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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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23 - 20:47

【暴政之課.5】在末日來臨前 戴著腳鐐跳舞的公民行動者

(此為《暴政之課|中國》下篇,上篇按此

上文提到,2008 年曾被視為內地公民社會元年,但隨著 2013 年《南周》事件出現分水嶺,及後 2015 年發生「709」一網打盡式抓捕。若要定義內地公民社會現狀,基本上可簡單形容為 — 全面清掃後的地下化時期。

據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觀察,中共近十年打壓內地公民圈子的手段強力而且全面,意圖把任何反抗力量扼殺於萌芽。誠然,人也並非任由政權搓圓糅扁,大環境越趨緊張,個人及團體亦會相應調節手段,在緊縮空間中盡量做最多事情 — 儘管空間可能只餘這麼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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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當局近年打擊公民團體,理由屢屢與「境外滲透」、「勾結反華勢力」等扣上關係。但曾幾何時,香港、境外 NGO 與內地公民社會仍可有著檯面上的交流聯繫,並為其提供了重要經驗及資源,例如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退休教授陳健民,正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內地公民社會發展的重要推手之一。

時至今天,此一類協作,無疑同樣逃不過遭取締的命運。境外志願者與內地 NGO 關係在過去十年的變化,亦見證著內地公民社會生態的變化。

2012 年,陳健民曾在內地公民社會論壇上演講。(網上圖片)

2012 年,陳健民曾在內地公民社會論壇上演講。(網上圖片)

境外支援:承接最高風險工作

鄒幸彤指,在2013 年前後,境外支援內地 NGO 的模式,逐漸由志願者親赴內地傳授經驗,變成境外機構在外承接內地公民團體部分最高風險工作,其中尤以傳播消息、及聲援被捕者工作為重。

「包括一些敏感訊息,或者去搵媒體、搵聯合國,呢啲嘢你要國內的人做係好危險。由境外的人、機構去做,風險就會降低啲。」鄒幸彤指,「但當然,你的工作無辦法完全脫離中國,提供第一手資料的風險,永遠都在內地的人身上。但可能佢可以 send 完資料畀你,就 delete 所有嘢,避免成個網絡被人鏟起。」

瑞典人權工作者彼得 · 達林(Peter Dahlin)現時是人權組織 Safeguard Defenders 總監,關注範疇包括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人權及法治狀況。不過他更為人熟知的經歷,是在 2016 年,他曾被中國政府拘留 23 天,並在央視上承認「捏造中國人權報告內容」,成為首位被迫電視認罪的外籍人士。

Safeguard Defenders 的前身,是一個香港註冊、2009 年成立的「人權衞士緊急救援協會(China Action)」內地 NGO 組織,工作範疇包括培訓「赤腳律師」(即從事法律服務工作但沒有律師背景的人),及在中國各地設立法律援助站,為內地維權者提供法律及經濟援助等。2016 年 1 月 3 日晚上,當達林準備和女友離開北京前往泰國與家人見面時,被國安人員登門帶走,最終被中共以「危害國家安全」罪名驅逐出境。而曾有份經營 China Action 、但之後已退出的律師王全璋,則被判顛覆國家政權罪成,監禁 4 年半,至今年 4 月才獲釋。

達林離開中國後,翌年在西班牙馬德里成立 Safeguard Defenders,以遙距方式延續 China Action 工作。他透過視像受訪時,對任何關於組織工作的問題一律拒答,以保護身處中國的工作夥伴。唯一可以多談的,是組織近年發表多份報告,整合內地被扣押人士證詞,揭示中國指定居所監視居住、被迫認罪等問題,成為內地人權問題曝光的一扇窗。

Peter Dahlin 透過視像通訊接受《立場》訪問。

Peter Dahlin 透過視像通訊接受《立場》訪問。

達林認為,雖然現實條件已不容許他親身返回內地,但他認為組織現時的工作對內地公民行動仍起一定作用。「我認為我們在做的工作還是挺重要的,我們專門去看,法律條文上、和實際法律執行上的落差。」

他同樣觀察到,內地法律條文與實際執行上的落差,在過去幾年變得越來越大,而現時令更憂慮的是,還有港區《國安法》第 38 條訂明法例適用於香港以外區域,內地維權人士亦有可能被牽連其中。「這無疑會造成很大危險。」

達林承認,從境外關注內地議題的效率,一定不如在地跟進,但他強調,總有部分工作有所成果 — 儘管他不能向記者透露任何具體細節。

「過去一段時間內地公民社會的環境無疑是不停惡化,但當你單獨去看一些個案、或者個別小型的計劃,有時成效還是挺不錯的。當然這些成功例子不能一下子改變整個制度,但起碼你會感覺自己的工作並非徒勞。」

「我不能再回去中國,或者不能到香港,但這不代表我需要停止我本來在做的工作,相反我應該比之前做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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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會地下化

內地公民社會的經驗和策略,有可能是香港在未來一段時間需要學習的對象。在眾多不便明言的實戰例子中,鄒幸彤舉例,如英國駐港領事館前僱員鄭文傑去年遭內地當局拘留及嚴刑逼供,境內「靜靜雞」的營救行動,配合境外聲援,正體現內地公民社會過去一段時間,將風險外判分散的行動模式。

「你都要有人在國內跑看守所、去搵人,但呢啲嘢你係完全見唔到。要同媒體講嘢、campaign 的工作,全部都係擺在香港做。」

「其實係弔詭的,件事在內地發生、個人在內地被困,如果係一個正常社會,你咪喺境內做 campaign 囉,但內地做唔到。其實一直有好多類似情況,但好難講到出來。」

內地公民團體在夾縫間生存,與境外團體協作,留下任何白紙黑字憑據,均有可能成為秋後算賬的罪證。唯有遇到肯作調適的境外機構,內地團體才不至陷於孤立無援。

「你唔可能白紙黑字簽一份 contract,你一簽已經害死咗佢(內地團體),所以兩邊都係要好講個信字。但點建立信任呢?現在好多內地朋友都有邊境管制,香港朋友上去,風險又越來越大,建立信任都越來越難。」

又譬如,內地公民團體近年進行的社會調查,撰寫報告、提供資料者幾乎一律不具名。但報告要面世,往往需要透過境外如香港、台灣的機構出版。「咁就有啲尷尬啦,份嘢唔係你寫,但要用你團體的名義。但如果境外團體唔肯出,就無人出到。」

鄭文傑

鄭文傑

除了境外組織協作,一些個人化、去中心化的抵抗,同樣是極權國度中的零光片羽。互聯網的角色,就如能載舟亦能覆舟的水;社交媒體既是維權圈傳播消息的重要媒介,但不少人不過在平台上轉發消息,就被安上各樣罪名拘控。例如《端點星》創辦人陳玫和蔡偉,就因備份微信、微博上被刪除的文章,今年 4 月遭當局以尋釁滋事拘捕,至今仍在扣押中。

今年 6 月底香港實施《國安法》,有香港網民在社交媒體上轉發一篇名為《簡易指南:如何應對國安喝茶》的文章。文章綜合部分中國行動者遭國安約談的經驗,分析國安約「喝茶」的做法及動機,並提出了一些具體應對策略,希望讀者能以知情和充分準備,代替因未知而起的盲目恐懼。

轉載文章的網頁名為 iYouPort,是一個專門分析暴政、數碼監控和社會運動的平台,並旨在為公民行動者提供反監控、反追踪等技術資訊。《立場》透過電郵訪問  iYouPort 編輯 Victor,他僅透露自己並非中國人,也不在中國,但網頁創辦人眼見華語地區有關資訊安全的網絡資源分散,尤其是內地行動者,相關能力及資源遠不足以應對中國政府的監控技術。

「中國內地公民的確有一些思考,也有部分的小範圍的行動,但是,在我看來,中國內地的朋友最為缺乏的是專業的行動培訓,以及相關經驗。」Victor 指,「如您所知,在鎮壓強度很大的國家比如中國,人們非常難以接觸到這方面的培訓,更不用說是專業級別的了。」

iYouPort 網頁提供的內容,從政治、資訊自由到心理學分析,到實戰技巧譬如應對國安、反網絡監控、掩藏行踪,到自衛術等,內容旨在教授行動者如何在今天數字極權下盡量保障安全。Victor 透露,iYouPort 沒有任何資金或受薪員工,平常發布的文章,都是由無薪的團隊成員或撰稿人所寫,由中國志願者負責翻譯文章。

Victor 指,為確保投稿人、翻譯者安全,iYouPort 協作者間所有的互動都是匿名進行,再透過編輯審核,確保發布的文章內容準確。他們也堅持內容要免費,確保不同經濟條件的行動者均可閱讀。

iYouPort 的內容主要分析暴政、數碼監控和社會運動等議題,並提供反監控、反追踪等技術資訊。

iYouPort 的內容主要分析暴政、數碼監控和社會運動等議題,並提供反監控、反追踪等技術資訊。

Victor 觀察中國內地的監控技術發展,很多時是在其他國家出現新型監控後,不久後就會在中國出現。他解釋,iYouPort 過去一段時間的工作,就是希望趁政權模仿學習的時間空隙,向中國讀者介紹外國正在醞釀的反監視思考方式,讓內地行動者可以提前防備。

但內地行動者要完全避開監控也不容易,因為監控技術早已在日常生活中無孔不入。

「比如在我們和中國活動家(行動者)接觸的過程中,人們的反饋認為:Tor 速度太慢,Wire上找不到朋友 — 簡單說,技術角度上值得推薦的工具,事實上並不一定合乎前線工作的活動家們的具體需求。」

「於是我們會說 『權衡』,而不是 『你應該用什麼』... 數字權利(數碼權益)社區有一句口號:如果用戶不願意離開 Facebook 或微信,那麼作為倡導者,您就應該為用戶找到留在 Facebook 和微信的情況下盡可能保護自身安全的方法;而不是強調『你必需註銷它。』」

為了保持匿名性以保護參與者,iYouPort 從不會打聽他們提供的資訊實際上被如何運用,在只有匿名操作才能保障安全的環境中,iYouPort 的工作,就如向空中散出一把種子。

「不斷有讀者反饋稱我們提供的內容很有用,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激勵,我們沒有任何利潤,唯一的期待就是讓知識用到實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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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仍無人認識的行動者

在近年極度緊縮的空間下,內地組織型機構接近覆沒,公民行動者被迫走進地下。反抗運動的進一步邊緣化及碎片化,導致不少被捕者在國家機器輾壓下,無聲無息犧牲。 

「好 sad 的事是,一些你知道做咗好多嘢的 activist,跟住,終於俾人塔啦,但除咗圈內人知道佢做咗好多嘢,全世界無人識佢,唔會有關注。」鄒幸彤說,「一來個圈子網絡窄咗,二來政府管控得好細緻。好快就搵到家屬,用各種方式叫佢哋唔好對外講。」

例如在 2018 年,江西省各地街頭曾出現下款署名「興華會」的標語,提出要求官員公開財產、平反六四等訴求。但在張貼標語的數人被指「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被捕、判監兩年之前,維權圈內幾乎無人認識他們。鄒稱,這些例子在國內多不勝數。

2018 年,六四 29 周年前夕,中國街頭多處出現「平反六四」標語,署名「興華會」。

2018 年,六四 29 周年前夕,中國街頭多處出現「平反六四」標語,署名「興華會」。

香港寒冬初臨,內地尚未見春暖。親歷死亡威脅者如律師陳建剛坦言,在殺人如麻的政權跟前,個體的力量太渺小,就算公民行動者再堅韌,他仍看不到一絲曙光。

「我不方便對外大聲的說,因為我已經身在美國,如果說中國沒有希望,好像是很殘忍,」在網絡電話另一端,陳頓了頓,續說,「但我已經很絕望了。因為守法的是我們,違法是中共政府,但他們一句話就可以把律師關起來。」

陳建剛記得,曾有國保明確跟他說過,你們這些律師,就算你有 1000 個人,相對全國 14 億人來說,排著隊逐個活埋也費不了多大勁。

「我們面對的是中國共產黨,他們為了保住政權,不惜抓住婦孺做人質,不惜坦克上街碾壓和平抗議者。中共殺人不眨眼,我們就是羔羊一樣。」

他說得不留餘地,「你說什麼保留抗爭空間,其實都是個假命題,空間都是共產黨的恩賜,他們要收回的時候,就全部收回,從本質上根本沒有空間。」

被軟禁在北京家中的胡佳向記者直言,其實我們整個採訪對話,警察們應該已全部紀錄在案,未來法庭審判中,他的一字一句都有可能成為罪證,但他無悔、也無懼受訪。「當你被禁錮、是一個籠中的人的時候,你還有一個大喊的聲音被別人聽到,這是我願意的。」

或是性格使然,胡佳自言,被監禁、打壓的這些年來,雖然前妻曾感覺他被秘密關押後出現創傷反應,但他自覺情緒沒有出現大問題,反而有種衝在前線,腎上腺素飆升的興奮感。

「就算我被推到一個坑裡面,土在我頭上埋,我都不會放棄樂觀,都不會放棄(相信),這個社會肯定會變革,」胡佳堅信,積極樂觀本身是一種戰鬥力,免得被恐懼擊倒,「任何時候都不要絕望,絕望是自己把自己捆綁,是向敵人投降。」

「我現在面臨的恐怖、壓力、代價,你們很快也要面臨 — 害怕是正常的,但一定要向前。」

資料圖片:六四、天安門事件

資料圖片:六四、天安門事件

鄒幸彤也眼見,內地公民團體經歷的慘痛教訓告訴我們,是永遠不要以為,只要和最激進、最前沿的反抗者斷絕來往,自己就能倖免於難。

「國內對公民社會打壓開始的時候,有部分團體的方法是,唔同某個人、或者某種機構聯絡,只是做自己嘢。但過咗一年兩年,最 vocal 那些團體死晒之後,就會到你。」

以勞工團體為例,第一波打壓發生在 2015 年,當時包括佛山勞工 NGO「南飛雁」創辦人何曉波等人被捕,他們當時被指涉的罪名包括較輕微的「職務侵佔」、「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等。但至 2018 年佳士工學運後,高校左翼團體遭遇接近連根拔起式清算,當局同時借機清剿大量勞工團體,據 2019 年《中國青年行動者年度報告》所寫,當中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關押的人數,較過往任何時期都要多。

「雖然在政權眼中,第二浸團體的『惡劣』程度,應該無第一浸咁衰。但其實第二浸拉咗成百幾人,打壓程度仲勁過第一浸,但都無咩關注。」

資料圖片:佳士工人聲援團

資料圖片:佳士工人聲援團

中國公民社會環境在過去 7、8 年迅速惡化,若要總結內地經驗的啟示,鄒幸彤認為最重要一課,是不要太輕易言敗,不要隨便退讓,不要喪失勇氣。

「譬如《國安法》一來,大家都覺得,『玩完啦!』、乜都無啦、我哋只能夠走啦 — 呢個『只能夠』,我覺得太快啦。」

鄒說,「當然,我們去頂,一定會有人犧牲,每個人都唔想做第一批犧牲的人,從個人角度我完全理解。但從社會運動角度,如果呢個位我們唔去頂,佢下一步就係會繼續踩落嚟。」

譬如現時 12 港人遭內地當局扣押,仍有維權律師一邊被當局約談威脅,一邊堅持代理案件。而事實上,內地還有更多不能在鎂光燈下談論、從不公開身份的行動者,在幽微之處默默耕耘。

「國內經驗就係同我哋講,比香港惡劣十倍、百倍的環境,都仲有人抗爭緊,仲有嘢做得到。」

「我們需要學習去克服恐懼,如果唔係我哋做唔到任何嘢。」

鄒幸彤

鄒幸彤

延伸閱讀:

中國青年行動者年度報告(2019 年)

趙思樂,覆巢:內地 NGO 的生死劫,《端傳媒》

鄒幸彤,後八九的中國民主運動

Safeguard Defenders,劇本和策劃:中國強迫電視認罪的幕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