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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抵抗不義是每個人的責任 行動者須深思正確政治行動路線

2020/1/2 — 12:27

【文:康迪絲.戴瑪(Candice Delmas)】

如果我的論點正確,公民的政治義務顯然是多方面的。守法義務只是多種義務的其中一項,而且在現實世界中不是首要的義務。因此,哲學家是時候摒棄政治義務等同守法義務的這個觀念了。問題並非僅限於語義:該觀念滲透討論的內容和討論的方式。長期以來,守法義務一直是哲學家關注的焦點,結果是我們應該肩負的其他政治義務 (尤其是面對不義時該肩負的義務)備受忽視。整體而言,政治義務文獻中的兩大陣營都集中關注正反論點的推論邏輯,並未質疑將政治義務等同守法義務或僅關注守法義務的做法。以這種方式討論遮掩了抗命阻礙不義和促進民主的作用。在某種意義上,哲學界極度重視政治義務等同守法義務這一觀念,同時將有原則的抗命貶至其他角落(例如有關自由國家是否應該豁免出於良心抗命者法律責任,或是否應該寬容對待公民抗命者的問題),是將國家要求人民服從視為理所當然,因此承認了這種要求是正當的。本書嘗試顛覆這種框架和重新構想政治義務,因應現實世界中的不義提出一種比較豐富的論述。

我在本書辨明的迫切政治義務往往符合行動主義者和異見者的自我理解和對其他人的呼籲 — 他們呼籲其他人加入抵抗不義的行列。馬丁.路德.金恩曾說:道德宇宙長路漫漫,但終歸走向正義。我想說的是:我們必須施加一些壓力,道德宇宙才會走向正義。如果沒有抵抗者和改革者的努力發揮作用,道德宇宙不會走向正義,而是會被替自己謀利的掌權者扭曲,然後演變成意識形態以維持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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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令人訝異的是,這些多重的抵抗政治義務源自牢牢確立的自由主義政治道德規範,而基進的行動主義者如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和黑人女性主義者往往視這些規範為抵抗不義的障礙。但是,自由主義承擔的基本義務對我們應該如何回應周遭的不義可以有、也確實有深遠和基進的涵義。

歷史告訴我們,有原則的抗命(從民眾起義到逃避兵役,從普通美國公民暗中援助逃亡的奴隸到伊朗女性違法貼出她們不戴頭巾的照片或影片)是一股良善的力量,可以有力地抵抗威權主義和壓迫。本書進一步指出,即使在民主體制中,公民也可以藉由有原則的抗命履行他們的政治義務,有時還必須這麼做。抗命可以阻礙不義或表示反對不義之意,而如果抗命的人夠多,還可以確立反政府的公意。鄂蘭就認為大規模的公民抗命是一種真正的政治行動—人們共同做一些事,創造新的開端。1鄂蘭視政治行動為與既有秩序基本上意外的、自由的和自發的創造性決裂,這概念令人擔心以下問題。站在鄂蘭的觀點,我在這整本書中運用的工具性思維(其形式是:抗命、參與運動、爆料揭弊之類的行動,是為了抵抗不義和促進民主)歪曲了政治行動:政治行動是一種實踐(praxis ;一種事件,一種行為),但我錯誤地將它說成是一種創造(poiesis ;一種產物,一種製品)。這種準形而上的反對意見可以稍微具體地轉述如下:我的論述歪曲了政治能動性,假定它涉及行為者根據不同行動方案的預期結果,理性地權衡這些方案的利弊。說白了這是認識論的問題:我假定我們可以知道我們的行動將對世界產生什麼影響,但我們其實無法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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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多數讀者或許不認同鄂蘭的政治行動形而上論,但她的理論突顯了我仰賴工具性思維的潛在問題。因為如果真正的政治行動是自由和團結的一種野性表現;如果一如鄂蘭所言,真正的政治行動是自發、無預謀和不可預料的,則工具性思維對它不適用 — 因為這種思維可能扭曲和背叛它,使它脫離令它具有真正政治性的元素。2

我的論述確實假定行為者會深思或預謀,以及行動是相對可預料的。它假定行為者是會自我反省的個人:他們認真評估周遭情況,辨明不義,然後與其他人商議最有效的抵抗方式。它也假定行為者可以合理地努力預料其行動的可能後果。不過,我不認為這些假設有問題。我對政治行動的這種設想反映行動者的實際做法:他們深思細想、組織和計畫,製作和派發小冊子,籌集資金,接受訪問和發出新聞稿,預設外界對其行動的反應,在有人被補時取得保釋金,諸如此類。

行動者顯然必須深思什麼是正確的政治行動路線,正如公共論辯也需要批判反省。而策略上的計算權衡也與鄂蘭的這種觀點相容:政治行動是社會契約精神 (顛覆、創造、新開端)的傳導管道。事實上,那些要素是政治行動成功的必要條件。

當然,現實中有許多方面的不確定性,許多無法衡量的因素可能影響一項行動的軌跡:當局意外拒絕發出許可,可能令預定的遊行無法進行;示威中爆發暴力事件,可能破壞一場運動的和平訊息;天氣寒冷可能令靜坐行動的參與者減少;某個名人最後關頭表達支持,可能令運動聲勢大漲;一張標誌性的照片可能對抗爭大有幫助;國際新聞可能導致較少人關注國內重要的抗議活動,諸如此類。但是,這一切都無法證明務實的思考籌謀在真正的政治行動中不適用 — 它只能說明其作用是有限的,而且可能出錯。因此,政治理論家研究社會運動時運用統計方法,是反映政治行動的不確定性,而這不代表政治行動是完全不可預料的。

因此,儘管我對鄂蘭欣賞公民抗命充滿民主精神和重整世界秩序的力量有共鳴,我不認同她強調政治行動的無限制、自發和不可預料特性。行動 (acting)與製造(making)確實非常不同,但這並不意味著行為者完全無法控制前者。政治行動的不確定性意味著我們既需要謹慎,也需要遠見;需要特定的技能和性情組合,例如亞里斯多德所講的實踐智慧 (phronesis)或馬基維利所講的能力(virtù);需要真正的協作參與,如此方能駕馭複雜的政治形勢。政治行動的不確定性也要求我們具有勇氣和承擔風險的意願。簡而言之,這一切都不阻礙我們承擔面對不義時採取行動的政治義務,也不阻礙研究相關問題的理論努力。相反地,它使我們想起當年那些年輕自由乘客的看法:抵抗不義是「每一個人的責任」。(編按:自由乘客,Freedom Riders。 1961 年美國南部種族歧視嚴重,雖然法院宣佈洲際交通間的種族隔離法違憲,但南部各州實際上仍然實行種族隔離。民權組織「種族平等大會」在全國招募志願者 — 自由乘客,旨在深入南部,挑戰種族隔離。事件演變成多場民眾衝突,成功迫令各州發強制令,撤銷各項種族隔離措施。)

(本文摘自《抵抗的義務:面對不義的非文明抗命行動》,時報出版。標題為編輯所擬。)

註:

1. Arendt, "Reflections on Civil Disobedience."
2. 參見 George Kateb, "Political Action,"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annah Arendt, ed. D. Vill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30-148 。

《抵抗的義務:面對不義的非文明抗命行動》書封

《抵抗的義務:面對不義的非文明抗命行動》書封

作者簡介

康迪絲.戴瑪(Candice Delmas),美國東北大學(Northeastern University)哲學與政治科學助理教授,政治、哲學與經濟學課程副主任。2016至2017年於紐約大學法學院擔任研究員。近年來在「不服從」議題的討論上相當活躍。

譯者簡介

許瑞宋,香港科技大學會計系畢業,曾任路透中文新聞部編譯、培訓編輯和責任編輯。2011 年獲第一屆林語堂文學翻譯獎。譯有《基本收入》、《挑戰資本主義:大衛.哈維精選文集》和《大數據的傲慢與偏見》等數十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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