣?

Zantovsky 認為,公開說出自己信念已是第二步,而在極權下保持磊落真誠的第一步,是拒絕參與政權的謊言,「就像那個賣菜的人,哈維爾不是要求他站出來說反對政府,只是希望他不在櫥窗貼上連自己都不相信的海報,這是兩種不同程度的勇氣 — 而在絕大多數情況,拒絕參與謊言不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1989 年 11 月 25 日,50 萬人於布拉格舉行反政府示威,未幾共產政權倒台。 (Photo by Jacques Langevin/Sygma/Sygma via Getty Images)

1989 年 11 月 25 日,50 萬人於布拉格舉行反政府示威,未幾共產政權倒台。 (Photo by Jacques Langevin/Sygma/Sygma via Getty Images)

*             *             *

在最細微處行使自由

Living in Truth 的具體反抗方式,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曾經透過在政府掌控體制外建立「平行結構」、「平行文化」,包括發展地下刊物、地下大學、地下劇院等,Zantovsky 說,人民總有方法交流、表達官方意識形態容許以外的思想,不至於沉默。

「我們當年出版地下刊物,還要用上打字機、用碳式複寫紙逐頁打出來,你可以想像到多費時,但當年仍有很多人去做,當年這是很熱門的家庭手工業,人們也會把禁書互相傳閱。還有人會在家中舉辦地下音樂會,辦地下大學,甚至邀請海外學者來講課... 這些堅持以自己方式、而不是政府容許的方式過生活的行為,也屬於抗議的一種。」

哈維爾形容,平行結構可說是「磊落真誠地生活」的最充分表現,「平行結構就是一個讓不同的生活存在的領域,那裡生活與生命的目標和諧一致,生活的形式亦符合那些生活的目標。」

「我們當年也有方法表達自己的意見,現今資訊科技發達,我相信你們會有更大的力量。」Zantovsky 說,「當然今天的中國政府發展出很厲害的監控技術,但政府最終一定是徒勞無功的,今日有太多方法、太多可能性了,我相信無論政府如何箝制,人民總會有辦法連結。」

除了在制度外行使自由,在高壓之下,自由亦體現於生活的微小之處。哈維爾曾因被控「顛覆共和國」入獄,陷獄期間寫給妻子 Olga 的過百封家書,後來輯錄成《Letters to Olga》一書。哈維爾總在書信中叮囑妻子要給他寄茶葉,最好寄兩大罐,因為泡茶,是他在獄中每天唯一能夠為自己自主安排的事情,是他自由的實質象徵。

 也惟有當我在沖泡它時,才仍能感覺到自己是一個完整的人,如同過去一樣,有能力照顧自己。

 我每天都喝茶,而且把茶的沖泡調製,當成是每日一個小小的儀式,儘管是一個小小儀式,但它的功效卻很大,可支撐一個人免於崩潰。

— 哈維爾《Letters to Olga》

哈維爾與首任妻子 Olga,1989 年 10 月在家合照。(HENRYK PRYKIEL/AFP via Getty Images)

哈維爾與首任妻子 Olga,1989 年 10 月在家合照。(HENRYK PRYKIEL/AFP via Getty Images)

哈維爾是公認的溫和政治家,曾經說過政治家最重要的是要有耐性、縝密思考、分寸感和了解他人。哈維爾在《無權者的權力》中強調尊重法律制度的重要性,並主張人民應以法律為工具提出, — 儘管他也明言,法院和檢察機關受盡政治操縱、警察會捏造證供、法律可以為權力運作披上高貴的外衣、「依法辦理」成為毀掉青年人生命的藉口。

哈維爾有此主張的原因是,體制必須依靠法律建立自己的認受性,法律是政權意識形態的基本信條,並為權力提供必要的形式、框架和基本準則去運行,雖然哈維爾認為,部分法律條文,尤其是關於人民享有何種權利的條文已淪為一紙空文,但如果人民堅持向法律提出訴求,「(政權)除了假裝手法已別無他法,所以逼得一定要對這些訴求作出回應。」

哈維爾認為,「要求維護法制就是一種過磊落真誠生活的行動,會在謊言的頂峰毀壞整個謊言的結構。這樣的訴求會一再使法律的官樣文章性質暴露於世... 間接逼使那些躲在法律背後的人去肯定它,為他樹立威信」;相反,哈維爾認為如果我們因認為法律只是偽裝,不屑利用法律提出訴求,「實際上只是會使法律作為偽裝和官樣文章的性質變本加厲,默許法律成為假象世界的組成部分,令那些利用法律佔便宜的人可以從容地享有這種(最虛偽的)藉口。」

Zantovsky 受訪時則指,《七七憲章》之所以贏得支持,因為憲章只訴諸當時共和國已簽署的國際協定,相關條文所保障的言論、教育、宗教自由等,他們當年只是要求政府履行承諾,而非推翻原有法制。Zantovsky 認為,對應香港的情況,就等同中國政府承諾奉行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現在為何做不到呢?「我認為香港人和國家社會,都應該促請中國政府遵守自己的承諾。」

2009 年 10 月天鵝絨革命 20 周年記者會,左二為 Michael Zantovsky,右二為哈維爾。(MICHAL CIZEK/AFP via Getty Images)

2009 年 10 月天鵝絨革命 20 周年記者會,左二為 Michael Zantovsky,右二為哈維爾。(MICHAL CIZEK/AFP via Getty Images)

除了重視守法原則,哈維爾明確反對武力(或暴力)抗爭,至少他認為並不適合於當時捷克斯洛伐克的後極權社會。哈維爾形容,後極權社會猶如處於「被催眠」的狀態,人民沉睡在消費物慾之中,造反不單不會贏得支持,甚至會令人民更偏向體制一邊。

不過哈維爾進一步指,反暴力精神最深處的原因,是因為相信社會制度的改變,只是表面、次要的東西,真正的社會問題埋藏得太深,不能僅僅由更換政府或技術改革等的方法來解決,以「邁向美好將來」為名的暴力,很可能只會帶來更多的問題與不公。

在超過 40 年後的今天,Zantovsky 說自己不是靈媒,但他深信如果哈維爾仍在世,他仍會反對今天各地示威中發生的暴力。「因為他始終不相信暴力可以帶來社會改變,他一直反對所謂目的可以合理化手段、所以使用暴力沒有問題的那些說法。」

Zantovsky 說,1969 年華沙盟約軍入侵布拉格,有少數青年計劃以武力反抗,最終不成功,部分人入獄,但除了這一次以外,以他所知,捷克斯洛伐克多年的反抗運動均沒有人使用武力。直至當年天鵝絨革命期間,廣場上最多人叫喊的一句口號,是「我們和他們(共產政權)不一樣(We Are Not Like Them)」,Zantovsky 甚至記得,1989 年 11 月 17 日政府派出防暴警察鎮壓示威學生,還有學生給警察送花。

1989 年天鵝絨革命,有人給警察遞送花。(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1989 年天鵝絨革命,有人給警察遞送花。(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曾有學者分析,天鵝絨革命之所以能堅持非暴力抗爭,其一原因是捷克斯洛伐克文化非常重視理智主義(intellectualism ),視講出真相為知識分子的責任,加上知識分子網絡即使在共產時期仍持活躍,哈維爾等知識分子在捷克斯洛伐克反抗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不過 Zantovsky 亦指,1989 年政權和平過渡,也有很大部分原因和政府官員深知大勢已過,樂得交出政權,時也命也,Zantovsky 形容捷克斯洛伐克是幸運的。

相反同年在羅馬尼亞發生的革命,則沒有這麼幸運,支持和反對政府的武裝部隊多次交火,據報死亡人數逾千,領導人夫婦是被槍斃的,「我比較傾向我們(天鵝絨革命)的做法,但我也經常說,其實從來不是人民決定會不會發生流血衝突,我們沒有槍械,發生流血事件是政府的責任,他們要受到相應懲罰。」

哈維爾 1989 年當選總統後,亦曾在訪問中形容,能夠活著目睹國家順利在充滿愛的情形下進行革命,自己對此感到很高興,但他同時目睹羅馬尼亞革命的血腥景象,意識到捷克斯洛伐克只是倖免於難,「畢竟,類似的事情也可以在我們的國家發生。(After all, in our country something like that could have happened as well.)」[4]

三十年後回看天鵝絨革命,是否只屬天時地利人和的巧合?想從歷史中吸取經驗,是否太樂觀、太天真?不流血革命的經驗,還有沒有辦法複製?

Zantovsky 說,像他們在共產政權下成長的一代,讀書時常被灌輸歷史唯物論觀點,歷史發展軌跡完全受制於物質條件,但他們長大後才知道,人有能力創造歷史。

「很多時候你看見歷史會向前飛躍幾步,又再後退幾步,你永遠無法預測。而當事情無法預測,當中總會有運氣的成分。」他笑言,「但當你爭取一件事情夠久,或許到某一刻,幸運就會降臨。」

1989 年 11 月 24 日,捷克共產政權倒台後,哈維爾與改革派前總書記杜布切克擁抱。 (Photo by Georges MERILLON/Gamma-Rapho via Getty Images)

1989 年 11 月 24 日,捷克共產政權倒台後,哈維爾與改革派前總書記杜布切克擁抱。 (Photo by Georges MERILLON/Gamma-Rapho via Getty Images)

 

註:

[1]《明報》,過到自己達人羅永生 香港有種天然抵抗力

[2] 本文引用《無權者的權力》章節摘自羅永生譯(1992) 《哈維爾選集》,基進出版社

[3] 論七七憲章的意義,網絡

[4] Arnost Lustig and Josef Lustig Return to Czechoslovakia: Snapshots of a Revolution: The Kenyon Review New Series Vol. 12 No. 4 Autumn, 1990 p.8 Kenyon College http://www.jstor.org/stable/4336322 p.7


延伸閱讀:

哈維爾原文

知識分子的公共責任獨立中文筆會

獄中書──致妻子奧爾嘉(選),獨立中文筆會

七七憲章(全文),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參考報道

布拉格之春50年,被坦克碾壓的自由與改革夢想《紐約時報》,2018 年 8 月 21 日

過到自己達人羅永生 香港有種天然抵抗力《明報》,2020 年 7 月 21 日

The Hero Europe NeededThe Atlantic,March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