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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公職」變成「贖罪券」ㅤ等同宣判諮詢制度死刑

2019/12/18 — 16:53

不能因為林鄭月娥要向區議會敗選連任的政治垃圾「派公職」,就把政治諮詢制度說得一文不值。但如果林鄭意圖以「派公職」來為自己遮羞蔽醜,就肯定有可能把已經落伍的政治諮詢制度變得一文不值,是把這一個曾經發揮過作用的制度直接掃入歷史的垃圾缸。

香港現時有幾百個各式各樣的委員會。比較多的是涉及各種不同事務、政策、及議題的諮詢委員會。這些委員會大部份都沒有法定的權力,委員基本上都是由政府委任,涉及相關政務的政府官員一般也會作為當然的委員。當然,隨着公共事務的分工越來越細緻,也隨著公共事務及公共管治觀念的發展,社會上也增加了少具有實權的法定組織及法定委員會。

很明顯,這種委員會式的公共行政,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後期經過了連續兩次暴動的教訓之後的政治改革。殖民地政府經過了獨立的研究,知道要以更問責及開放的態度來管治香港社會,要更有效與市民溝通,要令政府的決策過程提高透明度,要有更有效的諮詢過程來制定政策,也要吸納社區領袖的意見。以法定組織、或賦予個別非政府主導的委員會去執行某些公權力,也有其理論基礎及實務上的論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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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角度看,殖民地政府比今天的這個特區政府更負責任,更願意面對自己的不足,也更懂得吸取教訓。

這種被稱為「行政吸納政治」的做法,在政治制度仍然未開放,市民的參政渠道相對較為閉塞,公眾的政治意識仍然比較低的情況下,產生了十分明顯的效果。有人說這是一種「政治酬庸」,是以製造更多的公職機會獎勵一些與政府同聲同氣、支持政府的人;也是為他們製造各種頭銜,把他們捧成為地區意見領袖,好讓他們繼續為政府的施政鳴鑼開道。這種說法不能說沒有道理。但只能說是整個諮詢及委員制度的其中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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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政府設立更多這樣的諮詢委員會,獲政府相中及委任的社會人士便越來越多,獲得派公職的人的面向也更多元,除了是與政府較為友好的那些社會賢達之外,也包括了不少在相關事務上的有識之士。隨着時間及社會的轉變,隨着社會行動興起,有一些在社區內扮演着意見領袖角色的政治人物,也有機會讓政府委任進入不同的諮詢組織。就算是來自壓力團體、基層組織的,或者是意見多多、聲氣多多、經常與政府對着幹的人士,後來也有機會被委任加入不同的諮詢委員會。

曾經在一段時間之內,諮詢政治是在沒有民主選舉的情況下發揮過重要的作用,把意見領袖、社區領袖、及專業代表的意見融入政府的決策當中。這一種行政吸納政治的操作也鼓勵了更多人關注社會事務,又提供了渠道讓來自社區的、來自專業的意見被吸納入政府的施政決策考慮當中。

可以這樣說,在殖民地時代,這種諮詢式的政治一方面伴隨着政治及社會的轉變而發展,也推動了香港的政治發展。當越來越多人有機會、也有渠道向政府提供意見之後,香港人的政治意識也不斷提高。這無論如何說都是一種進步,也是一種發展,也推動了發展。

到了 80 年代初,殖民地政府推動地方行政,設立了區議會。雖然說區議會只是一個諮詢組織,但有透過由區內居民直接以選票選出的代表,地區議政與以事務主題主導的諮詢委員會在制度上就難免有重疊。不少人開始質疑諮詢制度的存在價值。有人認為,如果有心為政務提供意見,為何不直接面對選民,讓選民作出選擇。繼續維持一個如此龐大,涉及不同事務的諮詢委員會制度,不是只變相製造了一批由政府任用的代表,與由市民選出代表對着幹嗎?隨着立法局(今天的立法會)的民選元素也越來越高,這一種質疑的聲音也難免越來越響亮了!

有人說政治諮詢制度早已過時,不少人認為那幾百個不同的委員會,很多都已經是可有可無,只是過了時的民主櫥窗,甚至只是政府作政治酬庸的工具,但這種說法只是見仁見智。

從公共行政的角度來看,有時政府的施政考慮,不一定、也不可能只聽從民意代表的意見,專業的角度也可能值得參考。有一些長期從事相關專業或長期關注某些領域的人,也不一定適合做議員,可能他們也未必有興趣成為事事關心的各級議員。要他們出來參選才有機會就某一些他們關注或有所專長的公共事務提供意見,也有可能窒礙了一些值得參考的意見及訊息。

而且,除了諮詢性質的委員會之外,整個體系中還有不少擁有具體事務權力的法定組織;一些非政府機構,包括學校、慈善組織、非政府機構等等,都有它們的董事會、管理委員會及各級公共機構管治架構。除此之外,還有不少由有法例賦予了某些實權的法定團體及法定委員會。這些工作,都不一定適合直接由政府官員來處理,也不可能全部透過由選舉產生的人士來擔當。

無可否認,隨着政治制度的發展,這一種諮詢式的政治,作用跟以前已經不一樣。但那幾百個委員會,如果能夠有效把專業的意見凝聚,也不失是對政治決策的一種有效補充。專業的角度及觀點如果有機會清晰呈現,便有可能影響民意的走向;有些時候,民意也是作專業判斷時不能完全抹煞的角度。所以,咨詢制度或諮詢委員會,不是一個有或無的問題,而是輕重如何擺放,專業意見及民意又可以如何匯聚的問題。

政府如果認為政治諮詢制度及各類諮詢組織仍然有存在的價值,就應該循這個方向去思考如何作出更新及改革。

可惜的是今天這個特區政府不但不懂得如殖民地政府般吸取教訓,以改善施政及提高問責意識來爭取市民的支持,反而是好學唔學,有殖民地時代的自我完善不去學,反而是習染了中共式的威權政治特性,死不悔改,死性不改,做錯了就以更大的錯誤來掩飾之前的錯誤。爭取不到市民的支持,就只能不斷獎勵那些夠膽唔知醜出來支持這個政府的建制奴隸。過去幾年,公職的委任制度已經越來越倒退,真的有變成一種赤裸裸的政治酬庸的趨勢,比之殖民地時代開始建立這個制度的初期的情況,可以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例如支持過某人競選特首的,就算曾經跟黑社會同枱食過飯都可以成為公職王,甚至成為大學校董,成為學生的笑柄,也徒令負責管治院校的校董會的權威進一步流失!有一些所謂公職王式人物,根本就是不學無術,志大才疏。有些人拿着印有一大堆公職頭銜的卡片自鳴得意,甚至四出招搖撞騙,也是可笑得令人搖頭嘆息!

政府不懂得循上面說的,以專業取向為主導的方向來改革諮詢制度,現在更反過來要把「派公職」當作特首個人的政治贖罪券,政府用人不再是看才識,而是看是不是被選民唾棄,把作為制度資源一部份的各種公職變成了廢物回收工具,這不是進一步破壞制度嗎?如此下去,已經被不少人視為明日黃花的諮詢制度只會提早死亡!這顯然對社會是沒有好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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