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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抵抗的義務》:非文明抗命損害法治和民主?

2019/12/26 — 19:36

【文:康迪絲.戴瑪(Candice Delmas)】

抗命(即使是有原則和文明的公民抗命)通常被認為是不對的,原因至少有四個。首先,抗命者違反守法的道德義務(這項義務約束正當國家的公民);第二,抗命損害法律與秩序,因此破壞社會穩定;第三,抗命者藐視民主程序;第四,抗命者危及凝聚社會的「公民友誼」(civic friendship )。公民抗命的倡導者有效地回應了這四個反對理由:如今極少人否定公民抗命可以是正當的,而且在自由民主國家有其作用。但他們的理據適用範圍超越文明的界限,可用來證成某些類型的非文明抗命。

守法的義務

許多理論家認為抗命違反我們的政治義務,也就是守法的道德義務。他們認為在人們對正義問題持不同意見的多元社會裡,公民承認這項義務是必要的。但哲學界則認為守法的義務(如果真的有)是可作廢的。尤其是在不義嚴重且持續時,公民沒有守法的義務。因此,至少在守法的道德義務失去約束力時,公民抗命可以是正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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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僅如此,許多理論家認為公民抗命與守法的道德義務是相容的。例如列夫科維茨(David Lefkowitz)就提出一種有關政治義務的析取式(disjunctive)論述;根據該論述,正當的自由民主國家的公民有守法或以文明方式抗命的道德義務。 2 此一論述所含的公民抗命道德權利,是以公民參與政治的基本權利為基礎。

很重要的是,在某些情況下,公民要回應支持守法義務的規範原則,比較好的做法是從事有原則的抗命(以文明或非文明的方式),而非守法。這是我在第三章至第六章將證明的,也就是我們應該擴展政治義務的概念,納入抵抗不義、不惜違法的義務,即使在自由民主國家也不例外;以及,這些義務是以常被用來支持守法道德義務的理由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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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便車

反對抗命的第二個理由是抗命乃道德上的一種自我放縱,類似搭便車:抗命者賦予自己在公共事務上更大的發言權,令人反感地容許自己不受普遍的規則約束。 3 抗命者形同宣稱自己比其他公民更了解公共利益要求我們做什麼。堅持這種特權實際上違反了公平或相互(reciprocity)原則。

但公民抗命的倡導者已提出充分的理據反駁這種指責,而這些理據或許也可以用來替非文明抗命辯護:抗命者並未因為違法而得益,反而要承受相當大的負擔和風險,包括受社會制裁、被捕和受罰。 4 在此我想指出,抗命者個人不可以因為抗命得益的要求其實很有問題。建立正義對人們有很多好處,對受壓迫者尤其如此,包括生活前景和物質條件改善,以及自尊增強。個人投資在反壓迫鬥爭上,顯然是完全沒問題的。

無論如何,以下這種反對意見經不起審視:違法抵抗使抗命者成為例外,或占了守法者便宜,因此未能平等地對待他人。抗命者訴諸抗命,往往正是因為他們,或他們所代表的人,或與他們團結一致的人,在社會中被邊緣化和排斥,在影響他們的決策中被剝奪了發言權。被壓迫者才是未能獲得平等待遇的人,因此,將旨在抗議這種次等待遇的抗命行為視為違反公平或相互原則是不合理的。

不過,並非旨在傳達訊息的非文明抗命,例如直接行動,則需要以另一種方式回應搭便車的指控,因為這種抗命未必尋求譴責社會某些成員遭邊緣化的問題。例如抗命者暗中協助無證移民,或從事武裝自衛,首要目標是防止傷害。他們明顯漠視法律和民主程序結果的表現,可能看似在展現自己的道德優越感,藉此告訴世人:「我比所有人更懂得分辨是非。」

但這種反對意見掩蓋了國家或政府當局對抗命者希望防止的傷害之責任。如果抗命有充分的理由,那往往是因為國家危害或傷害某些人,或不公正地未能保護他們不受傷害。因此,當年之所以有薰衣草黑豹(Lavender Panthers),只是因為舊金山警方未能保護同性戀者免受恐同暴力傷害。美國第一次庇護運動在一九八○年代壯大,是為了幫助來自中美洲的難民;他們逃避自身國家的內部衝突,而雖然美國對這些衝突有一定的責任,但拒絕庇護他們。斷定那些抗命者放肆和自以為是,看來是錯誤和沒有根據的。

如果這是正確的,則合理的非文明抗命例子並不涉及抗命者令自己成為例外,或是占了守法者便宜。事實上,我將在第四章指出,在不公正的社會政治狀況下,公民守法不抗命反而像搭便車。

法治

另一個反對理由是:任何抗命 ── 無論是犯罪的( criminal )還是有原則的,無論是採用文明 還是非文明手段 ── 都會播下無政府狀態的種子,並且誘發暴力。如果人人都不遵守他們認為不義的法律,這樣的社會不會好過每一個人各自決定何謂對錯的自然狀態(the state of nature)。國家不能容許這種自由裁量的判斷。如果公民每次遇到他認為不公正的法律就可以不服從,社會將變得動盪,法律與秩序將受損。這種行為之所以不對,是因為它妨礙法律制度發揮其保護權利的基本功能。

共和主義和自由主義理論家對此的回應是:公民抗命不但不會損害穩定的權利體系,實際上還將強化它。對鄂蘭( Hannah Arendt )來說,大規模的公民抗命總是發生在不穩定的政治狀況下, 藉由重新制定水平的( horizontal )社會契約(群眾因此成為一個民族)和強化公民紐帶(公民之 間的凝聚力),最終使社會恢復穩定。 6 德沃金視公民抗命為憲法層面的法律爭論,以這種方式促進法律的健全性。 7 謝爾曼則表示,公民抗命不但不會破壞法治,還可以「支撐法治」,因為「對法律忠誠」要求「有良知的政治行動者推動戲劇性變革,增強法律的正當性和效能」。 8在這些論點的細節之外,公民抗命保護而非損害法治的潛力,如今在文獻中已獲廣泛接受,在公共論述中的接受度則低一些。

那麼,非文明抗命又如何?它可以體現對法治的尊重和增強法律的健全性嗎?我認為可以。想想一種旨在維護法治的非文明有原則抗命:針對政府的爆料,也就是未經授權取得和揭露國家機密資料。

美國曾出現許多可能強化了法治的爆料事件:艾斯柏格(Daniel Ellsberg)洩露「五角大廈文件」,揭露美國在越南、柬埔寨和寮國的戰爭罪行,以及對本國人民的欺騙;「深喉嚨」揭露水門醜聞,使違法者受到懲罰;史諾登揭露美國國家安全局違憲的大規模國內監控計畫。

這種性質的爆料暴露了嚴重的違法和濫權行為,促進了法治。雖然許多人將他們支持的針對政府的爆料行為稱為公民抗命(部分原因在於兩者都有支持法治的潛力),避免混淆兩者是很重要的。針對政府的爆料通常未能遵守文明規範(尤其是行動公開和不逃避責任這兩點),而且不可逆轉地破壞了國家認為適當或必要的保密措施,因此可能危及國家安全。藉由洩密,爆料者奪取了國家決定國家機密界限的獨有權力。這種爆料行為因此在某些方面往往是非文明的,但一如堅持文明規範的公民抗命,它們可以是正當的,理由是它們可以強化法治。(在第三章,我將基於正義義務,提出支持爆料的較廣泛理由。)

民主

反對抗命的第四個理由是抗命侵蝕民主權威。抗命者藐視民主立法程序並拒絕服從其結果,使自己成為民主理想的敵人,損害了民主和諧( democratic concord )的條件。 自由主義哲學家如羅爾斯一般都承認,公民抗命本質上是反民主的,但他們也強調,公民抗命有促進正義的潛力,可以對抗有問題的多數派決定。這些理論家強調,抗命者藉由以文明方式抗命告訴外界:她並非輕率地抗命,也沒有占守法者便宜。

共和與民主理論家提出了他們的另類抗命論述,主要是回應以民主為理由反對抗命的意見。

他們已經證明,許多公民抗命不但並未危及民主,還希望激發民主制度的活力,例如訴諸對抗國家制度的僵化傾向和突顯民主赤字這些手段。9 這些理論家常以另類全球化、反核及占領運動說明公民抗命的這種潛力。他們提出兩個重要觀點。第一,公民抗命者所抗議的往往恰恰是欠缺民主的問題(例如他們被排除在集體決策程序之外),抗命因此可以促進民主事業。第二,公民抗命應視為一種政治參與行為,而不是一種在正常政治程序失靈時才適用的體制外行動方式。

本章稍後,我將討論某些旨在傳播訊息的非文明抗命行為是否應該視為一種政治參與。但目前我只想指出,有關公民抗命的民主潛力的第一個觀點,也可以適用於非文明抗命。克萊頓(Cornell Clayton)就此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觀點:不文明行為是「社會分裂的症狀」而非根源。否定不文明行為、視之為對原本穩定的民主體制的威脅,往往就是在體制已失去穩定性的情況下堅持要穩定(這種穩定源自大眾對相互原則的共同承諾)。克萊頓還指出,在社會分裂的情況下,「不文明的行為往往促進了民主事業。」 10

檢視歷史上和當前的抵抗方式,我們確實可以看到,行動者選擇非文明抗命方式可以達到的民主效果,可能一如理論家認為公民抗命可以達到的。爭取女性參政權的人從言論升級至行動,先採用文明抗命方式,再採用非文明方式,要求賦予女性民主選舉權。她們的一些非文明行為,例如衝擊立法議會和選區,以及用酸性液體破壞國會議員常去的高爾夫球場和草地保齡球場的草皮,顯然是為了展現政治能動性和抗議被剝奪了民主選舉權。在當代的例子中,駭客行動主義者如已故的史瓦茲(Aaron Swartz )利用數位抗命戰術(多數是非文明的),抗議不正當的線上治理,並鼓勵其他公民來了解、關心和參與促進網路民主化的努力。一些游擊式傳播戰術也可視為非文明抗爭,例如愛滋平權聯盟(ACT UP)的一些行動,就是以非文明方式抗議政府面對愛滋病危機的冷淡態度,以及大眾對性少數群體錯誤的冷漠態度(違背了充分關懷、和平等對待每一個人的民主義務)。愛滋平權聯盟一九八九年在紐約證交所交易大廳抗議藥廠哄抬藥價,就史無前例地中斷了證券交易。那一年稍後,近五千名抗議者站在紐約聖巴德利爵主教座堂外面,譴責天主教會反對安全性行為教育。數十名愛滋平權聯盟和女性健康行動與動員組織(WHAM!)的成員更進入教堂打斷彌撒,呼喊口號,躺在通道上,甚至褻瀆聖餐餅。這些例子顯示,可能會有人以非文明手段追求民主包容性、設定議程,以及其他增強民主正當性的措施。

總括而言,上述四個理由(守法義務、搭便車、法治、民主)都無法支持我們在道德上禁止有原則的抗命。與此同時,公民抗命倡導者回應這些反對意見提出的理據,其實可以用來證成某些非文明的有原則違法行為。但是,可能會有人提出反對意見,認為將公民抗命的工具價值擴展至非文明抗命,是忽略了文明規範的道德意義。在下一章,我回應認為以文明方式抗命比較好的論點,並指出非文明手段的一些寶貴用途。

(本文摘自《抵抗的義務:面對不義的非文明抗命行動》,時報出版。標題為編輯所擬。)

作者簡介

康迪絲.戴瑪(Candice Delmas),美國東北大學(Northeastern University)哲學與政治科學助理教授,政治、哲學與經濟學課程副主任。2016至2017年於紐約大學法學院擔任研究員。近年來在「不服從」議題的討論上相當活躍。

譯者簡介

許瑞宋,香港科技大學會計系畢業,曾任路透中文新聞部編譯、培訓編輯和責任編輯。2011 年獲第一屆林語堂文學翻譯獎。譯有《基本收入》、《挑戰資本主義:大衛.哈維精選文集》和《大數據的傲慢與偏見》等數十本書。

註:

2. David Lefkowitz, "On a Moral Right to Civil Disobedience," Ethics 117, 2 (2007): 202-233.

3. 例如參見 Daniel Weinstock, "How Democratic Is Civil Disobedience?," Criminal Law and Philosophy 10, 4 (2016): 707720。

4. 例如參見 Carl Cohen, Civil Disobedience: Conscience, Tactics, and the Law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71), chap. 6

5. 參見Jeremy Waldron, The Dignity of Legisl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59-62。

6. Hannah Arendt, "Reflections on Civil Disobedience," The New Yorker (September 12, 1970), 70-105.

7. Ronald Dworkin, "On Not Prosecuting Civil Disobedience,"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 June 6, 1968).

8. William E. Scheuerman, "Recent Theories of Civil disobedience: An Anti-Legalistic Turn?,"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23, 4 (2015): 427-449, 431.

9. 參見 Daniel Markovits, "Democratic Disobedience," The Yale Law Review 114, 8 (2005): 1897-1952; Celikates, "Civil Disobedience as Practice of Civic Freedom"; William Smith, Civil Disobedience and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bingdon, UK: Routledge, 2013), chap. 3.

10. Cornell Clayton, "Incivility Crisis of Politics Is Just a Symptom of Division," The Seattle Times (October 27, 2012), http://old.seattletimes.com/html/opinion/2019534569_cornellclaytonopedxm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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