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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兩本《武漢日記》的「耿直敢言」內容

2020/5/4 — 13:08

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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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拜讀了郭晶的《武漢封城日記》和方方的《武漢日記》,前者剛剛由台灣新北市聯經文庫出版,後者是從網絡下載後打印下來的。 其實那兩本日記都是在武漢疫情爆發後首先分別發布在網上微博,之後引起海內外廣泛關注,方方的《武漢日記》印刷本並且已翻譯成英文和德文,於日內付梓。 概括來說,日記本的書寫形式和內容有其特性,基本上是日常生活瑣碎事情和感念遭遇的記述,正如方方所說的「一點瑣事記錄,寫一點即時感想,為自己留下一份存活過程的紀念」,不過,在疫病肆虐的封鎖環境中逐日按夜撰寫,雖然並沒有文學手法上的過多修飾,其所見所聞所感仍是極具特色而彌足珍貴。

郭晶是九十後的二十多歲年輕人,是一位社會工作者、女權主義者,大學時已開始參與女權運動,在校內爭取過男女廁所的比例,畢業後應聘工作時遭遇「職位僅限於男性」的不公而興訟,打贏過中國第一場「就業性別歧視」的官司。 方方已年達 65 歲,是一位退休職業作家,曾任湖北省作家協會主席,屬文學創作「一級作家」職稱,曾獲得過小說的「百花獎」,寫過逾二百篇小說,名氣不少。  平情說來,若單純以文字修養和寫作能力而論,兩本日記高下立見,不過如此簡單的比較有欠公允,也不是筆者的關注重點。 因此,筆者刻意以排比形式同時閱讀這兩本日記,比較內容,嘗試只是從「耿直陳述」和「敢於發表」的角度談談日記的可讀性。 

眾所周知,內地網絡審查和限制十分嚴格,甚或在疫情敏感時候有如郭晶所說「顯得更加殘忍」,況且兩位作者都是過來人,方方說「封號的刀也一直架在頭上」,郭晶更明確慨歎「我無法忽視自己所在的社會,寫的時候已然帶有一定程度的自我審查」,屏蔽刪除以至涉及個人安全的危機一直存在。 事實上,她倆並不是像陳秋實、方斌和李澤華等公民記者的追蹤訪問和揭秘查究,日記內容整體而言都只是在封城禁足的日子裡生活片段。  郭晶堅持每天出門,表示「這其實是一個微小的反抗,在資訊的封鎖中尋找真實的資訊,在隔離中尋求和他人的聯繫,在不確定中尋找某種確定性」,因此遊走於小區的超市、藥局、菜市場、花圈店和腰花麵店,在街上跟清潔工和外送員攀談。 方方差不多足不出戶,只是有需要時才外出到藥店買口罩,去超市買菜和狗糧,以及曾經往文聯大樓接受友人訪問和到東湖綠道走走。 事實上,待在家裡的封閉日子並不好過,郭晶說及「人可以被困住,但不能因此停住……活著只是一種偶然和僥倖」,那麼解決日常用品需要的團購便成了生活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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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晶的日記由 1月 23 日寫到 3 月 1 日 (之後仍然可以在網上平台讀到她持續記錄的日記) ; 方方的日記則是由 1月 25 日一直寫到 3 月 18 日。 在這段日子裡她們都只是透過周遭親朋戚友、網上社交平台,以及媒體所發放的訊息對武漢發生的事有所了解,而親歷的經驗其實都是局限於居所和所屬小區附近。  有關報道和感觸總是相當個人化和有所限制,不過,正如郭晶所表述:「我在向別人講述我所了解的武漢,我也在講述在武漢的我。這個講述必然有一定程度的自我暴露,暴露我的無力、疲憊、憤怒、掙扎和抵抗」。 而且方方也提及:「一個人的記錄,更不足概括全貌,但無數人的記錄,匯集一起,真相便會以全方位形態露出水面」,那麼,事情的原貌必須經過不同渠道的透露,再經過整合過程才能立體化的呈現。

筆者開卷之前,滿以為初生之犢的郭晶應該勇猛無懼的寫出深層內容和較耐讀的篇章,可是整體來說,屬建制卻並非共產黨員的方方畢竟閱歷深而老練,寫得揮灑自如有度,並不過分激烈卻堅執著「我手寫我心」,沒有令筆者太過失望。  事實上,面對著網上鋪天蓋地的攻擊,方方顯得從容,藉著回應一份雜誌訪問所提出的15個問題,逐一說出心底話來,狠批不作為的官員和五毛:「武漢疫情蔓延至此,當然是合力的結果。湖北和武漢的主政官員以及專家以及湖北、武漢衛健委等等,都有責任的,而且有很大的責任……我懶得理那些極左流氓,但這些披著官員外衣的極左,我幹嘛不反抗」等等。  縱然如此,「刑不上常委」的潛規則還是沒有被打破,未敢問罪直指政治局中人,以至獨夫習近平。 對於那些舉報造謠圍攻她的人針對性的發出六條說明予以反擊。 薑還是老的辣,對於一位聲稱16歲孩子的詰難和質疑,方方並沒有直接識破這種卑劣手法,卻借機狠批文革浩劫的餘毒和強調獨立思考的重要。  文革時方方年僅 11 歲,如今「我要嘗試把過去擠壓進我腦子裡的垃圾和毒素一點點清理出來」,還送上白樺的詩句:「我也有過你們這樣的青春,那時的我們就像今天的你們」,撥千斤的筆力何其輕盈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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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武漢封城期間發生過的事來對照兩本日記的具體內容,郭晶的《武漢封城日記》顯得過於簡單,粗枝大葉,也許是年輕人警覺性不足,或者選取的態度上未算扎實,過度聚焦在個人生活圈子之中。 可是,方方的《武漢日記》十分豐富、全面和精準,一直緊貼時局變化,評議論述到位,可說是鉅細無遺的道出所以然來:主事官員新聞發布會上的不濟、百步亭四萬人聚餐的荒唐、專家王廣發「人不傳人,可防可控」的隱瞞、對於疫情應對從錯誤到延誤到失誤的無能、方艙醫院內所有人在疑似領導視察時竟然齊聲高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詭異、吹哨人李文亮去世的悲劇、發哨人艾芬醫生訊息被封殺的遭遇、疫情防控指揮部朝令夕改的不堪、袁國勇透露被隱報信息的震驚感、官員甩鍋的可恥和引咎辭職的必要、醫護人員傷亡慘重的實情,以至個別慘絕的人事……。 方方熟悉內地傳媒的套路,眼見「醫護人員一個個倒下,而我們的報紙滿是彩色、笑臉、紅旗、鮮花、歡呼,一張接著一張」,深感傷痛,但是這並非全是那三百來個外來採訪疫情記者筆底的冷漠,卻應該歸罪於湖北包攬幾乎所有資訊的兩大傳媒老總,「誤導著百姓沉溺於盛世」。 有關這些描述在郭晶的日記中往往只是點到即止,甚至完全沒有觸及。

公道一點說來,筆者以為郭晶的《武漢封城日記》筆觸清純和頗有新意,但是從整體內容來說,方方《武漢日記》的覆蓋面較廣、可觀性較高。 方方指出「集體的沉默,這是最可怕的」,筆者深信,只要有人繼續堅持,反思和問責是絕不能輕忽的。  說到底,這是天災,更是人禍,那兩本日記所記錄的都是在被圍封武漢內血淚斑斑的人和事,字裡行間反映出矚目驚心的場景。  最後,筆者援引方方的一段話作結:「災難是甚麼?災難是醫院的死亡證明單以前幾個月用一本,現在幾天用一本 ; 災難是火葬場的運屍車,以前一車只運一具屍體,且有棺材,現在是將屍體放進運屍代,一車摞上幾個,一并拖走 ; 災難是你家不是一個人死,而是一家人在幾天或半個月內,全部死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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