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段香港歷史叫六四:當 1997 遇上 1989

80年代快完了,1990年將要來臨,中英聯合聲明都簽完快五年了,《基本法》將要寫好最後一稿……到了1989年初,許多選擇留在香港的香港人,都開始「叠埋心水」,接受了香港主權將要移交的命運。簡言之,「無咁驚了」,消化了。

他們心裡在想什麼呢?歷史學家是這樣記住的:民調說,1988年的香港人,有一半話自己相信香港政府,有三成話相信英國政府,只有兩成說,相信中國政府。

所以到了1989年5月中,當見到天安們廣場被佔領,許多香港人除了嚇一跳,還萬分緊張,當中有些人以為,話唔定「咁啱得咁橋」,即將要在八年後主宰香港命運的政體,將要迎來巨變?

這想法只last到一星期左右。北京宣佈戒嚴,民主運動和佔領被定性為動亂。就在這宣佈之後的一天,香港清晨時份掛起「八號波」。明明這颱風下晝五時最接近香港,但一些香港人竟決定黃昏六點到維園集會抗議,然後遊行。

橫風橫雨辦緊急露天集會,可見當時的香港人有多焦急和激動。這風雨不改的全身濕透大遊行,留下的照片不算多,因為天氣壞到「一個點」,當年的相機也不太頂得住。

這傳說中的八號風球遊行,參與人數只有四萬餘,但翌日風雨一過,香港人就辦了次5.21百萬人大遊行,是歷史上首次有這個數量的香港人站到街上抗議。今天看來,許多細節都係「當年至有可能」的。

例如說,遊行竟可計劃以大球場作終點,而當年是可以借得到這場地的。如今更難以想像是,當時警察主動跟主辦單位說,大球場只容得下三萬人,不夠大,去問馬會借馬場用啦。當然,場地也是借到了。

1989年5月21日,成了香港歷史上幾個特別重要的星期日之一。除了因為有一百萬人從中環起步,遊行去跑馬地馬場,和除了當日在馬場有人宣佈成立一個名為支聯會的組織外,值得一記的還有,同日有份叫《文匯報》的報紙,決定在「社論」那一欄,只登「痛心疾首」四個字。之前香港人好像還未見過,報紙原來會做這樣的事。

之後的一個週末,香港人也很忙。先在星期六再去一次馬場,參加「民主歌聲獻中華」,然後再在星期日,多來一次有說超過150萬人參加的大遊行。那時的遊行,時時被喚作「環市遊行」。參與的市民太多了,城市處處都擠滿了人。

再之後的週末,那個星期六,是6月3日,當天晚上,許多香港人一夜無眠,看電視直播和淚流到天亮。星期日來了,這是1989年6月4日,過百萬人再次走在香港街頭。
許多香港人心裡想著的是:「還有八年」。有說遊行中,其中一句口號是,「今天的北京就是明天的香港」,可說是元祖版的「今日乜乜,明日乜乜」。香港人紛紛在談論,「那樣的事」會否在1997年之後的香港出現?那時李柱銘說,像是把猶太人交給希特拉治下的德國。

其時北京未開始安撫人心,反而曾譴責港人籌款籌物資帶上北京,有些官員更說,天安門廣場見到的一切,是香港和美國合謀策劃的。江澤民那著名的「井水不犯河水」論,就是去到1989年7月,特意降溫的一番話。但降溫之外,始終也算是種警告,香港發生的事、和香港人做的任何事,一旦影響到「河水」,就不會被容許。

1989年下半年的氣氛是,不論左中右、親中不親中,都忽然團結一致,想辦法避免「1989在1997之後再發生」。有一件事,特別可以看到人們怎樣焦急起來:行政局和立法局的官守成員,即是說最有權、最位處建制的人,包括最親商界的保守力量,忽然全票通過,議決1995年的立法局要有50%「真直選」,然後到2003年,就要有100%「真直選」。

議決歸議決,未來沒有按他們所想走下去。英國政府在1990年初,有秘密跟中方bargain香港過渡期選舉的民主化進程,但最終只爭取了立法局1991年有18席直選,1995年有20席直選,沒有爭取上述行政局和立法局想要的方案。那時英國政府的說法是,只爭取較溫和方案的理據是,妥協一點,也許中方會讓一切安排過渡到1997年之後。當然,後來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來香港後,歷史又走上了不同的路。

1990年初,港督衛奕信也曾嘗試說服李鵬和其他北京官員,除了上述關於1995年和2003年選舉的想法外,接下來1991年就有選舉了,如果這場選舉不讓香港人看到一點民主的話,已經全無信心的香港人只會更怕1997。

結果,1991年,香港人在這城市見到了第一次的立法局直選。這次在九月舉行的直選中,大獲全勝的都是民主派議員,他們在10月1日大力抗議北京囚禁六四政治犯;這第一次直選,可說立刻讓香港的直選被視作洪水猛獸。

港澳辦主任魯平,也特意警告衛奕信,「唔好諗住」委任司徒華同李柱銘入行政局。選舉過後,他們最終真的沒被港英政府邀請加入行政局。其時的司徒華和李柱銘,亦已被踢出了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無得再一齊傾基本法怎樣寫。

1989年6月過後,當然全城都在觀望,原本已寫到七七八八的基本法,會被怎樣寫下去。英國政府曾嘗試勸中方「改改佢」,讓香港人拾回一點信心。英方提議的改變,沒有被接納,反而,在這最後階段,基本法23條被改寫了。

在1989年2月誕生的基本法second draft中,原本的第23條寫下,「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或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

到了1990年2月的final draft,23條特別加入了禁止「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條文,也特別加進了禁止香港政治組織與外國的政治組織聯繫的新內容。

如果說,六四之後,香港人很害怕1989會在1997年後重現,所以有了民主化的訴求,視民主為保護網;北京在1989後對香港想什麼,也反映了在1990年4月被通過的基本法最終定稿之上。「強化版的23條」、不同條文中對民主進程的caution,可說是白紙黑字留在基本法中的六四後遺了。1989年5月到6月在香港發生的一切,除了影響了香港人怎樣看未來,也深深影響了北京怎樣看香港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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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前幾篇寫下的「香港歷史系列」一樣,是將John Carroll那本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中的部份,用自己的方法講出來,但也加了其他歷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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