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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可疑的公民美德 — 愛國與守法

2020/1/1 — 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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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康迪絲.戴瑪(Candice Delmas)】

我們發展自身的能力,必須對公民美德有承擔和堅持,而公民美德要靠教育培養 (教育不能理解為僅限於學校教育,而應做最廣義的理解,也就是共同的公民生活造就的社會化 )。這觀念可能顯得有點老派。公民美德是現代民族國家奠基者關心的主要問題之一,但如今似乎已完全不是公共辯論關心的議題。但是,公民美德仍然重要。愛國和守法是現在比較受重視的潛在公民美德,但其實只有愛國通常被視為一種美德,守法則被視為對公民理所當然的期望,而不是要表揚的表現。

許多公民和從政者,以及一些哲學家,認為好公民是愛國者,忠於自己的國家。這些人也認為我們應該向小孩灌輸愛國精神。 50 川普總統上任後最早的正式行動之一,是宣布其就職日為「愛國奉獻國慶日 」 (National Day of Patriotic Devotion)。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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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凱勒 (Simon Keller)已經證明,愛國主義涉及惡意和對自己國家的缺點視而不見。 52 他也認為,應視為公民美德的是世界主義 (cosmopolitanism)而非愛國主義;世界主義是一種 「世界 公民精神 」,涉及本國之內和對其他國家的依戀。 53 我同意:愛國主義能否稱為公民美德相當可疑,即使對本國的歸屬感和愛自己國家的感覺似乎非常無害,甚至本質上或許是美好的。

愛國主義未必排斥抵抗的政治義務 — 事實上,許多異見者及其支持者訴諸愛國精神替他們的行動辯護。艾斯柏格和奧利佛.史東稱史諾登為愛國者。川普上任翌日在華府和姊妹城市參加女性遊行的抗議者舉著標語牌,上面寫著 「異見是愛國的 」 (Dissent is patriotic)— 這是美國民自由聯盟的口號。容得下異見和抵抗的愛國主義,與涉及惡意和盲目的愛國主義不同。後者降低而前者提高個人負責任地履行抵抗政治義務的可能性。但即使是前一種愛國主義,我也持懷疑態度,因為它同樣可能令人對所屬社群的黑暗傾向視而不見。例如美國的愛國異見者往往認為,種族不義是該國民主平等原則執行不當的問題,但真相可能是:種族不義是根深柢固的種族歧視原則的自然體現。科茨嘲笑這種傾向 (和支持這種傾向的選擇性利用歷史的行為 ): 「慶祝自由和民主,同時忘記美國以奴隸制經濟為建國根基的事實,是單點式 (à la carte)愛國主義。 」 54 儘管如此,我認為愛國主義是許多解放鬥爭的有力工具,尤其是在美國,因為將一種政策或立場說成是 「不符合美國風格 」 (un-American ;而非只是不合法、不道德和有害 ),往往是非常有效的一種對抗方式。簡而言之,我認為愛國精神或許可以在抵抗運動中發揮關鍵作用,雖然我們不應該視其為一種公民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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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對政府而言,守法可能是比愛國更重要的潛在公民美德。哲學家普遍不關注守法作為一種公民美德的可能,但埃德蒙遜 (William Edmundson)是例外。根據埃德蒙遜的觀點,守法總是涉及尊重權威和法治。將守法當成公民美德,意味著承擔遵守權力機關具體命令的道德義務。55 埃德蒙遜認為這是一種公民美德,因為它造就支持法律秩序的好公民。學校一般會教學生遵守和服從法律,而兒童和成年人的這種表現通常都會得到稱讚。但在不理想的情況下,我懷疑守法是否真的是一種公民美德。如我已經指出,在某些情況下,違反直接命令可能是必要的,但守法美德禁止這種抗命。

我建議以警惕和開明替代這些可疑的公民美德。在此之外,當然可能還有其他公民美德,而警惕和開明本身也不足以成就良好公民。但它們具有獨特的重要性,那就是有助於我們負責任地辨明我們的政治義務。強烈傾向忠誠和守法可能導致輕信、懶惰、自欺和思想封閉,警惕和開明則可以培養知情和具同理心的理解。

(本文摘自《抵抗的義務:面對不義的非文明抗命行動》,時報出版。標題為編輯所擬。)

註:

50. 波蘭議會現正考慮修改課程,增加多個小時的愛國歷史課。參見 Anthony Faiola, "In Poland, a Window on What Happens When Populists Take Over,"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18, 2016). 哲學家為愛國主義辯護可參考 Alasdair MacIntyre, "Is Patriotism a Virtue?," E. H. Lindley Lecture (University of Kansas, 1984), reprinted in Patriotism, ed. Igor Primoratz (Amherst, NY: Humanity Books, 2002), 43-58; Andrew Oldenquist, "Loyalties," Journal of Philosophy 79, 4 (1982): 173-193.

51. Abby Phillip, "Trump Names His Inauguration Day a 'National Day of Patriotic Devotion,'" Washington Post ( January 23, 2017).

52. Simon Keller, "Patriotism as Bad Faith," Ethics 115, 3 (2005): 563-592.

53. Simon Keller, "Worldly Citizens: Civic Virtue without Patriotism," in Cosmopolitanism versus Non-Cosmopolitanism: Critiques, Defenses, Reconceptualizations, ed. Gillian Broc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54. Ta-Nehisi Coates, We Were Eight Years in Power: An American Tragedy (New York: One World, Random House, 2017),

55. William A. Edmundson, "The Virtue of Law-Abidance," Philosophers' Imprint 6, 4 (2006): 1-21.

《抵抗的義務》書封

《抵抗的義務》書封

作者簡介

康迪絲.戴瑪(Candice Delmas),美國東北大學(Northeastern University)哲學與政治科學助理教授,政治、哲學與經濟學課程副主任。2016至2017年於紐約大學法學院擔任研究員。近年來在「不服從」議題的討論上相當活躍。

譯者簡介

許瑞宋,香港科技大學會計系畢業,曾任路透中文新聞部編譯、培訓編輯和責任編輯。2011 年獲第一屆林語堂文學翻譯獎。譯有《基本收入》、《挑戰資本主義:大衛.哈維精選文集》和《大數據的傲慢與偏見》等數十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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