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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梁文道令人討厭?

2019/12/29 — 19:14

梁文道

梁文道

梁文道向《蘋果》辭筆,可能意味著他不再寫香港政治。有人對此惋惜,但我懷疑大家惋惜的其實是很多年前的梁文道,當年他仍是一個公共知識的先行者,讀他的文字,不只是年輕一輩,連他的同代人或長輩也看到未來的可能性。很多年前梁文道已經強調常識和公共理性,雖不脫讀書人習氣,會拋書包,說理論,但用的其所,理論就可當常識用。近年他在香港轉低調,我不想陰謀論的說他投共,但他論述常識和公共理性方式,完全是針對內地社會現實的套路:先認清現實,再告訴你怎樣才是理性地面前現實的方法,而又不在政治立場偏頗。在內地,這算是一種自由派的立場。而今天的梁文道所以討厭,恰恰是他用了相同的思維去論述香港。

梁文道反港獨、反攬炒、反對裝修藍店,很大程度上不是他在政治立場上偏藍偏紅親建制,而是他堅持一種務實的理性主義:要抵抗高壓政治,不能和政權硬碰,而只能協商;而要在協商過程中不致失節,就只能依賴理性。所以當和理非仍是主流的時代,他的論述能力很容易令他穩站群眾精神導師和公共知識分子一位,問題是今天香港政治,和理非都已進化,因為很多人都認清了一個「現實」:公共理性只在治世時才有效,面對亂世,策略比理性有效。這種效益主義思維主導了今天的香港抗爭政治,致使梁文道的義務論式語論變得不合時宜。這是梁文道的誤判之一。

其二是他在自我定位上遠離讀者。近年他寫了很多關於內地官場和建制派內部的分析,這當然好,但寫得太多,難免令人覺得:他要替建制派洗白。這也貫徹了他的思維:要批評建制,先要明白建制的運作。但他的行文論述方式,卻是有一種開明建制派的色彩。我每次讀他這種文章,都不禁疑惑:難道他要當建制代言者,或向建制進言?當然現實政治中總需要有人做這些工作,但對梁文道的長期讀者(如我)來說,他昔日光環太亮,清醒而特立獨行的形象太鮮明,如今作派,即使他可能會自許是「中間派」所為,但讀者看來,就是一種投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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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輕讀者都不喜歡梁文道。而喜歡梁文道,或對他仍有那種讀者對作者的感情的,都是他的老讀者。這說明了什麼?他當年的文章實在太好了,好得我們仍能容納他在論述上和行文上的保守和落伍。不論觀點立場,他在《蘋果》上的文章,文字日漸枯燥,很多人嫌他長氣,已鮮見昔日他在文章佈局上的心思。我猜想,這種寫法比較接近內地讀者的口味,大概對他來說,內地社會思想閉塞,而討論問題,需慢慢講,才能理性地表達清楚。但香港公共領域的論述風氣已不是這樣了,我們的狀況是,論述太多,觀點太雜,我們並不需要你來替我解釋問題,我們需要的是一些能引發我們未來想像的觀點。梁文道所反對的港獨、攬炒、裝修藍店,恰恰都是這些東西。當然我們可以討論這些想像的可行性,但既然是想像,實不應在論述未成熟之前就一筆否定(這是保守建制派才做的事)。早陣子梁文道問:攬炒之後怎樣?當然我們很多人也未有答案,但他居然問得出這種問題,正正說明了兩點:一、他缺乏想像力;二、他不了解今天的香港。或者可再歸納為一點:他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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