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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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21 - 21:44

【暴政之課.4】跟蹤、監視、封殺、抓捕 — 中國維權人士的經歷(及香港新日常)

「我家已經幾年沒有過訪客了。因為他們在樓下,不允許任何形式,外交官、媒體、記者,所謂的『不穩定分子』,到我家來。」

身處北京家中的胡佳,在鏡頭前身穿著一件「我要真普選」的黑色上衣,透過視像接受《立場》專訪時說。

今年 47 歲的胡佳,是內地著名維權人士,多年來關注環保、愛滋病、民主人權等議題。2008 年,他曾因「顛覆國家政權罪」入獄三年半,但其實早於 2004 年至今,只要他是在家的時間,就一直遭當局軟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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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佳透過視像通訊接受《立場》訪問

胡佳透過視像通訊接受《立場》訪問

家門外 24 小時有警員看守,12 小時一更,警察一早熟知該小區內住了什麼人,生面口的一律禁止走近。胡佳有時出門看父母,或到醫院覆診肝硬化,警察都寸步不離。女兒現時與前妻居於香港,胡佳去年底到深圳跟女兒見面,警察也跟著來,他唯有對女兒說,他們是爸爸的朋友。

軟禁、監視,這是胡佳等內地維權人士的日常。恐怕也將是香港民主派的新日常。

港區《國安法》立法,香港社會一夜變天。但有部分變化卻不在法律上,近月黃之鋒、袁嘉蔚、岑子杰、李卓人等人均表示長期遭不明人士跟踪、監視。有在內地採訪的資深新聞工作者接受港台節目《視點 31》訪問指,連串跟蹤事件跟內地異見人士的遭遇相似,「可見將來不到一年,大陸的維穩、監控方式將全面在港實施,香港人要有心理準備。」

本專題首三篇分別探討捷克、韓國、台灣的歷史,追溯他們由極權走向民主的歷史,期望從中獲取如何前行的啟示,或希望。但最毗鄰香港的中國內地,暴政統治仍延續至今,且與香港未來直接相關。關注中國維權運動多年、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指,眼見港府近年動作,明顯有意在港複製內地打壓公民社會的模式及思維,「在於共產黨角度,一定向這個方向,但問題係,我們的抵抗可以有幾實淨。」

胡佳則向港人預告:「我現在面臨的恐怖、壓力、代價,你們很快也要面臨 — 害怕是正常的,但一定要向前。」

2020 年 8 月,黃之鋒疑被跟蹤,於山頂公園被六名人士指罵(圖片素材來源:黃之鋒 facebook)

2020 年 8 月,黃之鋒疑被跟蹤,於山頂公園被六名人士指罵(圖片素材來源:黃之鋒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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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壓起點:《南周》事件

十多年前,中國公民社會曾經不像今天一片蕭條。

2008 年 5 月,四川汶川地震,災害造成近 7 萬人死亡,37 萬人受傷。全國大小 NGO 積極支援賑災,赴前線支援的 NGO 逾 300 多個,本來潛伏的民間力量,開始走入主流社會視線。2008 年因此被不少人視為「中國公民社會元年」。

近年中國政府收緊公民社會管控、甚至意圖連根拔起。初見分水嶺跡象,鄒幸彤認為是 2013 年《南周》事件。其時國家主席習近平甫上任提出「中國夢」、「憲政夢」,自由派媒體《南方周末》以此為主題的新年獻辭遭上級審查,引發許多新聞工作者及知識分子不滿,大批網友連續多天到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大樓外聚集,聲援《南周》編採部,並在街上提出民主及言論自由等訴求。

隨著習近平上台,中國政權對公民社會的容忍程度,不可同日而語。鄒幸彤舉例,2008 年已故諾貝爾和平獎得知劉曉波因發表《零八憲章》被捕,現時回想,姑且算是民間先有動作,政權再作出反撲。但至 2015 年「709 大抓捕」[1] 等牽連數以百計人的大規模拘控,已發展成政權主動出擊,先發制人。

「打擊的力度、同埋本身件事的嚴重程度,已經係好唔同。」

畫家巴丟草一直關注「中國709維權律師大抓捕」事件。(資料圖片)

畫家巴丟草一直關注「中國709維權律師大抓捕」事件。(資料圖片)

中國對公民社會的強力打壓,可見於其對待 NGO 與維權律師的手腕。

事實上,在胡佳的經歷裡,打壓在 1989 年之後就沒有停止過。1989 年,胡佳 15 歲,還是初中三年級學生,在街頭阻攔過前往天安門的軍車。那個夏天,他上了另一所高中,幸而避過保衛部門清查,但十幾歲的胡,已經瞥見有如《1984》般恐怖統治的輪廓。

1996 年大學畢業後從事環保工作,胡佳 2001 年加入當時中國最具影響力的愛滋病關注 NGO 「愛知行」工作,關注農村因賣血大規模爆發愛滋病的問題。2002  年,政府開始針對愛知行,中宣部下令禁止媒體報道其工作,機構創辦人萬延海被捕。胡佳當時已有心理準備,終有一天會輪到自己被抓。

「那時候我每天都做好了準備,出門前先洗了澡,換上乾淨衣服,準備好隨時被抓進看守所去。」

胡佳的預測是準確的。同年 12 月 25 日,他前往河南愛滋病村考察時被捕,原因是他們公佈的愛滋病疫情牽涉國家機密。胡佳憶述,被扣押時,警察對他說得很清楚:當你從北京登上 T974 列車時,我們已經在這裡等著你了。「這是我第一次,有人員直接接觸我,而且是用專案式應對我。」

擺明跟蹤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而實際上,內地 NGO 一直都暴露在政權的全方位監控中。2000 年初還沒有微信,但不論是電話、短訊或電子郵件,一律經中國官方網絡傳送。不過到近年,國安、國保等部門的行動越來越頻密、高調,過去約維權圈人士「喝茶」,都是由便衣人員私底下聯繫,再約在咖啡室見面,現在卻會開警車 — 胡稱之為「花車」— 登門,查問組織跟國外反華團體有何聯繫,或者要求你當線人,提供組織違法的證據。

「最近這些年,他們已經明著出現,甚至國安都明著出現,不需要做任何掩飾。他就是要給你施加壓力,就是要讓你定期報告,要告訴你規則 — 儘管這個規則可能是與法律互拒的。

跟踪的目的除了蒐集情報,本身也是施壓的一種。「一種是秘密跟踪,有一種是明跟,就是告訴你,the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2017 年 9 月,「709」家屬、維權律師王全璋妻子李文足到北京東交民巷最高人民法院投訴,期間有三名疑似國安在旁監視。(圖片來源:李文足 Facebook)

2017 年 9 月,「709」家屬、維權律師王全璋妻子李文足到北京東交民巷最高人民法院投訴,期間有三名疑似國安在旁監視。(圖片來源:李文足 Facebook)

喝茶、跟踪等相對軟性手段不得要領,再來就是以查水錶、查稅等名義,直接破門而入,或透過家人向你施壓。胡佳 2008 年入獄前創辦的另一機構愛滋病關注機構「愛源匯」,也是被指瞞稅漏稅,最後被迫終止營運。

2008 年,胡佳被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成,判監三年半。胡佳 2011 年出獄後繼續遭到軟禁,樓下有警察 24 小時輪流看守。他也再沒替任何組織工作,一來他無法再創立機構,也沒有一個尚存的 NGO 敢僱用他。

「只要你跟新華社的聲音不一樣、你跟黨、跟《人民日報》、《環球時報》的聲音不一樣,你就是異類,你就是噪音,不管你是一個 NGO,還是一個宗教團體,或者一個勞工組織,都是在嚴密的監視中,沒有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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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權律師:由「死磕」到抓捕

除了公民組織,維權律師同是在內地遭強力打壓的群體。

2015 年 7 月 9 日,中國當局在多達 23 個省份大規模逮捕、傳喚、刑事拘留、約談了超過三百名維權律師及民運人士。北京律師陳建剛因為替其中一名被捕律師謝陽辯護,並指控警方對謝施加酷刑,遭當局多次約談恐嚇,也試過到雲南旅遊時全家被擄走,分別 6 歲及 2 歲的兒子曾遭警察用槍指頭威嚇。他們最終在去年舉家流亡美國,算是逃離直接的人身威脅。但即使已離開,仍身處國內的母親仍不時遭到當局威嚇滋擾。

「他們去我山東老家去威脅我母親,但我母親本身就對我積極反對,說要去告我反黨,你要拿我母親來威脅有什麼用呢...」陳建剛在美國透過電話接受《立場》訪問時,語帶無奈。

陳建剛一家四口(受訪者提供)

陳建剛一家四口(受訪者提供)

陳建剛 2008 年開始執業,他形容,2015 年之前幾年的中國司法環境,「還可以接受」。雖然那時他也會代理一些當局眼中的敏感案件,但那時頂多也只是有司法局人員在開庭前找你吃飯,叫律師在庭上少說話、留一手。

「我們都是,『好好好、行行行』,這樣周旋過去,因為我們的律師工作證都要搞年審,還不好直接跟他們撕破臉。」「 但在真正開庭的時候,我本人來說,是從來沒有打折扣的。」

2011 至 2013 年左右,中國維權圈流行一個詞叫「死磕派律師」,形容那些積極參與維權案件,以至在庭上激烈抗議審訊程序不公的律師們。雖然當時有不少律師曾被法庭驅逐、甚至遭到刑事拘留,但前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長吳慶寶曾在《環球時報》發表評論文章,讚揚「死磕派」律師為弱勢維權,衝著執法及司法不公而來,肯定他們對社會的貢獻,甚至建議政府應吸納這群律師,成為決策參謀之一。

陳建剛指,不少維權律師的理念,是希望透過公開辦案和審訊內容,揭示部門濫權及政策不公等問題。當時不同省份的律師更會組成律師團,聯合辦理大型案件,閒時還會一起吃飯聊天,討論國家大事。

「2015 年之前,律師當時還比較理直氣壯,因為我們都是遵守法律的。但共產黨感覺到,如果讓這樣一部分律師繼續發展,公檢法繼續被我們打在下風,他們會越來越難堪,」

資料圖片:陳建剛

資料圖片:陳建剛

維權律師面臨的境況,2015 年明顯起了變化。「到『709(大抓捕)』的時候,他們不再講法律了,直接用政治案件,律師叫做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直接抓捕、嚴刑逼供,然後扣上一個罪名,關進監獄。」

陳建剛說,以前的經驗是,當個別律師被拘捕,各地維權律師都可以從八方聲援,但 709 大範圍抓捕,明顯是要一網打盡,令他們陷於孤立無援。陳認為,在後 709 至今的五年,中共對律師的鐵腕不僅沒有絲毫放鬆,反在不斷收緊,持續有律師被約談威脅,有人通過司法考試後卻不獲批准執業。王宇等不少 709 律師被吊銷註冊後,曾經成立「中國律師後俱樂部」法律服務組織,一樣遭到當局取締。

除了對律師施壓,當局亦從加緊控制案件程序著手。例如現時 12 名港人遭扣押在深圳鹽田看守所,多名家屬委託律師被拒絕會見當事人,外界普遍相信因為他們被指定官派律師。

「中共是兩手來做,一個方向是殺掉、管束一部分律師,剩下的如果你還敢出來辦案,就直接把辯護人席位給佔領,不需要你們辯護。」

陳建剛憶述初入行頭幾年,律師們滿懷希望,希望透過維權案件普及化民主、自由、法治概念,期望一點一滴累積,中國社會慢慢變得更開放、公正;他又想起戰友,如今有人各散海外、有人仍然身陷囹圄...

「當時,我們還有司法狀況在同步發展的錯覺。」

2020 年 9 月,其中四人家屬委託的內地律師,包括代理李宇軒案的律師梁小軍、張俊富的律師范標文、鄭子豪的律師吳莉,和鄧棨然的律師宋玉,到達鹽田看守所要求與當事人會面。

2020 年 9 月,其中四人家屬委託的內地律師,包括代理李宇軒案的律師梁小軍、張俊富的律師范標文、鄭子豪的律師吳莉,和鄧棨然的律師宋玉,到達鹽田看守所要求與當事人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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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打壓維權圈子四手段

據鄒幸彤觀察,中共近年打擊維權圈子的手段,大約可以分為四個方向。

第一,最直接的手段,是透過法律武器懲罰他們眼中的麻煩製造者,輔以例如訊息截取、人面識別等數碼監控方法,抓捕的大網幾乎滴水不漏。

第二,訂立法規限制組織資金來源,包括在 2017 年實施《境外非政府組織內容管理法(境外 NGO 法)》,為組織接受境外資金及募資加上嚴苛規限,增加 NGO 受政府監管干預的機會。

第三,打壓自由派媒體,加強網絡審查,讓公民社會的消息無法傳播開去。

「之前各種各樣的團體,其實都好靠媒體去煲大件事,所以當時有少少相對自由度大的媒體係好緊要的,如果唔係你無嘢可以做到。但係《南方週末》之後,內地媒體基本上都 crack down 得好厲害。」

尤其在爭取國際關注的層面上,香港位置明顯較內地有利得多。「某程度上香港好好彩,有個前英國殖民地、國際金融中心的位置,你一出咩事,全世界媒體都會睇住。但內地唔係,你一地下化,就好難俾媒體 catch up 到。」

第四,因缺少媒體和網絡等傳播渠道,內地公民團體要吸納新成員本已極為困難。而即使有新人加入,他們亦往往會遭國安、國保迅速約談,趁他們態度未夠堅實前早早勸退,意圖讓異見聲音在世代更替下逐漸消亡。

鄒幸彤指,即使不是最政治敏感的組織,甚至只是普通的在地公益團體,一樣被緊盯。

「國保 detect 得好快,一知道有新人入咗嚟,即刻畀各種壓力你。好多時係搵你屋企人,嚇佢話你繼續做,屋企人會受影響。好多時,你都無一個時間去培養、或者說服個新人留在運動裡面,佢已經被勸退咗。」

鄒幸彤坦言,中共全方位圍堵式打壓,無疑取得一定成功,令內地維權圈越來越窄,也越趨碎片化。「呢家最堅實的 activist、律師,基本上都係上一浸、前十年已經捲入運動的人。」

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

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

注:

[1] 2015 年 7 月 9 日,中國當局在多達 23 個省份大規模逮捕、傳喚、刑事拘留、約談超過三百名維權律師及民運人士,部分維權律師,包括曾失聯三年多的王全璋,被控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判囚,部分人獲釋後透露羈押期間遭酷刑對待。

(此為《暴政之課|中國》上篇,下篇將不日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