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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黃色經濟圈的象徵意義:當銀票變成「選票」 請踴躍「投票」

2020/5/7 — 13:40

5 月 1 日,網民發起「五一黃金週」行動,光顧支持抗爭運動的「黃店」,不少「黃店」門外大排長龍。

5 月 1 日,網民發起「五一黃金週」行動,光顧支持抗爭運動的「黃店」,不少「黃店」門外大排長龍。

【文:潘國偉】

反送中運動至今將近一年,因運動而萌生的「黃色經濟圈」概念,亦不為香港人陌生。「黃色經濟圈」的基礎,乃建構於一種「同路人撐同路人」的論述,過程中講求是在整場反送中運動中,抱持相近理念、政見和面對相同遭遇的香港人,在一個「不靠大台」的設定下,各自在報料、試食、篤灰、寫App、統整各方面消息、共議成效等工作上「各自努力」,在這裡值得一提的是,也許很多手足從前是素未謀面、互不相識的,卻又猶如眾人在整場反送中運動的位置,縱使沒有大台主導,眾人的目的卻是齊一,就是意圖集合各人的努力(還有財力),盡可能把坊間的商戶和食肆,依據著區分黃藍的政治光譜排序,繼而方便「同路人」按照自己的政治取向,支持政見相近的商戶(同時放棄和排斥「撐警」、「撐暴」的品牌),最終達致一個「同路人撐同路人」和民間互助、團結抗暴政的效果。

香港素來奉行自由市場主義,而一直以來,消費者選擇多傾向與品牌的信譽、口碑、商品或服務的定價、質素等掛鈎,政治卻似乎不是一直左右消費意向的決定性因素,也許亦是這樣,當「黃色經濟圈」這個概念於去年剛剛出台時,即使在黃色陣營,也總有部分人士對這個經濟圈在本土所能發展的規模、成效,以至整個經濟圈能否成形等,抱持相對保守的觀望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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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緊接著去年二百萬人加一的6.16遊行,特區政府都未有正面回應民間對撤回送中條例、對抗爭者的控罪、暴動定性云云的訴求,社會鬥爭和撕裂的狀況,也隨即被諸如警暴、被自殺等完全違背社會公義的事件加劇惡化。社會上種種不公義正好敲響了警鐘,提醒香港人團結一致,和勇不分,在高牆前作最後的吶喊;當中,部分香港人作為仍然手持銀票的消費者,選擇以「懲罰黃店」、身體力行支持「黃色經濟圈」這種似乎最安全、入場門檻最低和合法的途徑,表達自己的政治取態和宣示自己活在一個不公義社會的不滿,也就是說,無論是警暴、政權對民間五大訴求的視若無睹和囂張專橫,都恰好是建構「黃色經濟圈」的催化劑。

在此,筆者欲回應一路以來,無論是建制派、特區政府、以致中聯辦對於「黃色經濟圈」的一些負面批評和回應。當中,最令筆者感興趣的是,數天以前,當網絡發起「五一黃金週」,竟然驚動到地位超然的中聯辦發稿批評,認為此舉是「民主派政治攬炒經濟」、加劇社會撕裂,造成民不聊生、百業蕭條云云,由是,或許都能讓眾人憶測「黃色經濟圈」這個概念的構成,已成功在社會佔據一個舉足輕重的地位,繼而觸及當權者的痛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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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官方以上種種欲加之罪其辭無窮的指控,筆者既無奈又只得竊笑,又記下愚見,冀能拋磚引玉:

「窮則變,變則通」素來都是獅子山下的香港精神。這些年來,《中英聯合聲明》(下稱:《聲明》)所賦予「一國兩制」的構想,已在近年被當權者以所謂的「全面管治」和「國家安全」等概念凌駕,粗暴地扭曲得體無完膚,慘不忍睹。當權者非但沒有履行在《聲明》的承諾,按照劇本賦予香港人公開、平等而不受干預的雙普選權利,也令普選行政長官的進程在2014年831人大落閘後繼續持續處於膠著狀態;在另一邊廂,即使部分民主派曾採取最務實的態度,嘗試在2010年以「超級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5+5」的方式,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擴大立法會選舉的民主成分,廢除功能組別的願景遲遲未能達成;同時,在緊接下來的這些年,當權者又嘗試以粗暴干預立會選舉、DQ部分非建制派民選議員資格等方法操控選舉和議會,這些舉措都清晰反映當權者並沒有任何誠意修補社會在政治上的重大分歧。

過去接近一年的反送中運動,或許都只是一個觸發點,令社會上綜合對政治、民生、經濟等方面積存已久的民怨白熱化,也清晰地讓廣大市民意識到「再不行動,便不用行動,社會便無可救藥」的信號。值得一提的是,在這裡指的「行動」的性質和內容甚廣,以致我們在整場運動中,產生了「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論述:有人會選擇堅持信奉「和理非」的抗爭理念,嘗試以最低武力和守法的方式表達政治訴求;亦有人因為洞悉到社會已逐漸陷入政治倫理和道德淪亡的惡劣局面,不惜採取「以武制暴」的抗爭手段,希望勇武派的抗爭能為民間爭取更多自治空間和尊嚴。在各式各類的政治抗爭中,不論勇武,筆者認為毋庸置疑的是,「黃色經濟圈」是隨著香港的政治現實變得愈來愈狹窄、殘酷和絕望之時,為眾人在政治表態的動作上帶來了僅餘的一絲曙光。誠然,當中共政權意圖採取一國凌駕兩制、以強權脅迫的管治手段,令「一國兩制」中的「兩制」概念逐漸被粉碎得消失匿跡,昔日香港人對於在體制內外,以政治途徑爭取自治空間的想像似乎也再也不合時宜。

面對全新的政治格局,不論和勇的抗爭策略,爭取真正港人治港的路依然是漫長、崎嶇、而且成功機率渺茫,因此,當「黃色經濟圈」的概念在抗爭的路上冒起,以至社會成功被這概念牽引出一種新的消費秩序,在反送中運動以外建構出「第二條抗爭路線」,一切都更見因由:第一,入場門檻低,自由市場內所有的消費活動都來得合法合義,更重要的是,至今仍未有因為消費而被警察濫捕的案例;第二,在日漸收窄的政治空間中,真正能表達自由意志的空間被扼殺了,加上社會充斥一連串明顯不合乎公義的事件,香港人更會一如既往,靈活積極地尋找任何能夠自由表態和宣示不滿的渠道,「黃色經濟圈」恰好在對的時機提供了僅餘的選項和自由,至少在宣洩情感上的憤慨如是。雖然,銀票相對於一張被渴求已久的選票,對於整個政制以至社會運作的實質影響仍有待商榷,然而,筆者卻堅信當自治空間被收窄,「黃色經濟圈」必然更見它的存在意義,辜勿論是它本身象徵了香港人一直渴求當家作主的集體意志,抑或是後來它作為香港這個地方換取更多自治本錢的政治籌碼。

所以,這些日子我們目睹當權者對「黃店」多番打壓,又對剛過去的「五一黃金週」等諸多批判,作為香港人,我們既要好自為之,也要珍惜手上僅餘的銀票,以最低代價且最安全的方式去選取我們渴求和值得擁有的生活方式。「黃色經濟圈」提倡用選票作選擇,或許是退而求其次,沒人應該滿足於此;但當政治實力出現明顯差距,我們仍要珍惜這些剩餘的權利,既然仍然有「票」在手,就要踴躍去「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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