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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你不記得的恐怖份子

2020/6/10 — 11:51

南非前總統曼德拉(資料圖片,來源:Nelson Mandela Foundation Facebook)

南非前總統曼德拉(資料圖片,來源:Nelson Mandela Foundation Facebook)

曼德拉在今日世人心中,印象大概僅限晚年作為,配合選舉形象公關及西方媒體洗白,首任南非非裔總統適時擔當愛與和平的象徵。對老一輩南非黑人而言,馬迪巴(Madiba)卻從來是位戰士:曼德拉呼籲種族和平共處,亦曾成立游擊組織民族之矛;做過雄辯滔滔排難解紛的律師,同時是一米九十的重量級拳擊手;告別二十七年牢獄生涯一刻,他高舉拳頭,而不是比一個愛心。

在南非以及英美政權眼裡,曼德拉則是個恐怖分子。戴卓爾聲言非洲民族議會(非國大;ANC)份屬恐怖組織,列根否決兩黨支持的反種族隔離法案(Comprehensive Anti-Apartheid Act);一九六四年,南非里沃尼亞審判(Rivonia Trial)宣判,非國大列為恐怖組織,曼德拉叛國罪成處以終身監禁,其中兩項蓄意破壞罪指控包括:

  1. 在南非共和國國內和國外招募人員,在以下方面對其加以指導和訓練:
    1. 準備、生產和使用爆炸品,以對南非共和國實施暴力和破壞罪行(根據所提交的證據,當中包括二十一萬枚手榴彈、四﹒八萬枚殺傷性地雷、一千五百個計時裝置、一百四十四噸硝酸銨、二十一﹒六噸鋁粉和一噸黑火藥)。
    2. 作戰技術,包括在南非共和國內進行遊擊戰和有目的性的軍事訓練。
  2. 進一步實踐暴力和破壞行為(包括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三年的一百九十三宗恐怖主義罪行)。
  3. 在南非共和國展開遊擊戰。
  4. 在涉及南非共和國的事務上對別國軍隊提供協助。
  5. 在南非共和國參與暴力革命,該被告曾傷害、損害、破壞、廢損、擊毀、阻礙或危及:
    1. 公共健康和安全;
    2. 法律與秩序的維護;
    3. 光、電和燃料的供給和配給;
    4. 郵政、電話和電報設施;
    5. 陸地交通的自由活動;
    6. 國家和他人的財產,包括動產和不動產。

曼德拉並非第一日投身民運就如此激進,而是被南非長年的不公、歧視、警暴和惡法迫成。非國大一九一二年成立之初,訴求同作風一樣溫和,爭取全民選舉權的手段除了遊行請願就是談判。當時南非白人僅佔總人口約兩成,一旦普選白種政權不保,回絕是情理之中,進一步打壓亦是意料之內。一九四零年代黨內青年聯盟(Youth League)冒起,代表人物曼德拉與席蘇魯(Walter Sisulu)看不慣非國大軟弱無能,傾向進取抗爭,不過亦僅止於杯葛和公民抗命之類不合作運動,例如集體焚毀通行證和佔用白人專列車卡,最「極端」者號召罷工 — 南非黑人罷工屬可監禁罪行 — 依然屬於和平示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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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國民黨(The National Party)一九四八年上台,歧視方針正名種族隔離(Apartheid),陸續通過法例剝削有色人種的政經權益,例如褫奪投票權、限制從事技術性工種以及圈地逼遷數以百萬計人口。惡法需要惡法維持,南非政權打壓異見無所不用其極,輕則「查禁」(Banning)數年 — 被查禁者不得出席三人以上集結,嚴禁進入報館、學校之類指定場所,須受警察監視,引述被查禁者言論亦屬違法等等 — 重則扣上共黨帽子,控以顛覆國家罪名。如同「危害國家安全」一類萬能罪,「反共產主義法」(Suppression of Communism Act)定義極寬,涵蓋國會以外的一切政治活動,一九五五年南非史上最大型民主派同盟議會聯盟(The Congress Alliance)倡導民主、平等、法治、人權、均富、和平的「自由憲章」(The Freedom Charter)就被打成「暴力共產主義革命藍圖」,一百五十六名運動領袖遭控叛國,纏訟數年。

幾乎每次示威都被軍警血腥鎮壓,部分南非示威者已放棄和理非路線,轉投勇武抗爭 — 譬如泛非主義者成立武裝組織「波可」(Poqo) — 曼德拉的轉捩點則發生於一九六零年沙佩維爾屠殺(Sharpeville massacre)。一場杯葛通行證法的示威爆發警民衝突,警察向走避中的群眾開槍,造成六十九死,一百八十人傷。事件激起全國罷工,聯合國乃至盟友如英美聯手譴責,南非頓時爆發信心危機,白人社會湧現賣樓潮移民潮。正當抗爭一方以為轉變在望,南非總理維沃德(Hendrik Verwoerd)宣佈進入緊急狀態,聲討暴徒「恐怖統治」,其後便是一連四日的止暴制亂:示威團體一概取締,黑人社區斷水斷糧,罷工民眾被軍警拖上街棍棒侍候,兩萬多人被捕。政府採取一切必要手段強力遏制打擊之下,市面秩序最終恢復。英美不久亦重啟對南非正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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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鎮壓如此慘烈,當時亦不見得多數南非黑人支持以武制暴,不少就傾向靜待解殖的變革之風(wind of change)吹至。曼德拉勸說非國大主席盧圖利(Albert Luthuli)轉投武力抗爭不果,但獲准另組準軍事團體民族之矛(Umkhonto we Sizwe),借助南非共產黨的人脈接收古巴、中國及蘇聯等國軍事援助。對曼德拉而言,「恰當受控暴力」(properly controlled violence)意味避免人命傷亡,炸毀基建旨在阻嚇外資及增加管治成本,游擊則是預備將來談判破裂的升級手段。無論如何,用武已不可避免:

我等認為,如不武力抗爭,非洲人無從扭轉白人主宰方針。體制合法抗議方式均已明令禁絕,不欲永遠屈服,唯有對抗,違法達義……當和平手段失效,政府又暴力鎮壓一切異見,我等只能以暴易暴。民族之矛所用武力並非恐怖主義,成員一概秉持非國大傳統,透過和平與談判方式解決政治衝突…… 非國大一直致力推進非種族民主政體,力求避免族群分歧加劇。不幸過去五十五年非暴力抗爭一無所獲,法律反而愈趨高壓,人權愈見萎縮。 — 一九六四年曼德拉庭上自辯

曼德拉落網之後,抗爭一度沉寂多年,至一九七六年南非政府教育改革,未經諮詢 — 官方解釋:「諮詢過憲法」 — 強推荷語系白人所用阿菲利卡語(Afrikaans)成為索維托黑人學校教學語言,引發當地學生示威抗議。政權重施故技,但在兩名學童被槍殺後,全國氣氛一變,暴動四起,大量黑人投身民族之矛及國外的游擊基地,此後的武力抗爭不再遵從不殺傷原則。政府的自我預言終於實現。

近百年南非抗暴啟示錄之中,武力究竟有多重要?南非抗爭奉行和勇合流 — 譬如和理非號召罷工,人員一清空民族之矛就出場炸毀工廠 — 而且多線並行,從國內的示威、破壞到國外的游擊、遊說,盡皆缺一不可,影響環環相扣。勇武抗爭的貢獻在於一方面加重管治負擔 — 一九七四年至一九八五年間南非軍費升近六倍 — 另一方面藉擾亂社會秩序打擊經濟,加劇南非政府的債務危機;而政權對人民的鎮壓又會招致國際非議,釀成外交壓力。

評論一般認為外國勢力至為關鍵,畢竟德克勒(F. W. de Klerk)政府之所以願意結束種族隔離政策,開放全民普選,皆因隨着東歐變天、蘇聯解體,共產陣營威脅削弱,遂有老布殊敦促釋放曼德拉,克林頓與馬卓安確保南非政制安全過渡。然而必須指出,南非抗爭者的國際戰線並非僅僅針對政客,更重要者可能在於憑藉理念連結世界群眾,為反種族隔離事業出錢出力,民族之矛海外基地的游擊成員就來自五湖四海,又例如一九八八年倫敦溫布萊球場慶祝曼德拉七十壽辰的慈善演唱會之所以成為史上最大生日派對,亦須歸功於「釋放曼德拉運動」(Free Mandela Campaign)多年全球經營;而早於一九八六年,美國國會就否決列根的否決,大比數通過反種族隔離法案,厲行經濟制裁南非。兩黨共識來自人民的共識:由人民向政府施壓,而非一味訴諸權貴由上而下的施捨,正正是民主精神的體現。身處冷戰博奕棋局,人民的理念依然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曼德拉以和解使者聞名世界,國內則有人視此為污點甚至「出賣」。一九九零年代初期,就南非未來有兩套談判同時進行:一套在日間,由南非民主大會(CODESA)主持,公開討論政治體系;另一套在夜晚,假南非開發銀行秘密舉行,在美國、國際貨幣基金和礦業巨頭主導下,最終擬訂一份「共識」:新南非將實行財政緊縮、自由化、私有化以換取貸款。曼德拉自獲釋後便與礦業大亨歐本海默(Henry Oppenheimer)過從甚密,當選後留任白人政權的保守市場派財政部長;受國際投資者施壓影響,非國大毫無經濟改革權力,新政府履行市場原則,完全違背自由憲章就國有化及勞者享地的承諾,民族之矛戰友卡斯里爾(Ronnie Kasrils)更指稱接納貸款條件相當於浮士德向魔鬼出賣靈魂。時至今日,南非白人 — 佔總人口不足一成 — 擁有全國 72% 土地、掌控絕大部分財富,貧富懸殊依然維持種族隔離時代格局。假如老年曼德拉堅守青年的立場,會否仍被奉為普世偉人,抑或繼續被英美政府標籤為恐怖分子?上半場打得波瀾壯闊,下半場如果洩氣,太不值得。抗爭之路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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