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政的黃金時機

對暴政而言，疫症是大禮物，也是黃金時機。

要告暴動罪，即使在六七後修訂了條文，移走了「共同目的」（common purpose）這一條目，但是否等如即使無法證明有「共同目的」也能控以「非法集結」，在法院也不一定能通過。

但疫症肆虐，對暴政而言，是大好時機。限聚令禁止在公眾地方，進行多於四人的群組聚集。但如何定義聚集？二人下棋，六人圍觀，當中有過交談，也算聚集。那麼數百人去商場購物，本來沒有違反限聚令，但如果一起唱歌，算不算是違令呢？我不知道。

疫情是給暴政的最大禮物，因為可以藉著公共衛生之名，把檢控門檻大大降低。四人一組，分成十組，但各自唱著同一首歌。目前檢控的門檻如此之低，單是唱同一首歌，即使唱歌後散去，秩序如常，是否也可能成為檢控的藉口？

在香港，本來限聚令有其科學論據，但對專制而言，其中一個間接效果，就是直接取消「五大訴求缺一不可超級黃金週」的遊行，也有可能成為自八九之後首次取消六四集會的契機。對專制者而言，疫情是最佳時機。印度如是，俄羅斯如是，非洲及南美洲等也如是。南美的波利維亞聲稱因疫情而押後選舉，西非的幾內亞則趁著疫情期間對手不能宣傳時提前選舉，阿塞拜疆聲稱要囚禁反對者，津巴布韋的「散播謠言者」可能隨時收監二十年，印度執政者企圖指控穆斯林為武漢肺炎的帶毒者，利比亞負責抗疫的委員會還認為批評者本身就是叛徒。

大家不要因疫情而忘記了運動，要記得犧牲的兄弟姊妹，要惦念及支援囹圄中的手足。還有不要因為收到政府的抗疫賠償而沾沾自喜，甚至覺得是恩賜，因為那是當初封關不力而導致市道蕭條的賠償。

但是，如果選擇不一起來唱歌，就被說成是「放棄了香港」，我稱之為情緒勒索。決定今晚不唱歌，是完全沒有必要內疚。

抗疫路漫漫長，是時候放下意識形態之爭，更要注重策略是否得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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