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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沙下的真象:活在極權下新工會的角色

2020/12/13 — 14:35

2019年12月11日,有市民在中環愛丁堡廣場發起「醫療業界工會集氣大會」,大會稱高峰時期有1,800人出席。

2019年12月11日,有市民在中環愛丁堡廣場發起「醫療業界工會集氣大會」,大會稱高峰時期有1,800人出席。

【文:鄧建華】

〈社運中的工會〉專欄編按:

政治壓力與彼此猜疑,不幸地漸成職場與團體間的日常;應如何自處、共處,成為了迫切的課題。有參與新工會組織的職工盟幹事鄧建華,認為新工會的目標是建立「外於政權的社會空間」,讓從業員與群眾在極權下,仍能享有道德生活。為此,公民社會需打破在港式虛擬自由主義之下,按社會議題分工倡議的模式。

他也回應了創建工會劉俊平等人提出新工會應建立「行業為基礎的公民社會網絡」的觀點,並參考波蘭團結工會的例子,提出「工運」並不應處於核心位置,重點應在於建構「空間」讓「以行動為基礎的公民」連結起來。

2020年的香港,無疑正在一片焦土之中。政權借助疫情帶來的「黃金機會」,發動逼令「人心回歸」的總攻勢。各政策局爭相在自己的領域「交人」,向中共「證明」有違「國家安全」的不法分子的確散佈在香港各界別,因此港版國安法的聖諭來得及時,教人明暸解決反極權浪潮的正確之道。不少評論仍不厭其煩地指出,中共的舉措是「愚蠢」的,因為這只會加速斷送香港的特殊地位,對中國有害無利。他們同時也會指出,香港高官會成為斷送香港的劊子手,也是「愚蠢」的。然而,持此論者,似乎仍未接受到,向中央「交人」以證明聖諭英明的「政策」,正是今目的為官之道,屬其掃黑除惡,保家衛國的「政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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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身於「加速」之下的香港,我們正付出龐大代價,同時心情也好矛盾。一方面,我們有份主張攬炒,if we burn, you burn with us。現在藍絲也正在問:「你們豈非求仁得仁?」是的,某種「求仁得仁」,正是「加速」和攬炒。若民主自由不可得,我們也拒絕一切虛擬的「制度」。與對手一起直面活在極權下的真相 ── 我們一直以來的「制度」都是立在極權恩典下的浮沙;所謂「自由」的空間,乃是在上者予取予攜的。

後極權下必要的道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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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攬炒與疫情夾擊之下的情況下,我們卻不得不承認,此局之下,個人的渺小。移民的人不在少數,民間動員力大大減低,政權大力「整改」「四座大山」(即司法、醫護、傳媒、教育界),直接將壓力施加在個人身上,同時直接把恐懼輸送到每個人的眼前。

我們既明白在大勢之下,「加速」是無可避免,同時也忍不住看見「制度」消逝,想要「守住」甚麼,然後更感無力。不少人只能「望天打卦」,期望國際線的中美角力可以為香港捉到一線生機,也有不少人引哈維爾的話,主張「活出磊落真誠」,引導大家在極權下,如何思考自己「可以做甚麼」。

然而在兩個方面,總有空泛的一面:那我現在好好活裝備自己,靜候時機?還是在漫長的黑暗期裏,只能活出自己?正如很多極權研究者所指出的,現在中共擺出的「局」也很清楚:不單要以高壓手段令香港的反抗噤聲,更要令此地變成一個人民自求多福、「篤灰」(打小報告)為樂、得過且過、道德淪喪的社會,唯其如此,才便於極權的統治。在恐怖政治的手段下,目前的戲碼多為由上而下的打壓。然而下一步,即為多數普通人與政權的「合作」,包依照劇本行事的人們「明知或無意」地在不同領域「揪出敵人」的「篤灰」者……最後使人陷入「原子化的孤獨狀態」(亞倫特語),惶惶不可終日。

正當我們過渡到後極權的處境,當務之急,是既要維持士氣,同時創造條件,避色人們在社區、職場、學校、生活圈中,跌入這種孤獨狀態,使不甘為奴的人們有建立互信的可能。

這課題也就是公民社會的建立和維繫。安徒引哈維爾主張的「平行國度」,指出民間應建立「外於政權的社會空間,功能在於維繫真正的社會團結,也讓人們進行自助自發的行動,互相保護,免受極權政府掌控社會的工程所傷害。」普通人之間要過外於政權的道德生活,持守記憶,追究真相,維持士氣,便需要這樣的社會空間。

建立外於政權的社會空間

過去,香港的公民社會活在自港英起的虛擬自由主義時空之中,各自尋索自己的空間,各種團體依據議題分類,如性別、勞工、土地、政治議題等,實際上是各自為政的「分工」。個別議題倡議的模式,在我們所熟知的公民社會大行其道,亦各在斬獲。在主權移交以來,似乎十分有效。這些板塊之間的連結並不深,雖然組織者之間可能相識,但沒有形成跨界的政治連帶(或者曾作嘗試但失敗),同時亦可能由於議題劃界太過「專精」,導致這些議題與民主運動的思潮改變、民情改易相脫節,更加談不上板塊之間的「群眾」互動了。

然而,過去一年的反抗是一場社會矛盾的綜合爆發(而不是某些「左翼學者」所主張的「狹義政治議題」),並不能在「社會議題分類」中切開一個「分工」來。當然,既存以議題為本的民間團體仍能在不同程度上,以自身的資源介入到運動之中(例如媽媽集會/#ProtestToo紫光集會等,不贅),但此種的介入已跟議題倡議的模式有所不同。而運動本身產生的能量,亦衍生出多元的行動主體和不同板塊,堪稱為一種新的公民社會。

議題倡議式的公民團體,過去在某些時空下,與政府形成某種官民互動,透過深耕某些議題,達致政策改變。可以預見,今日香港的形勢下,這種做法將會越走越窄,而「分工」式的倡議亦容易與「加速」中的形勢脫節。繼之,不少議題所援引的「國際標準」,亦在變化中的國際形勢中遂漸瓦解。

若果今日須重提「公民社會線」,其重點應在於建立在同路人之間一個「外於政權的社會空間」(安徒語)。很多關於其他國家民主化成功的專訪和文章,側重於「光復」一刻的天時地利人和,以及在黑暗時代中,如何從個人層面堅持良心、心性,以待天明。然而公民社會的質感,對最終會否「贏」的影響、甚至甚麼是真正的「贏」有所影響,則是少有論及。韓國和印尼分別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末完成民主化,但兩地的轉型正義進程,則是差天共地。韓國不但在歷史上「平反」了光州民主運動,將之寫入正史,全斗煥更經歷了公開審訊定罪,成為少數受現世報的獨裁者。而印尼蘇哈托時代的軍官們,染指對學運的屠殺,至今仍是一大勢力,甚至仍有官位。韓國民主化後,對全斗煥罪行的追究,要到他上庭定罪為止;這並非對國際標準的執著,而是當地人民和公民社會在「民主派」執政之後,仍窮追不捨的結果,令所有政客難以與權貴階層輕易妥協。由是觀之,這個「外於政權的社會空間」,不但是各領域「守」的戰場,更是形塑抗爭陣營價值觀、持守記憶、滋養行動的關鍵。

至為崩壞的時刻:新的勞工主體

筆者讀到劉俊平先生《後罷工公投及國安法下:本土工運反思及構想》一文,當中提出新工會應建立「行業為基礎的公民社會網絡」,正切中今日運動之所需。劉提出這個工會網絡可與社區網絡(主要為區議會)相輔相成,並在行業的宏觀社會議題與民眾連結。也就是說,要建立工會與會員在行業上的關係之餘,不忘建立行業課題與「群眾」的關係。

按此發展下去,容筆者作幾點補充討論。「以行業為本」的意思,當可指行業從業員之權益和行業之發展,在疫情之下,向來大小新工會亦有埋首於揭露疫情下打工者面對的問題,以揭露政府政策下的不足,可算一種自覺與不自覺的「天職」。而有趣的是,在運動中產生的組織之中,「需要」進行這種雙線發展,在關注大運動之餘、也關心從業員所面對的經濟壓力的,並不多見。

另一方面的「行業為本」,則在於行業中的社會議題,包括行業的(本土)發展、專業標準的維持、職場中的自由空間(包括官方和非官方的)。凡此種種,皆為行業中的社會議題,可建立到工會與群眾、非從業員之間的關係,點出更多社會矛盾。

更進一步,作為一個「公民社會網絡」,這個網絡亦應該「離開行業本身」。安徒將波蘭團結工會形容為「綜合的文化、社會、教育及行動的中心」,也就是說,「工運」並不應處於核心位置,重點應在於建構「空間」讓「以行動為基礎的公民」連結起來,他們不但在進行有關行業的運動,同時也「綜合」地處理整體運動的各種問題,而非進行只以工人權益為中心的「公民社會分工」。

考察現存的新工會,可以見到實際上各工會本身已呈現這種形態的雛型。「醫護罷工」既是勞資糾紛又同時是充滿政治性,不在話下;不少工會就著行業專業操守而發聲,亦有工會在疫情下大搞有關運動的展覽等,皆是以自身角色為香港共同體而努力。而 620 反國安法公投,更是跨工會動員的嘗試。

然而,要延續這樣的網絡,需要使各工會之間產生更緊密的連帶。這連帶並非要建立一呼百應的大台,而是要令一個「以行業為基礎的公民網絡」在群眾眼中變得可見,繼而連結到運動中的各種板塊,在更寬闊的公民社會中扮演一定角色。工會中的個人也可在這樣的網絡中,參與「外於政權的社會空間」,享有文化生活,建立出人們可以「過道德生活」、不隨政權起舞的底氣。

當然,這種「社會空間」的角色並不止於工會之間,但工會的重要性在於它可以連繫到活在極權社會之下的一般人,令這個「圈子」不止於「塘水滾塘魚」般狹隘,同時令更多人參與在改變香港的思潮討論之中。

若果我們當前的疑惑,是「活在後極權社會一個普通人可以做甚麼?」,那麼我們可以判斷,「新工會」的重任並非在於傳統意義下的「搞工運」。那些主張工會們應著重爭取勞動三權、以擴大工會保障之類的評論,也許並沒有錯,但卻是捉錯用神。現在正是香港「工運」某種「興盛」之時,但同時也是勞工倡議的冰河時期。正是制度至為崩壞的時刻,才催生出(新的)勞工主體,而不是等待得到制度改善才可以「壯大工運」。

這並不是說,我們應該停止倡議,而是任何行動應按照具體的形勢分析和脈絡而決定,不能說一句「工會=爭取勞工權利」的方程式,便得出方向。

攬炒大局之下,民眾是否真能在崩壞的前景下,在危機之中穩定心神 —— 暫且不談「保持希望」—— 並渡過長夜?這正是目前公民社會各板塊要處理的問題,也是新工會浪潮需要思考的。

建華 於東頭懲教所 22. 10. 2020

參考:
安徒:無法思考獨立,何能獨立思考?(11-10-2020,明報)

劉俊平:後罷工公投及國安法下:本土工運反思及構想(6-12-2020,立場新聞,〈社運中的工會〉專欄)
陳婉容:在沉默與發聲之間,掙扎在灰色地帶的多數可以沉默,但如何令沉默有價值?(16-9-2020,端傳媒)

(標題及小標題為友人所擬,感謝小薇謄稿。)

作者自我介紹:鄧建華(職工盟工會教育幹事,試著織一個跳出既有框架的工會網。珍惜發夢和運動中所有的相遇、人與人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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