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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公眾恐慌」的五點分享

2020/2/6 — 17:13

我的博士論文算是研究「公眾恐慌」,現作 5 點分享。

1. Public fear 的研究,大約可以區分為兩種研究:第一種,傾向是批判大眾非理性(或愚昧),研究者站在「理性」的位置,分析非理性的恐懼如何形成。著名的有 Gustave Le Bon 說的 crowd psychology,甚至因為美國反恐戰下經常透過激發大眾的恐懼來 justify 戰爭,這些都有超多研究。在這些研究中,fear is an ideology,一種虛假意識形態,它被當成一種知識和語言去理解,進行話語分析就完成了。例如,有很多研究已解說了美國政府如何把共產國家建構成妖魔。

2. 第二種,是把 fear 當成情動(affective)的現象,就是典型地「不只談論語言/文本」,而是嘗試進入更複雜的處境。有一些社會學和人類學家會細心理解 fear 的形成,例如涉及了什麼 memory、myth、institution 及 geopolitical 的因素。這些研究是近 5-10 年才出現。近年最重要一本研究蒙古人的恐中症(sinophobia)的著作,一位柏克萊的人類學家 Franck Bille 分析了蒙古近年為何恐中。根據 Bille,中國學者往往指「因為中國冒起了,蒙古人自卑」,但他的 fieldwork 就分析蒙古恐中,跟中國本身 50 年代起的暴力事件及俄羅斯看輕中國(而被蒙古人內化)有關,而蒙古人又會因而針對國內的中國移民(這些「中國人」,甚至不是中國人,而其實是本土蒙古人的性小眾)。蒙古的例子可以啟發香港,但香港又有很多其他的獨特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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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關現時香港的恐懼,我覺得社會學家 Mabel Berezin 最有啟發性,因為她把 fear 連結到 border — 邊界不穩,因而無法排除威脅物,是大眾恐慌的主因。她研究了歐洲現代民族國家成形的過程,提出了此說法:共同體如何生產出互信和友愛?不是憑空便做到的,而是因為有 border 把 threat 中介了,使邊界內的人有安全感,便有溝通的可能,然後有 trust 甚至 fraternity。邊界是什麼?有值得信任的體制,有警察確保(邊界內的)秩序,而邊界外,有軍隊負責應對威脅物。Berezin 認為,如果沒有這些邊界,便出現 fear 和 hate。當然,她考究的是歐洲史,跟東亞和中國及香港的公眾情緒史都不同,但在理論上從 border 去解釋 fear,跟現時香港的情況很吻合 — 如果香港的體制和 border 是公眾可信,恐慌會大減(例如到澳門的程度),甚至很可能會有相應的 trust 和 empathy 產生出來。而對香港的 public 來說,state, police, army 甚至 head of government 都不屬於自己的。香港社會恐懼的,不僅僅是今年發生的流行病,也是整個應對的體制,人們認為體制是不公平地叫人去送死(所以,主權國家完全沒有醫護人員罷工情況)。

4. 我對「恐慌」和「歧視」的關係很感興趣。我們知道,世界上有些地方開始因為恐懼武肺而「歧視」East Asian 和 Chinese。但香港的情況,還是很不同的。例如「餐廳歧視大陸人」其實跟 border 被控制,而且大量懷疑帶病者入關是有直接關係的。因為無法控制 border,民間要在自己附近的空間去劃界,在餐廳劃出自己的 border;這是民間的 production of border,跟現時大陸內部各地的情況很像。大陸農村把車放在路中心,不讓自己同胞回村,跟香港餐廳不讓大陸人進入,在我看來是相同的邏輯。究竟把這情況命名為「歧視」可以引出什麼思考方向,我未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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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對「歧視」沒有研究,我想用多點時間去看真正專家的 research。我覺得「公共理性」十分重要,但我們更要保持「研究心態」。例如,理解香港現時的 public fear,拿幾家餐廳在疫情爆發時期才貼出來的告示,去折射出「香港公共領域」的情況,就真是不太嚴謹。難道疫情完了,餐廳拿走告示,又要寫篇文說香港很「大愛」?又,一星期寫一次《蘋果》來聲稱自己「守住理性」,對於在近幾年為社會運動犧牲的人來說,又真是很難理解。再次,我期待更好的公共理性,不要把 self 當成 public,不要把跟自己不同的 public 當成 populist,要一起閱讀討論,一起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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