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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 David Webb 對「限聚令」的詮釋比鄭若驊更準確?

2020/5/2 — 21:35

2020 年 5 月 1 日晚上,市民發起於沙田新城市廣場「和你唱」,大批警察衝入商場驅散,警告在場市民違反「限聚令」。

2020 年 5 月 1 日晚上,市民發起於沙田新城市廣場「和你唱」,大批警察衝入商場驅散,警告在場市民違反「限聚令」。

一位畢業於英國牛津大學數學系的投資者,居然比我們的行政長官、律政司司長及警方高層更懂得怎樣正確詮釋法律條文,為什麼呢?是否因為一個是從衛生防疫及常理角度考慮問題,另一方則從政治角度考慮問題呢?

當然,我並非完全同意 David Webb 的所有表述及分析,但他的主要分析及結論明顯是正確的。我認為一班人在公眾地方一起出現是否有「共同目的」與第 599G 章 《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羣組聚集)規例》(《限聚規例》)並非完全沒有關聯性,因為若果沒有「共同目的」,根本就不構成「聚集」,完全不受《限聚規例》的規管。但是《限聚規例》並不是禁止有「共同目的」的「聚集」,而是基於保護公共健康的原因而禁止多於 4 人的「羣組聚集」。怎樣的「聚集」才構成《限聚規例》所禁止的「羣組聚集」呢?David Webb 的分析及結論是完全正確。

特別是若果細看第 10 條,便可以看出在公眾地方進行而多過 4 人的「聚集」可分為 (1) 受禁止的「羣組聚集」;或者 (2) 執法人員可要求解散的「須解散聚集」。第 10(2) 條訂明:「如在公眾地方進行的某聚集的任何參與者,與在該地方進行的另一聚集的任何參與者,兩者距離不足 1.5 米,而該等聚集的參與者總數多於 4 人,則每一該等聚集,均屬須解散聚集。」(即是屬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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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第 10 條要引入「須解散聚集」的規定及以聚集的參與者距離是否不足 1.5 米作分野呢?這正正是清楚表達並非所有在公眾地方進行而多過 4 人的「聚集」都構成受禁止的「羣組聚集」,否則無需多此一舉引入「須解散聚集」的規定。每組不超過 4 人而兩組人之間的距離不足 1.5 米的公眾「聚集」,雖然不屬於受禁止的「羣組聚集」,但執法人員可以要求他們解散。但是若果兩組人之間能夠保持超過 1.5 米的距離,便可以達到足夠的社交距離(social distancing),不屬於《限聚規例》(1) 受禁止的「羣組聚集」或者 (2) 執法人員可要求解散的「須解散聚集」。換言之,若果總數多於 4 人聚集的參與者是分開每組不超過 4 人而每組之間距離又超過 1.5 米,便應該屬於 (3):不受禁止而執法人員亦沒有權要求解散的「聚集」。

我們必須明白《限聚規例》的立法意圖是基於保護公共健康的原因而限制社交距離,重點並非在於聚集的人是否互相認識或是否有共同目的。若果執法人員能夠摒除政治考慮而持平正確地理解《限聚規例》,便可以更有效達致保護公共健康的立法意圖及避免在執法時有雙重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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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市民在非禁煙區域聚集抽煙、在商場或公眾地方進行和平示威、在街上排隊聚集等候團體派發口罩或物資、或者進入重開的黃大仙祠參拜,無論他們是否互相認識,參與的人都可以被視為有「共同目的」而「聚集」,若果他們人數超過 4 人而距離又不足 1.5 米,便會違反應有的社交距離的限制而有機會傳播新冠病毒,應該受到《限聚規例》所禁止(特別豁免情況除外);但只要每組不逾 4 人,相互間超過 1.5 米,無論市民聚集的目的是否為政府所認可,也與危害公共健康無關,不構成違反《限聚規例》,執法人員亦沒有權根據《限聚規例》控告他們或者要求他們解散。

 

(標題為編輯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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