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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權求生錄(十三):讀張燦輝教授四文有感

2019/12/23 — 1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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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了張生近日疾書四文(真理與自由北京與北平自由與教育自由與反叛),彷彿又回到從前,時不可淹,思緒凌亂,竟不吐不快,雜碎拾遺成篇。

其一,悲賀麟教授之遭遇,每當想到他承受如此及長期的屈辱,低頭生存,後半生竟沒法繼續自己的哲學研究,只能在數十年動盪的夾縫中聊作翻譯,如此被迫浪費自己,不知何堪回想。更不堪想,是在極權社會重重扭曲中,賀麟之低頭靜寂竟已是難得的奇節。

知識分子,我們從小到大所學所持的是己達達人,道濟天下,取義成仁,但實際上多半是另一回事。懷才不遇有志難伸者,豈安於低頭靜寂一生了無功業,既然春光浪費難耐,多少人選擇折腰,或虛作無知,或作浮士德式交易。就拿文中提及的馮友蘭,他吧,他自己可能也想不通,究竟他是被迫屈從,投誠自重,還是真心錯付。他那位同姓的前人馮道,情況不也類似,但馮道是單人對望耶律德光,力挽狂瀾遂打消契丹即將南侵肆殺中原的計劃,而馮友蘭則是屈膝覲見某人,竟在某人左右屬意下以「梁效」為名廣寫那些罄竹難書的歪文。馮友蘭,是知識分子吧?他與我們現在多少人何其相似?悲來乎,不求捨身以光照世間,只求賀麟之同路,又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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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悲北京之竟不如北平,晚清民國,更壞更亂也好,京城人文活力不改,爾後卻幾乎沒有。晚清至民國間大半世紀,我國傾頹,內外交困,政府在變革之中,最野蠻和最開明的法律政策,最保守和最前進的在朝在野領袖,一一並存,人民逐漸覺醒,各人思想中最愚昧和最開化的部分在互相競爭,與張生引沙特所言可以對照,我國人民在晚清至民國間如何身處外在不斷的動盪之中獲得思想裡的自由,這種自由一點也不和平,也不文雅,晚清六君子,民國五四,此等才是京城風貌,如此自由。悲來乎,如此自由,又多少人承受得起?

其三,教育大方向分三種:正、零、負。指涉不是教育的內容,而是教育緣起的意義。正的教育,不只學術層面,更是有關自由思想的培養,那麼零的,就只有純粹的學術,至於負的不用多說,學術因各種原因不全,還要培養另一種類似思想的代替品並使學生習慣其中,這大家不難意會。二O一二年中以前,我城教育大概算是零的,學術層面師生可自由涉獵,官訂教程內當然沒有有關自由思想的培養,但老師自行培養政府也不會干涉(至少六七以後如是),配合自由流通的資訊和基層的公民教育(無甚民主實踐,但起碼有清潔運動),市民思想縱或狹隘道德縱或有缺失,也不是無可補救,我們看這半年多少人覺醒就已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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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O一二年中以後,教育發展陷入正負之爭,最後看來是向負方發展。正的指之前研究籌備在二O一二至一三學年推行的高中通識教育科,正正有關自由思想的培養。負向也在同時開始,另一種教育科亦原訂最早在二O一二至一三學年推行,最後關頭幸給我城的年輕人用自己為犧牲煞停,但陰影仍高懸不退,當中的元素其後在不同時地以不同的方式形態悄然插入,其勢至今益烈,若竟其功,果真入不歸之路。推行者著眼處實非如何在官訂教程裡達到目標,因這只會變成集體的陽奉陰違,而是限制資訊流通和大興告密,如此才能保證人們逐漸接受並成為生活日常,蘇聯正正如是。悲來乎,行步至此,不就是在形而上摧毀我城殆盡?耶律德光尚且一念間放棄南滅中原,不祈求域外之人對我城動心,是說多少人那些馮友蘭的同路,你們用了多少精神時間才說服自己?你們半夜睡得好嗎?你們果沒浪費自己,那你們是否浪費了比自己更高更大的人之為人的甚麼?悲來乎,又多少人能給自己一個以此安心立命的答案?

悲來乎,悲來乎,一切已這麼遠了,時不可淹。已矣乎,鼓笛手已自晨光盡頭如約趕到,揚抑整齊音步,遂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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