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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反送中以來相關案件的審判

2020/9/26 — 14:44

作為曾經的執法人員,自會對坊間輿論,抗爭者以及執法者,檢控機關以及司法機關等之間的互動有一定看法。之前我一直本著和勇不分的精神,而且不是前綫參與者,所以一直不評論前綫抗爭者的行為。但近日不少相關案件審結,我認為是適當時候可以淺談,以前執法者的視覺總結一下。

咪玩火

在任何抗爭運動現場縱火,都百害而無一利。首先,撇開輿論角度,火一出現,無辜者受傷的風險馬上上升,而傷及無辜是任何同路人都不希望見到的。這道理廣受執法檢控司法機關所認同及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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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法機關會在有火警的衝突現場加強執法力度,最簡單的做法是即時提升武力,容易令無份或不支持縱火的抗爭同路人無辜受傷;

檢控機關亦會因此有更強證據將案發現場定性為暴動現場,令所有在現場被捕的人需要面對更嚴重的暴動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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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法院當中,火警令案件的定性更明顯,控方就暴動罪元素的舉證更容易,也更容易以視覺觀感說服法官接納案發現場為暴動現場。最後,即使筆者相信司法機關中有不少法官同情抗爭者,或起碼痛恨警方及行政機關的濫權,但當證據確鑿時,面對有火警的暴動,法官根本無其他選擇只能判被告有罪,而且毫無減刑理由。

最後一點,即使縱火的只是一個人,但因為他把整個案發現場的性質改變了,所有同場被捕者全部都可能需要面對更嚴重的控罪,案件將到更高等的法院審理,所衍生的法律費用將更高昂,社會中擅於處理同類案件的律師大狀等會越少,會嚴重影響後來被檢控者是否仍有足夠的資源去獲得公平的辯護。

差之毫釐

同期有多單表面性質比較相近的案件審結,都是被告藏有某些工具(鐳射筆 / 六角匙 / 鐵錘 / 行山杖 / 豬嘴等等)被控以這些工具作不法意圖。這些案件或有成功脫罪,亦有罪成判監的。筆者不在案發現場,無觀看審訊等,無法斷定每位入罪的人是否罪有應得,但我觀乎不少判被告入罪的法官的判詞,大都經過小心反復辯證,撇除某幾個法官奇怪的判案,其餘結果尚算合理。

大家檢視法官思維時,有幾點需要留意,不能單看控罪,否則結果只會謬之千里。第一,是被告藏有什麽工具,數量多少 — 因為數量少,法庭難以撇除工具作私人用途的可能性,被告脫罪機會大增。

第二,是被告的任何招認是否在警戒下進行,因為單純藏有這些工具不算犯法,必須配以非法意圖才可。而「意圖」這東西若非被告親口招認或有人親眼目睹,控方只能依靠環境証供說服法庭「非法意圖」是唯一的理由。如果被告的招認並非在警戒下作出,法庭有非常強烈的理由不接納此招認,使控方只能依靠環境証供去證明意圖。不少手足就是以此脫罪。

第三,但即使沒有被告的招認,控方也不是完全不能將其定罪。好的檢控會利用大量環境証供去勾畫一幅畫,將被告「藏有」的這些工具如何與「非法意圖」聯上關係,例如附近有人使用過與案中同類型工具犯案等;同時也會努力排除被告藏有這些工具的合法理由,例如案發地點遠離被告工作及居住的地點等,直到法庭看到唯一的可能就是被告懷有非法意圖。

第四,撇除上述因素,被告是否選擇自辯,自辯表現如何等等也很重要。如果控方的證據已經不是很堅挺,被告不自辯其實可能更好,因為讓法官有更多幻想空間製造更多的疑點。否則,法官本來有的疑點,因為被告自辯期間竟然澄清了,或答得令法官不滿意,只會弄巧反拙。有超過一單案件,被告選擇自辯,卻明顯未能說服法官,其自辯的理據更被法官找到一個個破綻。在這些情況下,法官往往只能選擇判被告有罪。

不要殺死袁崇煥

即使你我他不一定同意手足為社會付出的方式,但他們無私之心不禁令人動容。這是我為何一直認為,讓他們獲得公平的審訊,是最起碼,也是最能說服人的應有之義。沒錯,法院不是每個判決都是我們渴求的;但暫時看來,因為警方不專業 / 根本證據不足明顯濫告 / 程序出錯等原因而脫罪的人數依然眾多。而手足即使定罪後,仍有上訴的機會。

檢控時控方出現問題是無心之失還是濫權,法庭看在眼裏自有定案,只是他們在法庭內有無上權威,但一出法院卻對行政機關的專橫往往無力。而案件如證據確鑿的話,法庭也別無他法,只能判罪。

法庭本身職責所在,立場自然傾向保守。保守並非壞事,是在正常維繫社會穩定的一種力量,能阻止制度急速崩壞,卻未必與時並進。保守人士不信奉暴力,期望改變能透過制度內有序進行;尊重程序,期待每事反復辯論,小心求證後,三思而後行。司法機關正因為保守,所以才成為三權之中僅餘仍可與專制抗衡的力量,成為專制最後的眼中釘。

司法機構的結果不可能完全符合我們主觀所願,卻是我們僅餘少數可賴之維繫公義的工具之一。專制之內有不少人希望借力打力,拉倒這個城市最後一道長城。正如明朝的最後一道屏障名將袁崇煥被亡國昏君奸臣判罪,卻被愚昧市民所噬一樣 — 我們千萬不要把香港的袁崇煥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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