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職工盟.1】四死士與辭職者 未言棄的白痴主席、講故佬、執骨人和獄中人

「我喺度特別想同屬會,同埋香港人,講聲對唔住……」

上周日(19 日)下午三點,旺角永旺行職工盟辦公室七樓,兩三百呎的會議室內,幾十個傳媒攝記擠得水洩不通,背後䜿起「尊嚴」、「民主」、「公平」的職工盟直幡。席上,剩下「末代主席」黃迺元與副主席鄧建華、司庫鍾松輝坐在一起,宣佈因成員受人身安全威脅,決定啟動解散程序。黃迺元終究忍不住淚水:「對唔住,我哋職工盟撐唔到落去。」

自上周四起,26 名原有執委中,其餘所有人已辭職,剩下「三死士」走進去會議室,職工盟也將走進歷史的長河裡。

過去一星期,職工盟匆匆解散,對局中人如同夢一般。一周前,即使在建制傳媒的攻擊下,他們仍未想過解散,這一周,發生了什麼?記者會上的三個人,不熟悉工運的或者都不認得,他們是誰?黃迺元是清潔工也是「末代主席」,副主席鄧建華想藉最後展覽做個「講故佬」,司庫鍾松輝是組織「執骨人」,還有眾人最熟悉的面孔 — 前總幹事蒙兆達在辭職赴英前後,向《立場》交代背後始末,他們的工運故事是什麼?

職工盟宣布啟動解散程序記者會,台前為鄧建華、黃迺元、鍾松輝。

「末代主席」黃迺元:工運新丁的前半生

記者會上,有攝記悄悄問旁邊的同行,「藍色衫嗰個係咪主席?」

「人老資歷嫰」— 滿頭半黑不白的髮絲,年屆半百的黃迺元這樣形容自己。兩年前,他成為清潔服務業職工會理事,加入職工盟執委會,不足一年。

記招前十分鐘,黃迺元非常緊張。其餘成員在準備室內,他偏偏覺窒息,抽煙怕被傳媒拍到,衝在廁所洗了好幾把面,在外面來回踱步,左手握右手,右手拿着講稿,垂頭深呼吸又冥想,極力平靜情緒,不斷跟自己說:「定啲嚟,一陣盡量好似機械人咁。」

這輩子,他第一次面對這麼多傳媒,經過長廊走入記招所在的會議室前,亦萬般不願地說:「其實,我好唔希望自己係見證呢一個歷史。」他苦笑:「好憎人哋嗌我做『末任主席』㗎,但係我自己呢個禮拜不停咁掛住喺口邊。」

黃迺元是工運新丁,卻又是末代主席。這天記者會,他相當緊張。

坐上枱,一開口,他的腦袋空白了幾秒 — 走過 31 年的獨立工運組織,竟要斷在僅兩年工運資歷的新丁手上。

前半生,黃迺元走過的路多波折,人到中年轉行追夢,去香港藝術學院選修藝術文學士,藝術家程展緯曾是他老師,過五關斬六將尋得藝術品管理的高薪厚職,後來又憤而辭職;選擇去做露宿者組織幹事,又辭職,只為應德國藝術家邀約,扮露宿者試用其作品,怎料有相識的露宿者誤以為他失業,介紹他打散工。他想嘗試以露宿者身份求職,便將錯就錯,去了做清潔工,一做五年。

「第一日好震驚,點解休息同食飯地方係一個垃圾房改建嘅?」出身中產,昔日父母在登打士街開洋服店,他從未細看工人處境。第一天,他在街市負責清坑渠,日薪 350 元,二三十個工人擠在簡陋的休息室,輪流等一個微波爐,甚至為此爭執。做久一點,又苦況深似海,「入行門檻低,你議價能力低,容易被替代,好多時候你唔會好敢為自己發聲。」少數族裔工友因語言不通,連連被佔便宜,一個月只放一日假,被要求上夜班,卻沒人提醒他打卡 ——「出到嚟就『吓點解得咁少錢嘅』,」他自然路見不平提水,「做咩開工唔打卡,咁傻啊。」為他人維權,時常與上司頂項,被斥「唔好搞咁多嘢」。

黃迺元正職是一個清潔工

2017 年底,一連十天的海麗邨清潔工工潮,一班工友為取回遣散費抗爭,又成功在政府合約下,爭取約滿酬金。在新聞報導中,黃迺元看見有工友到房署前請願時缺水缺糧,互相團結聲援,開始認識職工盟的協調及支援角色。清潔工會後續舉辦社區活動,他應邀做「真人圖書館」,其後獲邀加入清潔工會,為會議做文書紀錄,很快晉身理事,繼而加入職工盟 — 2019 年反送中運動時,尖沙咀時常放催淚彈,他便上油尖旺區議會談論對清潔工友的影響;翌年,抗疫基金第一輪沒有包括清潔工,第二輪包括了,卻要由管理公司申請、再交清潔公司,才轉交工人,而且限額,他也發聲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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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先於能力  內疚之中的「白痴主席」

後半生,加入工運,讓黃迺元忽然走上了歷史舞台。

去年職工盟選新一屆執委會,差一票,黃迺元就選不上副主席。吳敏兒 2 月 28 日無法保釋後,執委會上,蒙兆達問:「有冇邊位副主席可以幫手署任?」出乎所有人意料,大家面面相覷,黃迺元第一個舉手,不想有尷尬場面,心想「如果俾大家知道連署任主席都冇,仲得了」。當場有掌聲,有人跟他說「你咁都夠膽嚟」,事後有人說,曾擔心一個清潔工未必有能力擔任主席。上任吳敏兒曾是英航工運舵手,他心知肚明,「無論資歷或者能力都係個落差好大。」

他難忘上工會理事班,聽導師吳敏兒分享英航工運打上總公司的經歷,他聽得驚嘆連連;蒙兆達給他一本書《團結不折彎— 香港獨立工運尋索 40 年》,他認真研讀。到他代表香港清潔工,參加國際清潔勞工會議,聽着哥倫比亞工會代表稱自己正流亡,他漸漸有了覺悟,「原來搞工運去到某一個位,會令到既得利益者甚至乎當權者想你禁言,想你消失」。

黃迺元在職工盟辦公室所在大廈天台,身後寫著:When will we be back。

「總係會有人要去承擔嗰個責任同後果。」在接棒那一刻,承擔比專業能力重要。何況有職工盟團隊支援,政策研討如最低工資、標準工時是他的弱項,團隊便準備資料,做決策的時候,亦是集體協商。他笑了笑,「所以我相信,我呢個『白痴主席』都應該唔會跣到工盟嘅。」不是沒有犧牲,他自己開公司,身兼工頭、判頭、工友三職於一身,即使坐上了主席一職後,被客人認出來,失去生意,或被佔便宜,他也無奈承受。

堅守過,到宣告解散 — 他自嘲像敗家仔,敗光前人基業,也像主診醫生, 向病人家屬宣告死亡 — 未來,他想親身去探監,向李卓人道一次歉。「我一路都好怕呢件事嘅發生,好怕辜負咗人哥,辜負咗 Carol(吳敏兒)交托喺我手上嘅職工盟。」

近月,他去監獄探訪李卓人。隔着玻璃窗和話筒,旁邊的李卓人太太鄧燕娥提到他媽媽身體不好,李卓人仍然強掛起一點微笑,藏起愁緒,只是掩不住地說:「唉呀,咁就慘啦。」黃迺元一聽,心就難受起來,輪到他開口,一句也說不出來 —「好大機會,人哥唔會有機會返嚟見返媽媽。」

2021 年 9 月,職工盟啟動解散程序記者會上,黃迺元搭著鍾松輝的肩。

就在那一刻,在淚目中,他明白了自己的使命。身邊人日日問他要不要一起移居外地,他都推卻,說捨不得家人,「畀我頂多陣先」。「就算要解散職工盟,只要有工人地方,就有人會對工人不義,就會有工人爭取工人權益,工盟係會散,但工運係唔會散嘅。」他重重嘆了一口氣,「我希望即使職工盟唔存在都好,職工盟呢種獨立自主工運精神係會仍然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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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故佬」鄧建華:把握最後一口氣 講 30 年工運故事

「我原本以為個記招好難做,原來都會做到。」兩位副主席翁愛明及徐考澧已在今個月辭職,唯一一位留守的副主席鄧建華說。今年 3 月吳敏兒還押後,他自告奮勇補上副主席的位置,「由嗰刻開始已知要踩到尾。」

當日記招,記者破天荒擠滿會議室。會後鄧建華感嘆道:「以前叫記者冇人嚟呀,又話呢個好緊要⋯⋯以前冇理過,點解呢單新聞緊要呢?」他在工盟任職幹事八年,有一半時間專責冷門的外傭工會,處理如中介剝削等議題,開過無數次記者會,最少那次只有一位記者到場。香港勞工議題冷門,直到組織宣佈啟動解散程序成了頭條新聞。

今年 3 月吳敏兒還押後,鄧建華自告奮勇補上副主席的位置,「由嗰刻開始已知要踩到尾。」

上周四決定啟動解散的執委會上,執委團隊討論未來風險後,其中三人主動舉手留守,亦有辭任執委極不捨得,不想這樣做,有工友哭着說:「做咗啲咩呢?點解要辭職?」黃迺元稱:「我作為一個主席,最大責任嘅就係保障所有人嘅安全。」而留下來的「三死士」,有一致共識,有支聯會前車之鑒,由記招到召開會員大會的兩周內,隨時都會收到來自國安處索取資料的信,有足心理準備後,才可以談論應對策略。

鄧建華不認同自己是死士, 「我個經驗走到而家,係無可避免有個咁嘅責任喺身。」2007 年,他一個中學生,已遇上社運啟蒙,第一場抗爭是皇后碼頭保育;同一個炎夏,又一腔熱血, 穿校服隨天光道地盤的紮鐵工人去荃灣示威,甚至寫了篇聲明,貼在校網。入讀嶺大,四年後任學聯代表會主席,往政府公眾諮詢會抗議替補機制,被控公眾地方擾亂秩序,判監三周;2013 年碼頭工潮,​​剛大學畢業的鄧建華仍在待業中,索性去碼頭坐了好多天,遇上職工盟招聘組織幹事,從此負責跟進本地家務工及各外傭屬會。

職工盟展覽展出其中一張相片,正是當年碼頭工潮

無數個周日,他走進本地社運的另一個世界,與來自菲律賓、印尼、泰國的外傭工會代表一同參加活動,如跳舞、選美、潑水節等等;同時與印尼工會跟進 Erwiana 被虐打的個案,負責以廣東話發聲,擺街站和連結中文傳媒,又合作跟進中介剝削、超收費用的受害個案,開記者會,向勞工處申索,逼令修改中介公司法例。作為工會幹事,他提倡打工仔爭取權益,卻先放棄自己的假期。他漸漸數不清赴東南亞開會幾次,聽過無數次次各地工運的故事,每每如韓國、東西亞的工會領袖陷獄,要由其他人代為出席國際會議,昔日從未想過會輪到職工盟。

在記者會上,鄧建華宣佈,職工盟將舉辦一場名為「序」的展覽,細數八十年代民間團體打併勞工法例修訂、職工盟推動過的工潮,他說:「要把握最後一口氣,講職工盟嘅故事。」

鄧建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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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運三十年  組織「執骨人」:冇諗過工盟仲早退休過我

鍾松輝前一次出現在媒體上,是作為民陣的臨時召集人,處理解散事宜,到了今次職工盟即將解散,他同樣選擇留下。

任巴士司機 42 年,遇上八九民運六四屠城事件,鍾松輝才由一個只貪吃喝玩樂的港人覺醒,天天收夜更,仍單拖去新華社門前靜坐表態;到了營救李卓人,去港督府門前請願靜坐,在風雨中渾身濕透。同事嘲笑他「傻傻地」,他一於不理。

父母在基層打滾,學歷只到小學畢業,當年已婚的他,知道回歸已近,開始為下一代思考:「我淨係識揸巴士乜都唔識,學歷又冇,咁可以做啲乜嘢呢?如果要為呢個社會做啲咩,搵啲咩組織、方法去做呢?最方便就工會。」

鍾松輝任巴士司機 42 年。八九民運六四屠城,是他的政治覺醒起點。

為勞權奮戰,也為追尋信念。中巴工會原屬國民黨背景的港九工團聯會,1996 年中巴結束後,新巴接手經營權,他率眾成立新巴第一世界職工會公司主席,通過會員投票,工會改投職工盟,「五年搞八次行動」,爭取勞工權,包括零三年罷工抗議削雙糧。翌年,民陣時任召集人胡露茜借場開會,他走錯樓層,一問之下,才知道選新一屆民陣「民生及民權小組」召集人,胡露茜邀他坐下來聽,孰料陰差陽錯,又選中他。他本來推卻,理由是未得職工盟同意 — 事後當然是就此做了兩屆召集人。選擇上船,只因他想踏入社運圈,了解社會病灶,接觸各階層的人,「你唔跳落去,你改變唔到㗎嘛。」

十多年後,「兩民小組」早已解散,民陣也在 8 月 15 日解散了。原召集人陳皓恒入獄前,開了一次大會,主動提出由鍾松輝做,稱只需要更新團體資料,以及負責九月大會,若無人上任,便再談去向。因為道義,他一口答應。此後,警方國安處致電,稱「純粹搵你了解吓民陣幾樣野」。他不緊張,倒是蒙兆達大為緊張,著他一定要帶律師。

駕駛巴士中的鍾松輝。

如今第二次為將解散的組織守尾門。「坐低咪承擔責任囉。」鍾松輝淡淡然道:「第一,為咗件事順利,第二亦係令其他執委可以功成身退,毋須留咁多人喺度囉。」

鍾松輝擔任司庫,有他簽名,才能在銀行簽票,處理隨解散而來的員工遣散費事宜以及資產。「我冇得唔留低,呢個純粹係工作上嘅考慮。」記者要他談對工盟感情,他才說:「就算去到最後一刻,我都希望同工盟一齊囉。」他開了個黑色玩笑,「全部都係我幫你(共產黨)解散嘅…你仲想點?」

「有時啲嘢,一唔到你評估,二唔到你諗,始終個控制權唔喺自己手上。」鍾松輝今年 68 歲,「翻醃」過三年續約,今年十一月就榮休。「我諗都係走唔甩㗎啦。」工運路上,他退下巴士工會主席多年,實踐過理想,本以為退休後,除了弄孫為樂,還可以回來幫忙。「真係陰公……冇諗過工盟仲早退休過我。」

鍾松輝與他的孫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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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職總幹事前  蒙兆達的工運路 曾承諾李卓人:「撐到你出嚟為止」

選擇離開的人,是已辭任並離港的前總幹事蒙兆達。

職工盟辦公室樓層外,貼着一連串屬會「水牌」。「你好彩,剛剛收到佢封信話退出咗。」離任前,蒙兆達應要求披上「滴水穿石」的 T 恤接受訪問,一邊說,一邊拆下「香港警務處電訊技術人員工會」的牌子,還有已解散的「英航機艙服務員工會」、「港龍機師工會」等。教協倒下後,工盟原有 96 個屬會,有 10 個退出,近來社福機構工會來信稱會員要求退出,「呢個係一個心痛同沉重嘅決定,要同職工盟分手」。

「六四事件後,就係一個堅持嘅問題。」1989 年,蒙兆達仍是中學生,習慣打開收音機溫書,到新聞環節就關掉。直至全民聲援八九民運,他一改常態,帶同學去遮打花園集會,又組織關心中國學會,在周會代表上台發言。

職工盟辦公室樓層外,貼着一連串屬會「水牌」。這天蒙兆達拆下「香港警務處電訊技術人員工會」的牌子。

九一年入讀中大,他順理成章加入國是學會。九三年任中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時,聲援過國泰空姐罷工。某次國是學會辯論時,師兄問他:「你有冇諗過佢(基層)唔走出嚟嘅原因?其實佢可能要付出生活上種種代價。」那一句話,彷彿扇了來自基層的他一巴掌。

兩年後畢業,蒙兆達第一份工便任職工盟幹事,遇上第一個工潮 — 有酒樓無理解僱工作近五年的資深員工,卻不發放長期服務金,二百多個員工有一半簽了聯署信抗議,連酒樓內的點心紙上也夾着單張。為討回公道,十多個工友圍堵老闆,對方卻一指蒙兆達,振振有辭破口大罵:「你哋啲工會喺度搞搞震!我哋同啲員工關係都唔知幾好!」靜了幾秒,一位部長率先打破沉默:「你唔好冤戾佢哋,係你咁樣刻薄啲員工,我哋搵佢哋幫手啫。」其他人隨即你一言我一語,老闆不敢駁。事件被報導後,所有工友獲續聘,唯獨部長被炒魷,頂多能獲賠償金。「犧牲咗敢發聲嘅人,但自己好似幫唔到佢。」

其他人的犧牲,成為他的陰影。今年四月,李卓人因未經批准集結罪被判入獄十四個月。此前,二人曾深談。蒙兆達告知他,太太與兩個女兒已去了英國,李卓人立即大為緊張,跟他說:「吓,咁你都要過去啦喎,唔知等幾耐喎要。」他不想加深對方煩惱,反駁道:「你唔好諗咁多啦。」估算過刑期,蒙兆達便承諾:「希望繼續撐到你出嚟為止。」

「你唔係好 100% 肯定你可以撐到幾時,可以行到去邊一日,但又發覺每日所做嘅嘢,不論係搞一個街站,不論回應記者提問,喺咁風高浪急嘅環境,咁多政治恐慌嘅壓力底下,一個簡單嘅行動,一個簡單嘅說話,其實都係好有份量。」

2021 年 5 月 18 日,十一案審訊後,被押回荔枝角收押所的李卓人。

離港前中間人威脅「合作」 終作「痛苦而無奈的抉擇」

隨著李卓人因支聯會主席身份再被加控《國安法》,在任職總幹事十年後,蒙兆達開始擔心無法守住職工盟。
 
人屆半百,一方面,蒙兆達在職工盟半生,受賞識,打過一場場硬仗,包括紮鐵工人罷工抗爭、碼頭工潮,辦公室的壁布仍掛着「還我集體談判權」的布條。「冇咗工盟,就唔會有今天蒙兆達。」另一方面,太太表面堅強,即使他獨自留港,亦從未抱怨半句,不過每逢通電話,卻止不住悲傷。「如果自己要坐監的話,最放不下就是太太和兩個女兒,想到太太要獨個兒承擔養育女兒責任,獨個兒要在外地面對生活種種重擔,自己便不敢再想下去後果會如何。」
 
過去一段時間,蒙兆達抵禦過壓力,有其他掌職者曾收過中間人的訊息:「問我哋係咪解散呀,解散對你有好處,唔解散既話,不如你辭職啦。」尤其支聯會被清算後,批鬥的矛頭對準職工盟,他感壓力越大。離港後,他向《立場》透露,辭職前幾日,曾有中間人接觸,明言希望他「合作」,「暗示如我不合作便後果嚴重,我聽後沒有回應對方,但心知留港風險日益增加」。
 
團體不斷解散,公民社會被打壓得「血肉模糊」,在親建制媒體的攻擊下,戰友的堅毅,繼續如常工作,教他感動,亦不斷反覆掙扎去留。「職工盟係一種精神,一種價值,我好想係自己留低,留得幾耐得幾耐……延續呢種價值。」
 
無奈訪問後四天,他終宣佈辭職,告別聲明僅有兩段,提到基於個人政治風險及安全考慮,緊急離港赴英,「一種強大力量,逼使我必須在總幹事和爸爸兩個身分之間,作出痛苦和無奈的抉擇。」周四的執委會前,蒙兆達未有時間向屬會交代決定,只來得及與黃迺元坦承掙扎,「無論選擇那一邊,對另一邊都會造成傷害。」黃迺元反過來安慰他,組織內可互相補位,但父親角色無人能替代。聲明中,本來還有幾段關於工運的段落,但他怕惹來外界猜測,最終刪去,只在組織內部分享。

職工盟前總幹事蒙兆達,受訪時尚未辭職。

飛機起飛前,蒙兆達最後一眼望着機艙外遭黑夜籠罩的香港,彷彿連燈光都變得黯淡,心直往下沉,牽掛在港的戰友,為他們祈求平安。在數千里外,他緊貼解散記招的直播,痛恨未能與他們分擔責任,心中有愧,但「自己的心仍然跟大家緊扣一起」。他向記者形容現狀如「流放外地」,未來對工運可做的有限,「唯求誠實去看,明白就去做」。
 
抵英一周後,蒙兆達收到李卓人的信,信中提到理解他的決定,不要錯過女兒的成長,囑咐要融入新生活,同時擔心他未能放下不捨及不甘。「李卓人永遠都是這樣,處處為他人設想,情願犧牲自己去保護大家。他一直沒有改變。」收到信後,他跟太太說,太太也淚流不止。「我曾經在他入獄前承諾他,要守住職工盟等到他出來,但如今遺憾未能守諾至最後。不知可以說什麼,覺得自己虧欠了阿人和大家。」李卓人信中還提到,不知何年何月何日才能見面,但相信一定會跟大家再見。「我也相信,一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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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聲留下的李卓人  鄧燕娥:我諗佢落唔到手解散

選擇留下來的職工盟四人名單,尚有身在獄中服刑的李卓人 — 由 1990 年創會起,他擔任職工盟秘書長至今。

解散記者會時,記者問及李卓人,黃迺元一連嘆了三大口氣,才敢答:「只能話好對唔住人哥囉。」

鄧燕娥當時看着記者會的直播流淚,一聽也感哀傷,因解散非黃迺元所願。她是李卓人太太,與他在工運路上,一同走過三十多個寒暑;也是前職工盟總幹事,由九五年起,走過十六個年頭。已辭職的接班人蒙兆達不在記招席上,在她的認知中,他對原則理念極為執著,「我係好唔願意佢做呢個決定,但係我知道佢都係逼不得已。」

鄧燕娥當時看着職工盟記者會的直播流淚,一聽也感哀傷。

李卓人入獄後,職工盟再解散,她彷彿受了雙重打擊,這幾天萎靡不振,無法集中精神。她只能想像,一直並肩作戰的丈夫在獄中,透過電視得悉消息,何等難受。無奈定罪犯人一個月只有兩次探訪名額。記招兩日後( 21 日),李卓人因今年元旦民陣汽車巡遊時放汽球,再上庭,與她在庭上揮手。此後,她急急趕往探望,卻得悉因為上庭來回的程序耽誤,空等到下午五時許,仍未能探望,心內難受。

「佢(李卓人)性格真係會堅持到最後一秒,甚至過埋嗰秒嘅人,想像唔到,(如果)佢仲負責緊(職工盟),會決定呢一步。」李卓人為人堅強,只會在她面前流露脆弱一面,職工盟猶如「親生仔」,加上支聯會同時瓦解,「佢(李卓人)會諗:『如果我唔坐監,會唔會唔係咁?』」

李卓人曾向她提過,考慮過辭去所有職務,但仍捨不得,逞論解散 — 鄧燕娥嘆:「我諗佢做唔到囉,落唔到手。」 

周五(24 日),鄧燕娥終於成功探訪李卓人,稱他心情已稍稍平復下來,因讀到《明報》中黃迺元的訪問,「覺得好鼓勵,真係工盟精神,可以薪火相傳」。

李卓人太太鄧燕娥,曾任職工盟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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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死士」眼中的工盟終結:會員大會 集體決定

早在七月的會員大會,職工盟已通過一項技術性修訂。原本會章條文中要求「全體屬會五分之四贊成方得解散」,但無法執行,便改由在席、過半數的屬會計算,現存八十多個屬會中,按會員人數計算權重,約有一百票,需要超過五十票出席。鄧建華強調不是為解散「鋪路」。

距離 10 月 3 日召開特別會員大會表決解散,只剩一個星期。鍾松輝提到,如果第一次流會,第二次會議將解除人數限制。

宣佈解散記招後,黃迺元推了所有應酬,夜晚下班回家,獨自忙碌、抱貓、煙酒也比昔日重,只是澆不盡愁緒。清晨七點上班前,以往慣常一日幾杯齋啡提神,現時會混入威士忌,一飲而盡 — 朋友打趣說是愛爾蘭咖啡,他堅稱沒有混牛奶,配方為「confusion」— 混亂如他的思緒,被內疚及挫敗感纏繞。「其實我想點?你飲咖啡想醒,飲酒 suppose 想唔醒,你飲呢杯嘢想點啫?……有得解散,定唔解散好?我想點?我唔知,只可以交返畀每一個會員去決定。」

他自認無權代表任何人做決策,亦無個人取態,「做呢個決定前,要明白眼前形勢,好透徹評估自己同,每一個屬會成員面對嘅風險。」無論解散與否,「覺得咁做決定是正確嘅,大家一齊行落去。」

黃迺元近日被內疚及挫敗感纏繞,推了所有應酬,夜晚下班回家,獨自忙碌、抱貓、煙酒也比昔日重,只是澆不盡愁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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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憂屬會失支援  工會同工:一齊捱過去

後職工盟時代即將來臨,職工盟仍有一系列執行及善後工作處理。黃迺元最大憂慮,就是旗下 86 個屬會,除了專業工會狀態尚可,有基層屬會成員向他慨嘆「冇咗你哋,唔知點搞落去」,缺乏工盟支援,難以處理行政工作、個案跟進以及場地問題。他們還在討論支援方案。

記者會當日上午,黃迺元先去了開清潔工會理事會,討論開記招揭發政府外判清潔商繞過「禁標」機制。

在場的清潔工友理事準備接手全部會務,一邊尋找可負責會計、或打字的成員,一邊熱血地互相打氣:「唔驚嘅,我哋一齊捱過去啦。」說着說着,黃迺元又熱淚盈眶起來,「你要知道我哋係基層工友,每日 physically demanding 做十幾個鐘,好感動,你搵唔到位退縮,even 我哋只係好卑微嘅基層工會,沒有職工盟呢個平台嘅支援,都會繼續落去為工友發聲。」

一日之內,情緒大起大落。這幾天,黃迺元仍在情緒亂流中,未消化好。記招後,女兒專誠在旺角附近等他晚飯,陪伴他,跟他開玩笑說:新聞照片上,他的肚腩很顯眼;商台新聞報錯「工聯會解散」,他也笑;聽過吳敏兒提到睡不着,清晨五六點就怕警方來爆門,他就說,住的地方以往是雕刻工場,安裝了好幾道門,萬一警員拍門,「我應該夠時間淥個杯麵,跟住衝返入房,食完佢都未入到嚟間房。」說罷,他哈哈大笑,因太過習慣幽默化解抑鬱 — 告別時,要笑。「我都知唔好笑……不外乎令自己舒服啲。」

2021 年 9 月 25 日,職工盟就最後展覽開幕召開記者會,期間黃迺元與鄧建華擊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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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最後展覽 「比起恐懼,更怕無法講好故事」

記者會後一小時,職員已迅速清空場地,鋪上報紙,看着圖片,在布上髹上歷年的抗爭大字橫額,全情投入準備會員限定的「序」展覽 — 這原訂是去年職工盟三十周年展覽,但因疫情押後,又因解散提前 — 首日有四個「真人圖書館」環節,由工人領袖親身講工運經歷,包括 2015 年國泰工潮、2013 年碼頭罷工、2005 年韓農反世貿等等。

像在高空綱索中「企定定」,宣告解散後,鄧建華的心反而更定了,撥開雲霧,拒絕悲情,寧願專注做「講故佬」。解散潮中,職工盟作為勞工團體,提倡獨立工運三十年激起的水花,彷彿比其他政治團體弱。「無論點都好,一定要有人講返清楚工會係咩一回事,而家被扼殺嘅係乜嘢。」

職工盟最後展覽「序」

黃迺元寄望展覽能透過回顧過去,展望將來。鍾松輝但覺工運未完,只是「避風頭」,不過失去職工盟的勞資談判技巧和策略,工人若遇糾紛,將蒙受最大損失。「大家同路人最緊要平安,有人,就有嘢做㗎啦……工盟就係一個總會,冇咗,咪化整為零,其實一樣可以做到嘢。」他續道:「我哋亦都有晒心理準備,香港日後永遠都冇咗公民社會,就算有都係微乎其微,我相信會好過大陸少少,但係都要積極面對。」

最後展覽是社運經驗傳承,也是對三十年工運過程的整理,雖然未知能否順利落幕。鄧建華近來在讀哈維爾的《故事與極權主義》篇章,講述在極權下的集體消亡(collective deadening),政府如何竭力刪除平凡人的故事,刪除後,人民便對生命和歷史失去感知,只能在獄中尋到多元與獨特的個人故事。「我驚我冇辦法講好個故事,仲多過(對人身安全)嗰個恐懼。」

 

撰文|鄭祉愉
採訪|鄭祉愉、曾雪雯
攝影|Nasha Chan

預告:《立場》最新專題報道系列「最後職工盟」,下一篇將由歷史出發,講述由八九十年代,在壁壘分明的左右派工會的夾縫中,獨立工運如何崛起。多名工運老將回顧九七主權移交陰霾下,香港人如何連繫國際工會組織,組成本地首個獨立工會聯盟。眾人又如何與港人走過同歷集體談判權被廢、大型工潮時現的 30 年。

最後一篇將提出兩個問題:2019 年新工會浪潮催生一班工運生力軍,職工盟又被捲進怎樣的浪潮裡?失去職工盟,工運的未來將如何走?

職工盟辦工室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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