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總部(資料圖片,來源:政府新聞處)

港官的國際政治侏儒症 — 論香港政府的國師芝加哥學派(五十)

懲教署拒絕正在還押的胡志偉外出奔喪,雖被高院推翻決定,但再次暴露港官在新常態下,政治習性與行為,捨寬容而取嚴苛,寧枉毋縱,合乎人道/人情與否,屬其次。

公務員的通才訓練,適用於穩定的時局。反修例抗爭帶來翻天巨變,美國實行圍堵中國政策,香港由過往食兩家茶禮,逆轉成兩面不討好的夾心人。要在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下,保持香港的獨特性,繼續貢獻國家,貢獻世界,明晰的理念、對實況之掌握與高超的執行力,缺一不可。無奈行政官僚的歷練,依本子辦事有餘,隨機應變不足,更別說拿捏進退間之分寸,下一些看似不緊隨中央路線的政治決定,利用權限留轉寰餘地,兼顧港人及中共的長線利益。

博表現的港官,甚至會維穩壓倒一切,自動波加辣,以收拾提出問題的人作為解決管治難題的主要手段。部門首長在各自管轄範圍內,僵化演繹和執行上頭命令,像空降署長李百全黨同伐異,清洗港台,閹割《鏗鏘集》等節目,以表現自己的忠誠和能力。(有關港台應如何變革,在港人及中共二者間取利益之平衡,筆者在〈港台變官媒弊大於利〉已剖析過,不贅)

沒有危機意識及超前部署的政府。

港官欠國際視野,過去多年,只運用王于漸、雷鼎鳴等國師「放任/市場經濟」那一套論述來理解世界。所謂國際視野,由高官、商賈到大學高層,都著重增強競爭力,以提高外國市場的生意額、佔有率及盈利為本。除了簡單低稅制的神話(「地產稅」的巨大社會成本倒是不會提),還有一種流行說法:「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連向富人徵更重的稅,都是禁忌,是有損經濟發展的干預市場行為(若香港像阿根廷那樣徵富人稅 — 用於抗疫開支,包括醫療、補貼小企業 — 香港的芝加哥學派學者馬上便會幫「苦主」發聲,批評有關政策嚇跑投資者,搞社會主義大鑊飯),其他更不用說。

誰知現實世界並不能如此簡單二分,過去二十餘載南韓建立全球化娛樂王國,便有賴政府的文化產業政策配合(筆者著重持份者為本的策略規劃,並非鼓吹「大政府萬能」)。而香港「進軍」世界是怎樣子的?各家自掃門前雪,生產力促進局連自己的生產力也促進不到;旅發局呢,最叻登廣告宣傳香港,當然少不了貿發局帶團往外地參展和考察,飲飲食食,但妳/你何時聽過政府用貨真價實的研究報告作藍本(當然不是指王于漸做顧問的團結香港基金那些),認真公開諮詢,聽取各界意見,解構管治危機,再尋覓對症下藥的方案和社會共識?僅有的一次,已是二十多年前的「哈佛報告書」,但據專家小組的蕭慶倫教授所言,他們的醫療改革報告,得不到本地大企業的支持而遭否決。

當下國際形勢險惡非常,對政府管治能力的要求便更高。港官和忠廢們,患有國際政治侏儒症,無法弄得清香港的新時代定位和需要,只會打「背靠祖國」、「融入大灣區」這些牌 — 即是毋需用腦,或根本無腦可用。其實就算你講融合 — 早在七、八十年代已開始 — 都有很多模式和可能性,但政府連像樣一點的說法都欠奉,甚麼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反應較預期好,林鄭便馬上撲出來領功,但這些職位究竟有幾多是各大機構畀面中央而故意開設?可持續性如何?跟當年搞數碼港、科學園的下場有幾大分別?

林鄭政治掛帥,抗疫無章法,經濟民生上,重視商家利益多於正在捱苦的市民 — 連建制派的謝偉俊也批評政府一言堂 — 大眾信心盡失,對社會整體的傷害還未全部浮現,早晚再一次打擊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若管治再有重大失誤,害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到時林鄭妳如何向習近平交代?

香港尚有特別的戰略價值和地位

澳洲總理莫里森不久前表示,若中國武力犯台,澳方將「履行支援美國及印太地區盟友的協議」。但與此同時,美國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協調官坎貝爾,向國際社會傳達另一種信息。他說,美方不會承諾,若北京動武,美國會協防台灣。他亦反對改變美方的「戰略模糊」台海政策,認為維護現狀最符合中美雙方利益。

另一方面,G7 嚴重關注中國侵蝕香港的民主、自由和人權,歐盟就暫停推動《中歐投資協定》;此外,中國和澳洲的關係趨緊張,澳洲政府取消與中國簽署的帶路倡議及諒解備忘錄,中國便無限期暫停中澳戰略對話機制下一切活動。這等劍拔弩張、對抗好像隨時會升級的國際局勢,在美蘇冷戰結束後並不常見。

中國改革開放,香港食住條水,撈到盤滿缽滿,港府國師趁勢把經濟暢旺歸因於放任商家政策,演變成管治階層的教條思想。港官要爭取商界支持,樂於配合,慢慢養成無知又自大的性格,林鄭便是當中佼佼者。舊日已離地,在新常態之下,就更加不會明白香港的獨特戰略價值所在。除了融資功能,香港還有條件幫中國提升軟實力,作為對沖戰狼外交負面影響的後著。文化央企怎樣和香港的民間社會辯證地互動 — 是硬洗腦方式抑或主力培養「勝利球迷」— 對內對外牽連甚廣,並非促成全面民心回歸,把安全系數推至最高,便化解所有管治難題。

從中國對冬奥高度重視,不難看出中共高層非常渴望贏得國際社會尊重。再者,人民銀行前行長周小川早前在博鰲亞洲論壇上透露了玄機:由於跨境支付有很多關乎其他央行貨幣主權的問題未解決,數字人幣先集中發展國內的零售系統,做好升級換代。與此同時,央行副行長李波表示,BitCoin 是「加密資產」和「投資選項」,會研究加強監管,似有意修改過往全面封殺的官方立場。如果數字人幣發展進度理想,中國便缺乏藉 BitCoin 減低被制裁風險的誘因。是故有理由相信,在可見的未來,中共仍無法靠數字化技術繞過美元全球結算體系 SWIFT。香港作為中國獲取外匯最重要的窗口,其不可或缺的作用,並不會太快消失。

在中美夾縫之間,香港的管治者自然有責任保護和善用其特別的戰略價值,這才合乎習近平的最高利益。歐盟駐華大使 Nicolas Chapuis 7 日對傳媒表示,《中歐投資協定》前景不是那麼黯然,但有必要為歐洲議會營造「政治空間」來通過有關協定。歐盟駐港澳辦事處主任 Thomas Gnocchi 則指,香港在歐中關係中有舉足輕重的位置,形容他在國安法生效後抵港履新,看到「相當消極的發展」。所謂「政治空間」,明眼人都知道是甚麼。歐盟重視民主、自由和人權,但同時希望和中國做生意,中間如何拿揑分寸,取得平衡,是一盤多方參與、互相影響和拉扯的棋。中美鬥法就更加是這樣子。香港有了國安法,政治自由和空間全面收窄,但用甚麼速度,有幾大程度,最終去到甚麼地步,涉及複雜的政治計算和操作,加上地緣政治因素環環相扣,不同的著力點會輻射出不同後果。

港府高層及負責香港事務的中國官員,理應明白政治吊詭而飄忽的性質,要有大局觀 — 港府最初要求外傭強制打針,引來菲律賓外長質疑有歧視成份;另一方面,林鄭又計劃限制查冊,多個專業界別和外國商會大力反對,擔心「鼓勵別人洗黑錢、鼓勵腐敗以及欺詐行為」。假如林鄭有綜觀全局的視野和智慧,便不會一股腦兒表忠和跑數交人頭。把港台殺死,全速幫香港熄燈,只會加快扼殺 Nicolas Chapuis 口中的「政治空間」,重蹈修訂逃犯條例時的重大錯誤而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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