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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發表的畢業演說

2020/8/19 — 12:02

丹尼爾.卡波維茲(Daniel Karpowitz)《監獄大學》(背景圖片素材來源:懲教署影片截圖)

丹尼爾.卡波維茲(Daniel Karpowitz)《監獄大學》(背景圖片素材來源:懲教署影片截圖)

「他們告我暴動罪。」他輕聲回答後,眼神無力地投向法庭的地板。李柱銘再靠近一點,問他幾歲。「15。」大家隱約聽到這個數字,心沉下來。最後吳靄儀親切地詢問他有沒有法律代表,告訴他 612 基金可以幫忙。他只點一點頭,沒有再說話。

那是在旁聽席的一個情景,卻一直在我腦海徘徊。因為「4.18 大搜捕」涉及人數眾多,被告都被安排坐在旁聽席的前排。那天散庭,大家熱哄哄地議論主控申請扣押被告護照一事,準備離開時,回頭看見同席一位年輕人仍默默地坐在原位,才知道當天法官仍要處理反送中運動的一些暴動案。

我一直擔心,這些年輕人如何熬過漫長的牢獄生涯?我是學者,手不釋卷便能安然渡過鐵窗內的炎夏寒冬,但他們卻被這場運動打斷了求學歲月,將來如何面對出獄後的人生?反送中案被捕者中,四成是學生,未來監獄將出現龐大的教育需求。懲教署現籌備一個「青少年研究所」,協助在囚青少年認識自我,糾正犯罪思維,包括講解國安法。署方又開展「一切從歷史開始」活動,頭炮請來左派的教聯會鄧飛演講。這種監獄教育改革,令人不寒而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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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大學很早已參與監獄的教育工作,Malcom X 便是在獄中參與一所大學的教學計劃而啟蒙。《監獄大學》則記錄了 2001 年以來,巴德學院如何為美國數以百計的在囚人士提供大學教育。推動這個「巴德監獄計劃」的卡波維茲教授,先要說服社會人士接受用公帑支持罪犯進修,還要在規限極嚴的場所進行,真是寒天喝冰水。

監獄提供教 狹縫中有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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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質疑為何要提供博雅教育而非職業訓練時,他要解釋這種教育在啟蒙之餘亦可滿足市場對通才的需求,然後便要處理博雅精神與監獄作為控制手段的矛盾。美國一年花在監獄高達八百億美元,比資助高等教育的經費還多,卡波維茲認為這是資源錯配。但監獄大學並不鼓吹革命,即使他帶領學生研究憲法與奴隸的歷史、分析《罪與罰》的主角是否宿命地走上殺人之路,都避免要求學生在學習中引進自身經歷,免得在批判體制時,引發與監獄的對抗。大學只期望學生摸索出融入體制,但又不屈服於體制的方法。

這種進退維谷的狀態,在處理第一屆畢業生致詞中體現出來。因為各方都會藉此窺探監獄大學的得失,卡波維茲決定輔導學生擬寫畢業詞,兼有審查之意。其中一篇發言正好反映在體制的狹縫中推動博雅教育的難處。

該囚犯在初稿中顯露出敏銳的批判力和掙脫宿命的決心,照理符合大學的精神。可是他引用了一小說主角作為比喻,而該主角卻是一個極具爭議和煽動性的象徵。教授擔心這種表述方式會為大學帶來麻煩,一再叮囑修改,學生卻不置可否。到了畢業禮當天,他徐徐上台,得體地說了一篇陳腔濫調的演詞,觀眾卻對他「破繭而出變成蝴蝶」的比喻份外讚賞,大學的努力亦在掌聲中得到肯定。

多年以後,卡波維茲從筆記中找到原來那篇講稿,遺憾沒有讓該學生自由地在台上朗讀。其中一段如下:「我們每個人一直以來都在反抗有可能扼殺我們生命意義的限制。我們是反叛者,不顧脆弱與難堪,以激進手段表達心聲,我們相信自己的潛力與周遭的人性,也願為此賭上一把。我們不是昨日的野獸,我們不是種種錯誤、失敗與失望的集合。我們堅韌如鋼,我們是暴風雨過後的晴光。我們不會接受剝奪我們存在的意義的標籤。」

我彷彿聽見在囚手足在演講。

 

原刊於《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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